文章為本人於近日召開的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年會上的演講記錄稿
在過去40年裡，全球大的方向是自由貿易，其理論的基礎是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聽起來複雜，但道理簡單，假設美國在生產飛機和汽車的效率都比中國高，都比中國有優勢，這叫絕對優勢。絕對優勢是否意味著美國既生產飛機也生產汽車，不需要和中國做任何貿易呢？比較優勢理論告訴我們不應該看絕對優勢，而應該看比較優勢。如果美國生產飛機的技術優勢比生產汽車的技術優勢更大，那麼美國應該集中生產飛機。中國絕對優勢雖然不高，但我們有相對優勢，中國應該生產汽車，兩個國家就產生國際貿易。
比較優勢理論是一個靜態分析，在上述的例子裡，中國是否永遠只應該生產汽車，如果中國的技術進步使得中國也可以應該生產飛機，那麼這個調整的動態過程是怎樣的，貿易保護對於一些產業的發展是否有幫助，這就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主義，在歷史的不同階段、不同國家都曾經主張過自由貿易，但也採取過一些貿易保護政策，反映了每個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面臨的問題、挑戰和優勢。
中美相對優勢的變化
近年來，我國的貿易順差相對於GDP的規模已經明顯下降，從2007年的約8%，下降到近幾年的2%左右。美國貿易逆差有所收縮，從金融危機前的5%降到約3%，主要源於危機以後美國國內的需求降低。反觀中國，貿易順差下降存在多方面的原因：首先，過去十年地產和金融的發展，實際上引導資源越來越多的用來滿足內部非貿易品的需求，而不是出口貿易；其次，是人口紅利的變化，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所以，從相對於經濟規模來看，全球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從金融危機以後已經有所糾正。但是，為何現在美國政府認為貿易不平衡成為一個新的問題呢？首先，比較一下中美雙邊的貿易逆差和順差，中美貿易順差或者說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相對於中國的GDP有明顯的下降，表明不平衡問題得到了明顯的糾正，但相對於美國的GDP基本沒有什麼變化。當前中美統計的貿易口徑存在一定差異，即使按照美國的統計口徑來看，對於中國來說，雙邊貿易不平衡問題降低了，過去我們擔心中國貿易順差太多反映了國內經濟結構的不平衡，這不是美國人給我們壓力，而是我們自己要糾正。
中美貿易不平衡相對於中國經濟規模來講有明顯的下降，但對美國來講，貿易不平衡並沒有降低，對中國而言問題較小，而對於美國而言這仍然是個大問題。這反映了兩國經濟相對地位的變化。從中美GDP佔全球GDP的比例來看，美國雖然有美元匯率的波動帶來上下的波動，但趨勢上總體是下行，而中國是往上的，差別越來越小，這是從總量看相對地位的變化。
從結構來講，美國國內的一些問題更突出。首先，從美國的都市區社會階層分化來看，美國都市區中產階級的人數在下降，而兩端的低收入和高收入人口比例在上升，社會階層分化越來越嚴重。
其次，從美國不同階層的收入變化來看，對比1999年和2014年，不同階層的實際收入都在下降，其中，中產階級收入從7.8萬美元降到7.2萬美元。產業結構變化導致收入分配變化，促使美國社會階層分化。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一個比較淺顯易懂的原因是將其歸咎於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競爭加劇，或者說不公平競爭。
這一次貿易爭端中特朗普一直在強調互惠，比如要求中國和美國的進口關稅應該具有相同稅率。但這並不符合主流的觀點，因為國家發展階段不同，低收入國家關稅高一點是普遍接受的現實，其實在WTO的機制下也是這樣的。美國之所以關稅低是因為它是最大的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普遍關稅比較低。但中國存在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即與美國相比，我國人均收入比較低，而中國卻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規模效應使中國在很多產業的發展中具有特殊的優勢，如數字經濟、互聯網經濟等。有的商業模式和互聯網平臺模式在人口較少和經濟規模較小的國家是做不起來的，但在人口多、經濟規模較大的經濟體是可以做起來的。還有，美國指責的要求技術換市場在小經濟體難以實現。所以，中國是人均收入不是很高，但經濟總量較大，通過自身規模效應在一些新興產業、高科技產業已經能夠給美國和一些發達國家帶來比較強的競爭壓力。
總體來講，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所以關稅比美國高一些符合國際慣例，但從總量看中國又是大經濟體，規模效應帶來一般發展中國家沒有的競爭優勢，所以在現實中需要平衡這一問題。
如何看待未來貿易糾紛的演變呢？當前特朗普政府提高關稅、限制對中國技術轉讓和出口，最終會起到什麼樣的作用，併產生怎樣的影響呢？這裡我們可以簡要梳理一下其內在的邏輯。歷史上一個德國的經濟學家李斯特認為：“自由貿易是已經發展起來的國家欺負還在發展中的國家的一個藉口，自由貿易對已經佔有優勢的國家最有益”。所以英國當時在19世紀有一個階段非常主張自由貿易，主要原因在於當時英國在全球佔有絕對優勢，自由貿易對當時的英國而言非常有利。美國在歷史上的不同的階段都有很強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李斯特主張，在經濟發展的某階段，貿易保護有利於經濟發展，有利於追趕走在前面的國家。新李斯特主義的主張是對內實行自由市場，強調放松管制和監管、促進競爭、提高效率、對外實行貿易保護。實際上這不是貿易平衡的問題，而是產業政策的問題，是要扶持內部的產業。當前，特朗普實行的政策類似於李斯特主義，對內放松管制，如對能源、環保、金融放松管制，減稅等，從表面上看都是自由化和市場化的體現，和國際上的作為是矛盾的，後者實際上是對國內產業的扶持。
貿易差額的三個視角
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措施最終有沒有效果呢？如何看待未來的發展和演變？這牽扯到我們怎麼看貿易順差或逆差的來源。有三個視角：
第一個是一般大眾最為熟悉的視角，貿易差額=出口-進口，這個視角強調的是出口的競爭力，主要看匯率、關稅、非關稅的貿易壁壘，這涉及到產業政策問題。哪個行業的關稅高，哪個行業的關稅低，同時一些國家有不同形式的出口補貼，這都涉及到產業政策的問題。貿易保護措施的理論基礎就是這個視角，用經濟學的術語是部分均衡分析。
第二個是宏觀視角，強調的是一般均衡分析，注重宏觀經濟的平衡。我們的總產出中有多少用於出口？我們的消費裡面有多少是進口品？這是我們對消費、儲蓄、投資行為的選擇問題，是一個宏觀問題。從宏觀角度來理解，貿易差額=儲蓄-投資，我們每年的產出除了自己的消費就是儲蓄，消化儲蓄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對內投資，另一個是對外投資，對外投資要求貿易順差。宏觀經濟平衡問題涉及到的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宏觀的制度問題（比如稅收制度）。
上述兩個觀點在不同的時期佔的地位是不一樣的。在80年代之前，第一個觀點佔主流地位，80年代金融自由化以後，大家更多的強調宏觀經濟的平衡問題，關注的是儲蓄、投資和宏觀政策。美國之所以貿易逆差大是因為儲蓄太低消費太多。過去40年，自由化的觀點是大趨勢，但現在又開始反思產業和結構不平衡問題，比如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政策。
第三個是資產配置視角，或者說金融的視角，認為貿易差額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對外淨資產的變動，即貿易差額=對外淨資產變動。假設一個國家要累積對外資產，淨資產增加的唯一來源就是貿易順差，對外負債就是貿易逆差。資產配置視角強調的是貿易差額是由資本流動決定的。傳統的觀點是先有貿易差額，再有資本流動，或者說貿易差額驅動資本流動，比如一般認為中國的貿易順差意味中國是資本輸出國。但在金融自由化和資本賬戶開放的環境裡，實際上有時候是資本流動驅動貿易順差或逆差。
換言之，美國之所以有貿易逆差，是因為美國的金融市場發達，其他國家爭相購買美元資產。美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最有廣度的、 最有深度的金融市場，其他國家累積對外資產，美國資產必然是主要的選擇。而美元資產並不是免費的，而是用商品去交換，這必然體現為美國的貿易逆差。
什麼因素決定了一個國家對外淨資產的變動呢？比如“人口結構”，過去我們中國的貿易順差大是因為我國的人口紅利，我們要為老齡做準備，要累積資產，從分散風險的角度看必然一部分是對外資產，要靠貿易順差來積累對外資產；“發展階段”，一個國家收入水平越來越高，它的儲蓄相對就高，同樣會累積對外資產；“貨幣制度”，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意味著其他國家的對外資產配置中流動性資產主要是美元資產，比如美國國債。其實，除了流動性資產外，美國金融市場發達，其他國家的風險資產也要配置美國的資產。這裡美國金融市場的市場規模大，與“科技創新、技術進步”也存在很大的關係。投資主要看什麼呢？答案是未來的盈利，那麼未來盈利看什麼呢？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科技創新”。美國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領頭羊，儲備貨幣疊加科技創新，使得任何國家都無法與美國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相比。
上述三個視角哪個是對的呢？這可能是見仁見智的問題。首先，回顧一下過去40年主流的經濟理念和宏觀政策框架。過去40年全球經濟自由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貿易自由化，也就是主張比較優勢，各國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進行國際貿易，世界貿易組織是推動多邊貿易自由化的重要機制。第二，是金融自由化，對內放鬆對金融的管制，對外體現為資本賬戶開放。但這帶來一個問題，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會不會帶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呢？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如何解決呢？經濟發展不平衡可能體現為通貨膨脹、貿易逆差太大或貿易順差太大，也可體現為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
在過去40年的宏觀政策框架下，主流經濟觀點認為貨幣政策應該以控制通脹為首要目標，只要物價穩定，宏觀經濟就穩定，也不會產生大的金融風險，或者說在自由化的環境下金融有效把儲蓄轉為投資。那麼，我們如何防止國際貿易或國際收支不平衡帶來的問題呢？主流政策框架主張匯率的自由浮動和資本賬戶開放，通過資本賬戶的流動和匯率的自由浮動來糾正貿易不平衡，比如一個國家貿易逆差太大，匯率就會貶值，進而降低貿易逆差。
金融危機對上述的主流理念和政策框架帶來挑戰和反思。第一，控制物價不一定帶來宏觀經濟穩定。過去的20、30年主要經濟體的通脹不是問題，但發生了資產泡沫和金融危機。第二，資本賬戶的開放和匯率的自由浮動似乎對糾正國際收支的不平衡的幫助不是很大，例如，美國一直抱怨貿易逆差，當前揪住中國不放，但其實德國的貿易順差對於他的經濟規模而言更大。資本賬戶的開放和匯率的自由浮動沒有及時糾正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同時，在宏觀的不平衡之外，我們還看到了產業結構、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的全球化和自由化帶來的問題，引起反思。
具體來講，從資產配置視角來看，因為全球都追求美元資產，所以美國的融資條件就很寬鬆，這不僅體現為利率低，還體現為資產價格的上升。所以美國人的財富增加，消費增加，儲蓄下降。金融危機以後，很多人指責美國人消費太高了，儲蓄太低了，那麼美國人真的是那麼不理性嗎？答案是否定的，儘管美國的儲蓄率降低了，但美國家庭部門的資產是持續上升的，也就是說它不需要那麼多儲蓄，資產價值高了自然要降低儲蓄率。
數據顯示美國對外淨負債，且持續增加，對應的是貿易逆差，和科技創新、儲備貨幣、金融自由化都是有關係的，按照資產配置的邏輯這是經濟平衡的結果，是合理的。但問題是金融有外部性，資產價格也可能有泡沫，資產的泡沫和金融的不穩定帶來資源配置失效，影響經濟的結構和收入分配。從產業角度看，金融是美國的比較優勢，特朗普政府主張放鬆危機後的金融監管措施，但似乎又不願意接受金融的擴張對實體經濟的擠壓，要追求的是絕對優勢。而金融的外部性使得兩者之間有必然的衝突。
從宏觀角度來講，我們需要關注一個問題，那就是特朗普政府減稅、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這些財政擴張的措施意味著美國的總體儲蓄率降下降，貿易逆差還要增加，貿易摩擦問題未來幾年可能會更加嚴重。未來如何演變呢？一個可能的路徑是財政擴張導致美國的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增加，通脹上升，促使美聯儲加快貨幣緊縮，降低美國的內部需求，從而降低貿易逆差，這是一個比較理論化的路徑，這一路徑能不能實現呢？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脹是不是能夠真正的起來，財政擴張是不是會導致美國通脹有明顯的上升。如果像有些觀點所認為的，平臺經濟、數字經濟、互聯網經濟對限制成本、降低成本越來越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通脹不起來，貨幣政策緊縮力度不是那麼大，財政擴張的壓力就會更多體現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更加嚴重。
中國的應對之策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呢？我們分析美國的問題，一方面是看它未來演變的路徑，另外一方面是吸取經驗教訓。在過去全球化的四十年內，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存度大幅上升，全球產業鏈條強化，貿易戰最終的結果肯定是兩敗俱傷。所以，應該相信最終會通過談判達到某種妥協。
當前，最主要的是我們應該做好自己的事情。要擴大對外開放，提高競爭，促進效率。儘管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們有規模效應，我們在國際貿易上有一些超越了發展階段的競爭優勢的，因此，自由貿易、擴大開放對我們是有利的。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積極擴大進口，下調汽車、部分日用消費品的進口關稅等，實際是有利於中國的消費者。
同時，要促進內部的改革，實際上擴大對外開放有利於促進內部改革，很多事情通過擴大開放，促進競爭，倒逼內部改革，內部改革最重要的是放松管制。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要將增值稅三檔變兩檔，目前開始降低增值稅稅率，降低稅率只是第一步，後續可能還會有更多的措施出臺。
另外，促進公平導向的結構政策，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體現在供給和需求不平衡、金融和實體不平衡、年輕一代和老年一代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環境汙染等。但當前最大的不平衡問題是收入分配不平衡和貧富分化。促進公平導向的結構政策，首先要調整稅收結構，政府工作報告提到降低製造業的增值稅，穩妥推進房產稅立法，這都是在調整稅收結構，稅收結構的調整有利於降低貧富差距，促進消費，降低儲蓄率，在國際收支上體現為貿易順差的下降。
最後，要堅持防控化解金融性風險，堅持加強金融監管，控制地產泡沫，降低宏觀槓桿率。實際上金融自由化、資產泡沫會帶來很多問題，可能體現在貿易逆差和貿易順差上，但背後是金融風險問題。美國的金融市場太發達了，出現資產泡沫問題，這在產業方面、宏觀的平衡等經濟的各個方面都有所體現。防控化解金融風險，促進公平導向的結構政策，不應該受到與美國貿易摩擦的影響。堅持上述政策，實際上就能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我們的國際收支就能夠達到符合內部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達到符合宏觀平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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