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研究人员通常并不清楚犯罪的网络结构。一项基于上万个自我报告案例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的非法收养路径，并提出了应对建议。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十六项要求减少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据国际劳工组织（ILO）2002年的估算，全球有120万名人口贩运的受害儿童，拉美和亚洲是受害儿童的主要来源地——据估计两地受害儿童分别为55万和25万。逾15年过去了，编制可靠的数据仍是极端困难的事。目前人们参考的依旧是国际劳工组织2002年的估算数据，鲜有证据表明自那之后情况有任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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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拐卖路径和拐卖模式的了解非常有限，获取信息的途径常依赖于传闻。拐卖活动可能发生在某国内部，也可能出现在洲际公路沿线上。国际劳工组织指出，这些拐卖路径“高度复杂”，由于缺乏传闻以外的可靠数据，很难对这些复杂路径进行建模。
王真等人在本期《自然-可持续性》中发表称，他们运用新建数据库的证据，对整个中国的儿童拐卖路径结构进行了基于社会网络的系统性分析。
近年来，犯罪学家对社会网络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尤其是有组织的犯罪。许多犯罪活动本质上具有关联性。社会网络是由一系列节点和各节点之间关系构成的，它的形成场景包括：个体共同实施犯罪、个体加入犯罪集团、个体在非法市场中进行交易或互换非法服务的获得渠道和质量等信息。社
会网络不仅是合作的关系：集团或个体之间爆发的冲突（包括枪击）也可以从关系的角度加以考量。换句话说，关系很重要，关系结构也同样重要。因此，社会网络或许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准确地认识犯罪现象，也能为决策者和执法机构提供一种工具，帮助制定落实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人口贩运，包括儿童拐卖，都不能逍遥法外。
王真等人依据中国非政府组织“宝贝回家”收集的案例数据，首次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了以非法收养为目的儿童拐卖情况。他们分析了1927年9月至2017年8月期间发生的22531起省级案例和22139起市级案例的拐卖路径，发现省级网络包括34个节点（省），市级网络包括347个节点（城市），路径则为两省或两市之间的连接。
王真等人发现，五分之三的跨省拐卖拐出地集中于8个省，而四川是中国拐卖儿童的最大净拐出省。整体而言，跨省拐卖路径主要从贫困地区向富裕省份以及社会习俗重男轻女的省份转移。不过，58%的儿童拐卖发生在省内。那可以说拐卖儿童主要是一种本地现象吗？市级网络显示，42%的拐卖儿童案例发生在市内。拐卖儿童确实呈现出一种较强的本地化特征。
另一方面，跨市拐卖也不少见，并呈现出两大值得关注的特征。第一，跨市拐卖路径通常距离（相对）较短，将近一半的案例拐卖距离不到500公里（最集中的路径距离为129公里）。第二，人贩子没有明显偏向的一条或多条拐卖路径：拐卖最频繁的路径只占到一小部分，意味着跨市网络高度碎片化。本地拐卖网络的碎片化程度和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它相关犯罪活动的社会网络研究结果相符，如移民走私、人口和性奴贩运。
这些发现意义何在？虽然数据不会直接说话，但王真等人发现的网络结构符合多个犯罪组织同步运作的特征。也就是说人贩子在选择拐卖路径或改变路径时可能面临很少的阻力。基于这些条件，我们可以毫不意外地认定这个儿童拐卖网络并不是由少数组织或个人垄断的。
进一步研究需要将儿童拐卖背后的结构和组织化安排（机制）双双纳入考量范围。儿童拐卖是以（大型）组织抑或独立人贩子为主？是同一群人贩子把控整条拐卖路径还是与另一群人贩子分工协作？这些儿童是监护人或亲人主动卖掉的还是被人贩子绑架的？了解这些机制或有助于设计出更加有效的干预措施。
王真等人的文章还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鉴于儿童拐卖网络的高度碎片化，以拐卖路径为目标并非最优策略；反之，以城市为切入点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根据若干社会网络指标显示，以下5个城市值得重点关注：重庆（大多数指标排名第一）、成都、上海、北京和莆田。作者建议可以从这些城市入手，实施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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