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报》前身《陕西文化报》，创办于1958年1月，由陕西省文化局编辑出版，编委会主任鱼讯、副主任武伯纶（俗写作“伦”）。
武伯纶，西安市阎良区关山镇东兴村人。祖籍山东，其父亲挑担落户阎良。武伯纶早年做教师，参与革命活动，为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和给陕北革命根据地输送革命青年做了许多工作。建国后，主要从事教育及文博工作。
武伯纶之子武复兴， 学者、教授、诗词大家。曾任陕西省图书馆馆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陕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三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在西北大学当教授时，讲授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文学作品选、文学史和唐诗概论等，兼唐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出版有《西安史话》《唐长安旧事》《西安诗词》《西安话古》《西安行》《汉唐长安风采》《丝路起点长安》等著作。
武伯纶（资料主要来源：阎良区志2002年9月版）
武伯纶（1902～1991） 中共党员，西安市阎良区关山乡东兴村人，曾用名建刚。从三原县福音村崇美中学（现三原县徐木中学）毕业后，1921年在本村小学任教，1924年考入北平汇文学校。同年上半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他主编学校出版的《汇文学艺》刊物。1925年加入由陕西进步青年杨明轩、杨钟健等人在北平创办的“共进社”，担任《共进》半月刊编辑。
1926年秋，武伯纶由北平返回陕西，先后在渭南渭阳中学、宝鸡虢镇中学、三原中学、西安第一中学、兴国中学、菊林中学等校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等职。
1936年“西安事变”时，武伯纶在杨明轩等领导的“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中负责宣传部工作，兼任该组织创办刊物《播种者》主编，撰写《近世中华民族抗战史》一书。1937年冬和1945年秋，他和李敷仁等编辑出版《老百姓报》和《民众导报》。
其时，民盟西北地区总支部组织部长是杨明轩，武伯纶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并被任命为民盟所属青年组织——“西北民主青年社”5人小组成员之一。当时，位于西安后宰门东口的他家便成了一个小活动中心。外地来西安的革命者，常来这里隐蔽暂宿。“西北民主青年社”组织迅速发展，很快在西安师范、陕西师专、西北大学以及武功、岐山、兴平、渭南、咸阳等地建立组织机构，为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和给陕北革命根据地输送革命青年做了许多工作。
1947年夏，武伯纶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撰写《明史足徵录，明代贪官污吏考》一书及《朱明政府的特务政治》、《中国农民骚动史》、《继承五·四青年的优良传统》等论文。
建国后，武伯纶曾任西安市教育局副局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编审室主任兼《西北教育通讯》编辑、西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陕西省文化文物厅副厅长、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长、陕西省考古所所长、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主任等职。后又任陕西省博物馆名誉馆长，陕西省对外文化协会理事等职。曾多次被选为西安市、陕西省人大代表，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建国后，武伯纶多有著作。1959年撰写《西安历史述略》；1962年撰写《唐长安郊区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撰写《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一书。
“文化大革命”中，武伯纶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迫害。他一只眼睛失明，大量手稿和资料、卡片被焚烧，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1978年后，得到平反。
武伯伦晚年时，为故里关山镇东兴小学捐助了三千册图书，内容涉及辅导资料、少儿读物、文学名著等，极大地支持了地方的文化教育工作。1987年，武伯伦支持《关山镇志》成稿发行，并为《关山镇志》做序。
武伯伦于1991年9月病逝于西安，终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陕西省省委书记张勃兴及生前好友等80余人参加追悼会。
60年前，阎良人武伯纶上书习仲勋保护西安城墙
西安城墙，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城垣中保存最为完整的、规模最大的古城墙。作为世界四大古都的西安，西安城墙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海内外游客到西安必登临观赏的主要景点之一。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第一站之所以选择西安，就是看中了西安厚重的历史和厚重的城墙。为了迎接克林顿总统，在西安南城门举行了仿古入城式，以致于美国客人流连忘返。
但是人们可曾知道，西安城墙除了战火给她留下的千疮百孔外，1958年也曾面临被拆除的危险。
1982年，我在西安晚报社任记者，曾有幸访问了历史学家、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西安碑林馆长武伯纶老先生。武伯纶先生祖籍山东青州，1902年生于今西安市阎良区关山镇东兴村，他不仅满腹经纶，而且是位慈祥的老革命，他早年曾结识习仲勋，关系密切。武老谈西安的历史如数家珍。
突然，他谈起了西安城墙，他告诉记者，西安城墙虽建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至十一年（1378年），是明太祖朱元璋命长兴侯耿炳文和都城指挥使濮英负责修建的，实际上是在唐长安城皇城的基础上，扩建1/3而修成的（后来在修西安城含光门时，在城墙下发现了唐长安城皇城的遗址），因此，西安城墙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距今1300多年的唐代。
西安城墙宏伟厚重，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修建的宏伟工程之一，十分珍贵。说到这里，武老呷了口茶，神情凝重地说：西安城墙像北京城墙一样，差一点遭到被拆掉的厄运！在场记者感到十分惊讶，问：真是这样吗？我只记得我在西安市第三十五中学上学时，火车站东边的城墙被拆除了近千米，在尚勤路口，我和中学的同学曾踏着被拆城墙边缘的参差不齐的城砖，攀爬到城墙顶向城内观望呢。
武老说，西安解放后，为了打通城里与城外的交通，曾扒开了城墙几个豁口，1958年大跃进时，北京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并发展交通，把明城墙拆除，只留下了几个城楼。西安当时也仿效北京，准备把西安城墙拆除。“当时我急了，西安城墙怎能轻易拆除呢？如果拆除了，西安还能成为古城吗？”武伯纶先生思之再三，连夜疾书，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写信，请求保存西安古城墙，不要拆除（后来知道，这封信是通过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赵伯平转交给习仲勋的）。“习仲勋是陕西人，他对陕西和西安的历史是熟悉的，也是很有感情的，”武老兴奋地说：“习仲勋同志接到信后，当即批示，大意是西安城墙是重要的文物古迹，应当保护，不能拆除。”之后，在习仲勋的支持下，西安城墙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使西安城墙依法得到保护。20年后，我曾问时任西安环城建委主任史凡，史凡说有此事，但当年习仲勋的批示，因文档辗转多年，现在很难找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时任省委书记马文瑞的主持下，西安市委、市政府发动市民义务劳动，对西安城墙和护城河进行修补和清污，在城墙上修复了文昌楼和敌楼，城墙更加完整和雄伟了，护城河也变清了，成为市民休闲和晨练的环城公园。
1989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我到西安人民大厦采访，碰见省委书记张勃兴。张书记说：“习老春节回陕过年，现在大厦住，要不要一起去看望一下？”我说：“好呀！”就随张书记一起来到大厦习老下榻的房间。当时，习老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仍然是那么平易近人和慈祥，他操着浓郁的秦腔普通话与大家攀谈。他说在西安会见了老战友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及女儿刘丽贞等老同志，还问起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秦川、胡绩伟、丁济沧等曾在陕西工作过的老同志。当时，我感激地问习老：“听武伯纶说您批示不要拆除西安城墙，有此事吗？您为保护西安城墙可立了大功了！”习老笑着说：“有这么回事。对祖国文物一定要爱护，西安城墙是重点文物，应当保护！”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穿越厚重的西安城门或登临雄伟的西安城墙游览时，怎能不怀念80年代马文端和省市领导带领西安人民补修城墙、疏通清污护城河的往事？更不能忘记，习仲勋同志、赵伯平同志和武伯纶先生，60年前为保护西安古城墙免遭拆除的厄运而做出的彪炳史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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