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8年，距离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过去已经整整10年了。
这一年，梁启超写了一本书叫《王荆公》，后来也叫《王安石传》。
了解王安石，这本书是个好的入门读物。
梁启超一共写过五本传记，都跟历史上的变法人物相关。
大概也是再给他的戊戌变法反复申说，我们今天提起王安石，关联最多的一个词语，也是变法。
王安石是熙宁二年（1069年），他48岁的时候开始他的变法，他生前的沉浮，身后的荣辱都与这次变法息息相关。
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篇《游褒禅山记》写于1054年（宋仁宗至和元年），那年4月他从舒州（现在安徽省潜山县）通判任上辞职回家探亲，在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同年7月以追记形式写下此文，这一年王安石34岁
。那时候王安石的名声还是淡泊名利，遵纪守道。迂阔泥古，乃至奸邪的评语还没有贴在他的身上。
关于那场变法的前前后后的资料读的越多，再看这篇游记，你会觉得越能了解王安石的性格，
也越能理解那一场变法为何会走向那样的结局。
（二）
普通人游山，写写风景，抒发一下怀古幽情，感慨一下身世。
王安石不是，一上来先掰扯他游览的这座山到底叫什么山，而且一定要找出个合理的说法来，并且在结尾，他还要对这个问题发个感慨，学究气扑面而。
褒奖的说法是，王安石要教导我们治学要“深思慎取”。
接着就写华阳洞，有前洞，有后洞，前洞平旷，游览题记的人多，后洞难走，游览的人少。
王安石他们五个就举着火把进去了。越走越深，越走越难走，但是见到的景象越来越奇妙。
有个懈怠想退出的伙伴说：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熄灭了，然后他们就退出去了。
但是，出来他们就后悔了，觉得火把还是足够的，体力也还是有的，而且自己走的深度，比起那些喜欢探险的人来说，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
王安石很后悔，觉得自己不该跟出来，没有极尽游洞的乐趣。
一般人后悔了，懊恼吐槽几句，也就罢了，但是王安石，开始深思了：
古人为什么观察天地、山川、草木、鸟兽、往往有所得益呢？
因为他们的研究和思考深邃而广泛。这世间的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常在危险偏僻的少有人至的地方。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
仅仅有意志就够吗？
当然不，王安石继续思考，有了意志，不会盲从别人，但是你要是体力不够，也到达不了。
有了意志、体力、也不盲从别人，是不是就可以了？
还不行，因为你要去的地方，是危险偏僻的地方啊，那些幽深昏暗、令人迷乱的地方却没有必要的物件来支持，比如火把，食物等等，也不能到达。
至此，王安石提出了成功三要素：有志、有力、有物
但是，志、力、物，这成功三要素是同等重要的吗？
也不是，有时候，人得面对自己没有力、没有物的现实，这个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人的意志，是自己主观的，是自己唯一可以决定的，如果力和物都够，而仅仅因为自己的意志力不够，失败了，这简直是让人讥笑，让自己后悔啊。
所以，结论是，无论如何，我们做事、治学要尽力伸张我们的意志力，“尽吾志”。
（三）
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当年老师希望我们春游秋游后写的那种标准的文章吧。
一件小事引发我们的思考，最后联系一下现实，我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有使不完的力气，父母无微不至地供给我们衣食，老师尽心尽力教给我们知识，有充足的物质基础，我们更应该“尽吾志”啊，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里，不能让别人讥笑，不能让自己后悔。
我们看，首先，王安石的逻辑起点是：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鸟兽、往往有所得益。
但这个逻辑起点其实是有些问题的，古人不会比今人更聪明，思考更为深入，无非早些说出来，占了空白罢了。
后人想到什么，抬头看看，无比郁闷的发现，原来古人早就说了。
当有懈怠的人说：回去吧，再不回去火把就不够了。
王安石也没有迅速准确地对火把还剩多少，体力还有多少做出精准的计算，到出了洞才发觉体力火把还是大有富余的，
————可见他也是个对“力”和“物”没有精确判断力的人。
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安石以后做事方式的很多端倪。
王安石是个极有操守的人，从私德上来说，王安石是顶得住各路攻击的。
王安石是做得到富贵酒色如浮云的，他的妻子以前给他买过一个小妾，他在得知女子是因欠债被迫卖身之后，帮她还清债务放她回去。
王安石很爱学习，不修边幅，不爱洗澡，衣服也不求整洁，邋遢的形象曾多次遭人嘲笑，他吃饭也不讲究，哪盘菜摆在他面前他就吃哪盘菜，不辨滋味。
什么让他上心呢？
学习。
学习太好的人，往往容易相信一些理论的话，他又那么讲究意志力，一个非常相信理论，对很多事情有自己推论和理解的人，要“尽吾志”，那么做事情就会执着，执拗，对自己认定的事情充满自信，做什么事带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浩然正气。
王安石做过鄞（yín）县县令、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政绩斐然，并不是完全没有理政能力的纸上谈兵之徒。
他的变法，其实很超前，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今天的观念接近。
新法，最核心的是要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
他与司马光争论，说可以不用增加赋税而使得国家财用足够，大概方法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总量增加，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
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实在是不合实际。
虽然他的知音还在一千年以后，但王安石坚信这是正确的，他要“尽吾志”，无论新法遭到多少抵制，他要坚持进行下去。
如同这次在褒禅山的后洞一样，他依然算不清楚自己“力”有多少，“物”有多少。
史书上多说这次变法失败是既得利益阶层的抵制，这么讲也没有错，但妄想既得利益阶层圣人一般不抵制那是不可能的。
变法，变成什么样子是很重要，但是变法就一定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所以审时度势，用适当的方法能够控制消解甚至打压既得利益阶层的抵制才是考验变法者能力的试金石。
史学家吕思勉说：“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
司马光是王安石的政敌，我觉得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也很到位，
“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意思是，别人说王安石奸邪，我觉得这个说得太过分了，王安石是不太明白社会和人性，性子又执拗。
从这篇小小的游记，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了解到王安石其人，以及当年那场变法背后的一些微末细节。
是啊，“尽吾志”固然难，判断“力”、与“物”是否成熟足够，也同样很难。“尽吾志”是个道理，懂了就懂了，如何判断“力”与“物”是知识，没有知识，懂那么多道理也不见得有好的结果。
今天我们翻看梁启超的这本《王安石传》，想想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以及在我们周围依旧不断发生的各种改革，大概对王安石讲的“有志、有力、有物”有更深刻的理解。
（四）
今日学到：
1.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是了解王安石生平的好的入门读物。
2. 王安石游览褒禅山，把游山跟做事、治学联系起来，提出，有志、有力、有物的成功三要素。强调要成就一番事业，除了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外，更需要有坚定的志向和顽强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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