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還對艾瑪·沃森在《美女與野獸》中談了一場假戀愛歸咎於不在線的演技時，迪士尼重啟真人版《花木蘭》的選角決定再次將明星和演員的頭銜分隔開，讓仙氣飄飄的“神仙姐姐”劉亦菲混到北魏的軍營裝假小子,這樣底氣十足的勇氣來源於不知是歪果仁對於東方人的臉盲還是劉天仙喜怒哀樂都看不出的表情。
國人的驚呼根植於怕劉亦菲負載不了花木蘭這一代表國粹精神的角色，稍微一不留神的差之毫釐都有可能引起謬之千里的群起而攻之。當然，把電影當生意來做的迪士尼有自己的考量，花木蘭勇敢、獨立的人設需要一位會武術、懂英語、有明星號召力等硬性標準的演員來擔當，而劉亦菲的自身條件契合了這樣的機遇。
記得當年，陳凱歌把梅蘭芳的角色給了黎明時，國人無法想象流行天王翹起蘭花指唱大戲是怎樣的彆扭和不應景，結果是放眼四海之內，也只有黎明與梅蘭芳的氣質最符合。演員在導演的調教下才能放出該有的光彩，就像鞏俐之於張藝謀，趙濤之於賈樟柯，劉德華之於杜琪峰，余男之於王全安。
王全安時代，余男是靈動的、生活的、陽光的。所以到目前為止，個人最喜歡的依然還是《月蝕》。當一行三人坐在敞篷車內等火車時，胡小兵已悄然坐到了余男身後。寒冬的晚上，前面是呼嘯而過的火車，左邊是凍得不停搓手的未婚夫，後面是陌生男人呼出的哈氣和有節奏的心跳，裹著頭巾的余男已感受到這種背後的注視，或許是她覺得頭巾是這種注視下的一種隔閡，或許她想化解性別制衡下的尷尬，禮貌且有意的把頭巾摘下又戴上的小動作把女人的嬌羞和第六感帶入場景的同時也彰顯了余男自然而不做作的演技。
片中另一感人的地方是，佳娘和小兵坐在黃色面的裡，前面擺著《泰坦尼克號》的海報相冊，兩人在聊著各自的十年計劃和目標，車玻璃外閃爍的霓虹燈在慢慢升起，至到托住兩個人的頭。兩人在車內內談論理想的火熱與大街上的黃牛黨為了生計兜售電影票凍得哆嗦形成鮮明的對比，人與鹹魚的區別就在這鏡頭裡的車內車外。在迷亂的大城市，每個人都有理想，尤其底層小人物的理想更顯彌足珍貴，這是一個城市的活力和吸引力，在幫助小人物成就好事情的同時，城市也在為自己添彩。
同樣這種冷靜而又剋制的手法在《喜劇之王》中也可以看得到。當“出色的坐檯小姐”和“出色的死跑龍套”成為尹天仇和柳飄飄互相鼓勵對方的話語後，碾碎自己給人看的心態被展現的一覽無遺。尊嚴體面的生活都想擁有，階段性的勝利需要階段性的祝福，坐井觀天的狹隘有時是阿Q精神勝利法的自我安慰。他們不相信鷂子翻身的結局會出現在自己身上，這樣的幾率只能出現在影視劇中。當柳飄飄望著大海說到，“前面一片漆黑，有什麼好看的？”尹天仇說：“天亮了，就會變漂亮的。”所以，有夢想的鹹魚更需要鼓勵、刺激、引導和分享。
所以《月蝕》中余男帶給觀眾的是真誠和執著，她把最飽滿的熱情和反應奉獻給了這部片子，那種原始、粗放、感性的靈動是以後的電影不曾尋到的，王全安在她身上找到了讓觀眾為之共鳴的理想和激情，這是那個時代最緊俏的產品。
之後的《驚蟄》和《圖雅的婚事》讓余男成了牆內開花牆外香的代名詞，扮農村婦女和說方言成了中國女演員走向國際的捷徑，力證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最好途徑就是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但自從王全安拍了《白鹿原》後，這種路線就開始失效了，分道揚鑣的余男也成了寡婦怨女的專業戶。
《殺生》裡的啞巴馬寡婦、《無人區》中夜巴黎的鋼管舞女、《北京愛情故事》中滿身洗衣粉和油膩味的中年人妻、《智取威虎山》中的壓寨夫人。這樣在男人堆裡冒出的角色形象要求性感、冷豔、魅惑、陰鬱。
用一綹頭髮遮住眼睛，微翹的嘴唇成了整個面部的唯一表情符號，麻木呆板的臉上永遠洋溢著一種“別惹老孃”的警告，這樣類型化、臉譜化的角色考驗了余男帶給觀眾不重樣感受的演技，還好，每個角色都比較生動和富有張力，但對余男來說有點大材小用。另外，這種陰氣太重的形象需要更加陽光的角色來調和。我們還是喜歡看到余男在《月蝕》當中那張自然得體、生活化、梳著小髒辮的臉，喜歡看到在霓虹燈映襯下談論理想時會發光、會閃爍的眼睛。
當年，《藍宇》之後的劉燁也曾一度被娘化，雜誌寫真也是一水的文藝小青年。《無極》中抱著張東健的享受表情被惡搞，“鬼狼”的扮相還被網友戲稱為“一人成功飾演黑白無常”；《滿城盡帶黃金甲》中與繼母的亂倫、與宮女的偷情，最後孱弱病態的出現在大典上，這種累加的陰氣猶如劉燁頭上的烏雲走不開，口碑的撲街也讓劉燁成了電影的擋箭牌。還好，之後連接兩部《硬漢》，瘋狂的健身加上蛋白粉和雞胸肉的補給讓他成功驅趕走了陰氣，那個陽光、開朗的東北大男孩又回來了。
《戰狼》中的龍小云和《敢死隊2》中的Maggie讓觀眾看到了余男身上的英氣和霸氣。所以，事後諸葛一番，不管是機遇還是挑戰，花木蘭的角色或許讓余男來試試，她太需要這些讓陽光照進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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