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考古材料显示，始建于西周时期的城池中没有规整矩形平面的，为何如此？
在仰韶文化聚落半穴居建筑的营造上，形成了方形平面高于圆形平面，和建筑室内的西南为长者之位、中央为通神节点以及东北为神灵停栖之所的概念。将这种概念移置为城池的布置规则，导致了以西南向东北为关键性礼仪路线，规整矩形平面高于圆形平面，且在规整矩形平面的基础上城池的西南隅完整和扩张、东北角完整为城池高水平满足祖宗祭祀要求的表达，而西南隅压缩、东北角缺失为降低祖宗祭祀满足水平的规则的存在，并以城池平面形态对于祖宗祭祀的满足水平和城池尺寸等结合，共同确定城池在国家秩序中地位的做法的出现。从先秦时期城池的情况看，殷人或者实行以规整矩形作为城池形态等级序列中的一个层级的制度，到了西周，方形平面应该不在一般的城池形态等级序列的选项之内（王鲁民，2017）。对于本文，这是问题讨论的基础。
1 西周时期的城池
虽然现在发掘到的始建于西周时期的城池遗址有多处，但是部分城池的平面轮廓并不完全清晰，本文仅结合平面轮廓较清楚的城池遗址加以讨论。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这种说法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更早时期制度的内涵，也就是说，当时的“都”不仅指周王朝之首邑。西周实行分封制，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封地的主邑也可以设置诸侯的先君之主；诸侯又可封卿大夫，卿大夫封地的主邑也可以设置卿大夫的先君之主，这种情况就必然导致整个国家有许多不同等级的“都”。就此或者可以说，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文化条件下，只要是都城就要对祖宗祭祀负责，并且在周王室讲求礼仪与秩序建设的要求尚能得以贯彻的西周，只要是都城，就应会对城池的西南隅乃至东北角进行加工，以与其他条件结合起来确定自己在国家秩序中的地位。
西周时期平面情况较清楚的城池中，西南隅和东北角做了特殊处理的有8处（图1）。已有研究表明其中的5处为都城。
图1 西周时期西南隅和东北隅有特殊处理的城池实例
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鲁国都城，城垣修筑年代尚有争议，发掘者认为现有城圈至少形成于西周晚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2），但也有学者认为最早的城垣大致属两周之交或稍晚（许宏，2017），城池平面为西南隅压缩、东北隅缺失的形态。山东龙口归城始建年代不早于西周中期，一般认为是莱国都城（李步青，林仙庭，1991），城址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城南半部向西侧凸出形成西南隅的扩张，外城南依莱山，城垣依隆起的山脊堆土夯筑。江苏武进的淹城始建于西周晚期，有学者认为其是商末周初山东奄国逃迁到江南所筑之城，也有认为是当地土著淹国的都邑（许宏，2017），城址由“三条环河四套城”组成，平面呈西南隅压缩、东北隅弧形缺失的形态。山东滕州薛国故城的西南小城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薛国都城（徐龙国，2013），小城始建于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平面为西南隅压缩、东北隅完整的形态，小城内还有始建时间不晚于西周早期的内城（许宏，2017），内城平面为西南隅、东北隅均缺失的形态。山东高青陈庄的西周城址可能始建于西周早期，有学者认为其是齐国早期都城营丘或薄姑（李学勤，等，2011），城址南墙仅存部分，但从城壕走向看，南垣西段应向内收形成压缩，城址东北隅则为弧形缺失。其它3处已有研究未将它们定为都城，但从种种迹象看，其也应为某一等级的都城。
首先是河南洛阳汉魏洛阳故城下的始建于西周时期的城址，其平面为西南隅稍向外突出、东北隅折角缺失的形态，西周初年曾在这里安排殷民营地为雒邑的修造提供劳动力（王鲁民，2017），西周中晚期修建了城池，《史记·管蔡世家》记载武王克商后“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三监之乱后“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可见西周初年曾分封诸侯国管理殷遗民，这个安排有殷遗民的地方应最终成为了负责管理殷遗民者的封国。其次是河南荥阳官庄城址，其由大城、小城及外壕组成，整体上呈西南隅突出、东北隅缺失的形态，官庄城址存续时间较短，始建于西周晚期早段，春秋早期即遭废弃，从地望上看其符合“地近虢”的记载，文献记载郑国东迁后“四年灭虢”，官庄城址的兴废可能反映了两周之际诸侯国政治更替的历史事实（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16），推断其为郑国东迁过程中的临时都城应该不错。第三是陕西凤翔水沟遗址，其夯土城墙的时代最有可能建于先周或西周时期（徐天进，2006），或者说商周之际（张天恩，2010），城墙依坡势而筑，平面呈西南隅压缩、东北隅缺失的形态，与当时中原地区围圈的平面有神韵上的相似，且垣内规模达到100万m2，应可以认定其为中心聚落，即某一等级的“都”。
以上在城池的西南隅和东北角做了特殊处理的城池均可推定为不同等级的“都”。依照前引《左传》所述，“都”不仅在特定地区的聚落体系中处于最高等级，并且其聚落的防御性墙垣可以厚到其上可以安排兵丁驻守，而可以安排兵丁于其上驻守的墙垣才是所谓的“城”（王鲁民，2017）。而正是这种厚重的防御设施使得这些“都”的防御性墙垣才能够较好地留至今为我们所见。
从功能的需求看，除了都城以外，或者还有一类场所需要厚重的墙垣来围护，那就是设于特殊地点、专门用于军事防御的驻兵之地，亦即单纯性军事寨堡。这种军事寨堡不仅不需要对祖宗祭祀负责，并且在祖宗祭祀对于秩序建构居于主导的时期也无地方行政职能，故在形态设定上缺乏形式性追求。这就导致了这种军事寨堡应该以等级较低的圆形为基础，结合地形随宜设置城池。由是，这种城池的形态，对应于当时的制度，应该是形态含混不清的东西。
除了上列8座都城外，可以明确地勾画出城池轮廓的遗址中，有4处城池的西南隅和东北角的刻意性处理含混不清（图2）。其中2处平面为类圆形，一处是湖北麻城余家寨城堡，其为西周王朝所辖“汉阳诛姬”的一支建立的军事要塞（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黄冈市博物馆, 麻城市博物馆，2006），城池高出地面3—7m，防御性质显著；一处是湖北天门土城，发掘者推测其为西周时期的城堡（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1993），土城高于地面，周围为宽约80—100m的环形壕沟，具有很强的军事防御性质，应属军事寨堡。还有1处明显结合地形修筑，即始建时间不早于先周晚期的陕西宝鸡蒋家庙城址，已有研究认为其作为防御和应急性设施的可能性很大（徐天进，等，2013），城墙依地势修筑在临河的塬边坡地上，北、西、南三面围合，东侧开敞。另外1处城池虽然也结合地形修筑但不属于中原文化的范畴，即甘肃礼县西山城址，城址的始建年代尚不清楚，但城墙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已遭毁弃，故其建造和使用时间进入西周应该没有太大疑问，发掘者推测为秦人的早期都邑犬丘（早期秦文化研究课题组，2008），这种推断应该不错，这样，或可认为此时秦人还未按照中原的习俗建造主邑。
图2 西周时期西南隅和东北隅刻意性处理不明确的城池实例
以上始建于西周时期的12处城池，除了未采用中原习俗的礼县西山城址，其他11处城池的性质不是都城就是军事寨堡，这应该就是我们在现知的西周时期始建的城池中不见规整矩形平面的原因。
2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池
春秋战国时期新筑了大量城池，现有的考古材料显示，在不规则平面的城池之外，开始出现规整矩形平面的城池。
基本确定为始建于春秋时期、平面形态较清楚的规整矩形平面城池有3处（图3）。湖北大冶五里界春秋城址始筑于两周之际，使用年代下限为春秋中期偏晚，发掘者推测其为在矿冶密集地区修筑的城堡，并派驻常设机构对铜矿采冶进行管理（朱俊英, 黎泽高，2005）。山西闻喜的大马古城是晋国的清源城，其地处晋国边界与戎狄接近的地方，发掘者认为其与军事防御有关（陶正刚，1963）。河北临城临邑古城为南北纵长的矩形，发掘显示城基为春秋所筑，应为晋国的临邑，《左传·哀公四年》记载“赵稷奔临”即指晋临邑（河北省临城县城建局城建志编写组，1993）。
图3 春秋时期规整矩形平面城池实例
基本确定始建于战国时期、平面形态较清楚的规整矩形平面城池有8 处（图4）。其中的5处已有研究进行了相关考证。山东章丘东平陵故城和高密城阴城分别是齐国的平陵邑和重要城邑高密（徐龙国，2013），安徽固镇谷阳城应为战国晚期谷阳县所在（赵东升，2014），内蒙古呼和浩特陶卜齐古城和卓资城卜子古城均为赵国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障城类城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2011）。有3处已有研究未推测城址性质，不过现有资料表明其中的两处应属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址，内蒙古奈曼旗的西土城子古城，城内西北角依托西墙和北墙筑有一小城，南门设有瓮城，西土城子古城北据燕长城仅二十余里（李福，1978），其应为燕国长城沿线的障城类城址；河南荥阳京城故城（京襄城） 平面为南北纵长的矩形，城垣修筑时期尚不明确（顾万发，2016），不过，《史记·郑世家》记载：“繻公十五年，韩景侯伐郑，取雍丘。郑城京。”该城可能是此时所建，当时郑国面临韩国的征伐，亟需提升防御能力，因此应出于军事目的建设了城池；还有一处是河南高平寺汝阳故城，其创建于战国，城内发现有楚国蚁鼻钱（谢辰，2015），应是楚国北方的县邑。
图4 战国时期规整矩形平面城池实例
由上可知，这些规整矩形平面城池均不为都城，其中临邑古城、东平陵故城、城阴城、谷阳城、高平寺汝阳故城基本可确定为县邑城，而大马古城、京城故城、陶卜齐古城、城卜子古城和西土城子古城是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址，五里界春秋城址则是为管理矿冶而修筑的城堡。
从这些城池的性质看，规整矩形平面城池的使用是与不具备祖宗祭祀功能，但又有足够礼仪需求的聚落的出现相关。
春秋时郡、县等较早设立的是晋国和楚国，初设之时多位于边境地区且直属中央，意在加强边防和利于攻守，楚国曾灭边境小国设县。郡、县的管理者对郡县所辖之地有管理之权而无所有之权，同时能者就任并常常更替而较少世袭，郡县的地方机构实际上相当于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冉光荣，1963），也就是中央政府为管理郡、县的派出机构。由此可见，郡、县以及为管理矿冶资源而派驻常设机构进行管理的城堡等新的城邑类型，首先是不设置“先君之主”和没有祖宗祭祀需求的，但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有对礼仪和秩序进行控制以便实施统治的需求。而规整矩形平面各方面的优势满足了这些城邑类型建设的需要：首先，规整矩形平面的城池无论在测量上还是建造上都更为便宜，在地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容易进行施工；第二，更便于开展各种仪式性活动、营造礼仪秩序；第三，中国传统建筑的平面也多为规则矩形，城池采用规整矩形平面使得建筑与城池能够更好地配合。与传统的“都”相比，使用规整矩形平面是表明与祖宗祭祀无关的手段；与传统的寨堡相比，规整矩形平面比原来那些难以归纳的平面更有利于隆重空间的塑造。
从逻辑上看，正是出于加强边防而设置的郡、县城对规整矩形平面的使用，带动了同样为了军事戍守而设立的军事寨堡也开始使用规整矩形平面。同时，军事寨堡自身也有使用规整矩形平面的内在缘由，除了那些规模较小仍为单纯防御性的军事寨堡，一些军事寨堡有居民居住并承担地区的行政管理职能，这种军事寨堡或可称作复合性军事寨堡，其自身的礼仪需求促使了它们使用规整矩形平面。
观察各诸侯国的都城，发现它们均在城池西南隅或东北隅进行形态改变，不过，在一些春秋时期的都城遗址上，我们看到了一系列以方形为基础，西南隅和东北角做出微妙变化的实例。我们认为，西周末年，地方势力兴起，城池建设成为各诸侯国加强自保和自重的手段，针对这种形势，周王朝当有一个对既有城池建设遗产重新认知和秩序重整的过程，似乎是在这个过程中，规整矩形开始获得人们的关注。但拘于对祭祀的关切，此时的都城仍不使用规整矩形平面，春秋时期真正使用规整矩形的，是那些本来就没有祖宗祭祀需求的郡县治所。
不过，也有一些无祖宗祭祀需求的郡县城和军事寨堡采用了西南隅、东北角做出形态变化的平面。郡县城如始建于战国晚期的天津宝坻秦城，发掘者推测其始筑时为燕国右北平郡郡治（纪烈敏, 张俊生，2001），平面西南隅扩张而东北隅完整；再如河南伊川的新城故城，战国中晚期韩国设置新城县并筑城（赵晓军, 屈昆杰, 周鼎凯，2013），城址由内外两城组成，内城位于外城内东南角，整体呈西南隅突出、东北隅完整的形态。军事防御类的城邑如河南登封的阳城城址，其春秋晚期开始修筑、战国时期继续构筑，是郑、韩两国都城西面的军事重镇（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1992），平面为西南隅压缩、东北隅均缺失的形态。
在我们看来，除了存在将之作为临时都城的考虑的可能之外，没有祭祀需求的城池使用对祭祀有反应的平面主要是“礼崩乐坏”所致。“礼崩乐坏”不仅表现为以下僭上，即低社会等级者冒用高社会等级者的制度，更是过往的制度被遗忘和滥用。秩序的混乱自然使得城邑是否有祭祀需求与城池形态是否表达祭祀关联性的减弱，进而使这种文化传统逐渐被遗忘而沉入历史。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伐灭边境小国并在既有城中设县的做法也造成了视听的混淆，会使人们忘记特定城池形态与祖宗祭祀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规整矩形平面城池在建设和使用上的优势就会特别的凸现出来，促成文化传统的遗忘并最终导致更多地选用规整矩形平面城池。
3 秦汉时期的城池
秦代在筑城方面并不积极，城址中确认为秦代始建的很少。目前城垣情况较清楚的，可推断建设于秦代的有位于陕西临潼的新丰故城一处。新丰故城是秦代的骊邑，汉代的新丰县，城墙内遗物均属秦代，发掘者推测城墙修筑年代当在汉代以前（林泊，1993），城池平面呈规整矩形，称作骊邑应表明其与都无关，而采用规整矩形平面也是为了不对祖宗祭祀作出表达。
秦代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帝国并普遍实行郡县制，同时也对旧有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破坏。丞相李斯认为当时“诸生不师今而学古, 以非当世, 惑乱黔首”，并谏言“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 悉诣守、尉杂烧之。” 焚烧历代典籍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当然有助于新制的推广，但典籍的严重散轶也导致了已有文化传统相当的毁坏。所以《史记·儒林列传》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秦人城池建设上的不积极，郡县制的普遍实行以及文化传统破坏导致的旧有制度的磨灭，必然使得城池形态的选择上与祭祀相关的营建观念进一步被历史遗忘。
刘邦赢得楚汉相争的胜利后定都长安，汉惠帝时建设了长安城的城墙，长安城轮廓曲折多变，平面上使用了西南隅双向折出、东北隅完整硬挺的较隆重的表达祭祀的做法。汉长安城在形态上与西汉以前众多都城的平面有关，其西南角和东周雒邑的西南角相类，西北城墙的曲折和赵邯郸西北墙的曲折相类，其东北隅完整硬挺的形态又和洹北商城相类，正南门安门整体向外突出的做法在偃师商城西南小城、曲阜鲁国故城、楚都纪南城上可以看到（王鲁民，2017）。
东汉人张衡在《西京赋》中记述西汉长安城的营建时仅仅是说“于是量径轮，考广袤，经城洫，营郭郛，取殊裁于八都，岂启度于往旧。”虽然明确了西汉长安城的形态是前朝制度集锦式的产物，但却并未指出采用这种形态可能带来的祭祀效用和价值。很可能长安城的形状选择仅仅是对于早期形式的机械摹仿，当时人对其中表达的祭祀含义已不甚了了。
西汉初年在行政制度上实行“郡国并行制”，在这一体制下，一部分郡县直属中央政府所有，一部分郡县分属分封的各个诸侯王国。国君直属的郡设郡治，诸侯王国设国都，下辖一个或多个支、边郡。郡下设县以及与县建制地位相当的道、侯国和邑，道设于少数民族地区，侯国是列侯的封地，邑是太后、公主的食邑，邑和侯国同属中央直辖。
从逻辑上看，这些诸侯王国具有一定分封性质和祭祀权力，而普通的郡县城则没有祭祀上的需求。不过西汉的分封和周代的分封已有很大不同，各诸侯国立、废频繁，权力受到限制，祖宗祭祀在城池等级上的决定性作用势必受到挑战，加上历史遗忘导致的制度混乱，这不仅会导致原本的诸侯国都城被用作一般的郡县治所，还有可能促使规整矩形平面的城池被用作诸侯国都城。
西汉时，众多建于西汉以前的城池的完整城圈被利用作为诸侯国都城、郡县治所等。从没有祭祀需求的郡县治所对旧有城池的沿用情况看，无论是对祭祀不做反应的规整矩形平面城池还是对祭祀有反应的不规整的城池均可沿用作为郡县治所，这和春秋战国时期郡县治所对不同城池平面的混用情况是一样的。不过，西汉时期在具有分封性质的诸侯国都城对旧有城池的沿用上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些诸侯国都城不仅沿用对祭祀有反应的城池，而且规整矩形平面的城池也被沿用作为诸侯国都城，现知的沿用了先前的郡县治所而且城池平面为规整矩形的诸侯国都城共有两处，分别为山东济南的东平陵故城（图4-a）和山东高密的城阴城（图4-b）。东平陵故城在汉初为博阳郡下辖县治，后为济南郡治所，吕后元年割济南郡封其侄吕台为吕王，文帝时封齐悼惠王子刘辟光为济南王，吕国、济南国均以东平陵故城为都。高密城阴城在西汉初为胶西郡治所，文帝时封齐悼惠王子刘卯为胶西王，宣帝时又封广陵王子刘弘为高密王，胶西国、高密国均以城阴城为都。这种做法突破了春秋战国时期都城不用规整矩形平面的传统，结合上文提到的汉长安城的情况，可以认为汉初时与祭祀相关的城池营建传统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当然有助于规整矩形平面城池的推广。
秦人“墮坏城郭”的举动导致大量的城池遭到破坏，加上其在城墙建设上的不积极，西汉接手的各类城池实际上已经千疮百孔。汉高祖六年颁布了“天下县、邑城”的政令，这一方面包含了对旧有城址进行加固修补后的重新使用，一方面也应包含广筑新的城池。随着历史的演进，郡县制主导下的西汉中央集权政体逐步确立，西汉初年实行“郡国并行制”时，分封制和郡县制共同构成国家权力的控制系统，经过文帝、景帝对诸侯国权力的不断削弱，武帝时推恩令等政令的实行大幅度削减了分封制在国家权力建构中的地位，使得郡县制真正得到落实并成为国家权力构成的主导系统。因此，以汉武帝时期为界，分别观察前后两个时期新建城池的情况是有一定意义的。
据统计，目前平面轮廓较清楚的始建于西汉时期的城池共有63处。其中建设于汉武帝时期以前的城池共有22处，规整矩形平面城池有3处；建于汉武帝时期及其以后的城池有33处，规整矩形平面城池有21处；修筑时期无法确定的城池共有8处，规整矩形平面城池有4处。从数量上看，在郡县制正式确立的武帝时期及以后，规整矩形平面城池的个数和占比均显著增长；从性质上看，包括诸侯国都城、郡治、一般县治、属国都尉治、西域属国都城、陵邑和县级以下的乡、亭、里、邮、都尉府、障城等在内的各类城池均有使用规整矩形平面的实例，可见其适用的普遍性。
这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汉代晚期赵国新建的都城邯郸新城（段宏振，2009），其平面为南北纵长的规整矩形（图5），邯郸在汉景帝之后一直作为赵国都城，因此邯郸新城修建之时是作为诸侯国都城的，这种情况显示即使有分封性质的诸侯国曾经沿用过对祭祀有反应的城池，在新建设城池时，规整矩形平面却是优先选择的对象。
图5 西汉邯郸城平面图
虽然规整矩形平面城池有很多优势，但一些西汉时期新筑的城池仍然采用了对祭祀有反应的平面，它们既包括诸侯国都城也包括一般的县邑城。诸侯国都城如改建修筑于文帝时的河南商丘老南关宋城，改建时为梁国都城，改建后为西南隅突出、东北隅弧形缺失的形态；如完全新筑于文帝时的河北蔚县代王城，修筑时为代国都城，平面为西南隅、东北隅均缺失的形态；再如改建修筑于武帝时期以后的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汉代新城，很可能是鲁恭王都城（张学海，1999），平面为西南隅、东北隅均缺失的形态。郡县城如改建修筑于西汉早期的湖北赤壁土城，是西汉时的县治，改建后为西南隅压缩、东北隅完整的形态；如修筑于汉初的湖北蕲春罗州城，是江夏郡蕲春县治所，平面为西南隅突出、东北隅缺失的形态；再如修筑于武帝时期以后的广西兴安七里圩王城，是零陵郡始安县治所，平面为西南隅压缩、东北隅完整的形态。在旧有城池基础上改建的城池应部分受到原有城池形态的影响。但完全新建的诸侯国都城采用对祭祀有反应的平面，应和汉长安城一样仅是对原有城池形态的机械模仿；而完全新建的郡县治所采用对祭祀有反应的城池形态，则是因为历史的遗忘使得原来与祭祀相关的文化传统转变为非制度性的草根文化。单纯的机械式模仿以及非制度性草根文化的生成，也就导致相应的做法不可能成为一种可以延续的制度了。
在规整矩形平面城池的使用逐渐增多之时，《周礼》的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升，王莽时，《周官》得到相当重视并改称《周礼》，置博士授业而广泛传播。从历史变迁的趋势看，正是越来越多规整矩形平面城池的使用，才使得被补充作为《周礼》一部分的《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样秩序严整的城池营建思想的传播成为可能，反过来，《周礼·考工记》相关内容的广泛传播也进一步促进了规整矩形平面的推广。
4 结语
目前所见西周时期的城池主要由各等级的“都”和军事寨堡组成，遵从中原传统的“都”采用在西南隅和东北隅进行特殊处理的平面是满足不同水平祖宗祭祀要求的表达，不在常规等级序列中并缺少形式要求的军事寨堡则使用历史上低等级的圆形和结合地形随宜安排的平面。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伴随着郡县制的出现，产生了没有祭祀需求但有仪式性需求的城邑类型，而规整矩形平面自身的各种优势使得其在这些城邑上开始使用；另一方面，“礼崩乐坏”导致历史的遗忘使得没有祭祀需求的城邑类型也可以越制使用有祭祀意义的城池平面。由于秦代郡县制的普遍实行和对旧有制度的大规模毁坏导致城池形态表达祭祀的文化传统进一步被遗忘，西汉时对汉长安城形态中蕴含的祭祀含义已经很不明晰，汉初诸侯国都城对规整矩形平面城池的沿用表明当时旧有制度的完全混乱。当历史上的文化传统被逐渐遗忘的时候，城池建设上的理性让规整矩形平面的优势被广泛认识，并随着汉武帝时期郡县制的正式确立而在各种类型的城邑上普遍使用，甚至包括新建设的诸侯国都城。在规整矩形平面城池被广泛使用的前提下，《考工记》中所说的“营国制度”才有可能被接纳，并最终成为后世城池形态确定的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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