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曙：中国篆刻源远流长，从秦汉到明清乃至当代，艺人们勇猛精进，创造出一部流光溢彩的篆刻风格史、创新史，特别是丁敬、邓石如之后，篆刻的流派特色更加明显。到了现当代，齐白石又以猛利痛快的单刀开创了强悍激越的新面貌，来楚生以朴质老辣、雄劲苍古的鲜明风格独树印坛等等。总之，无数印人都在前贤的基础上求索。你是当代最具有代表的篆刻家之一，全面了解你九十年代之前的作品还是1990年上海书店出版的《石开印存》。你在印谱后记中，谈到你的艺术观点。你认为艺术风格应尽早地定型，定型之后再在这个模式下尽力去求得无限的丰富和变化，这种看法很有独到之处。
石开：这就要牵扯到艺术的终极追求问题。艺术到底是为了什么？当然这问题不是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各门类的艺术及艺术家个人的终极追求可能是千差万别的。概括起来大概不外三个方面，即艺术表现社会、人生和性灵。从艺术门类来看，文学主要表现社会与人生，当然也表现性灵，音乐则侧重表现性灵，绘画可同时表现三者，但落实到画派及画家个人则有所区别。书法、篆刻从所表现的领域看，我以为它可深入性灵，涉及人生，但很难表现社会。书法篆刻作为一门艺术，折射出的是社会人的追求，而具体到每个人来说，体现的则是个人的性情。韩天衡先生追求多面貌的表现形式，有反映人生的倾向，我的倾向则是性灵。表现个人性灵，面貌就不能不单纯化，如内向、沉稳的人就适宜选择工整、严谨一路的艺术风格。总之，若你将艺术的终极追求定位在性灵上，你的艺术风格就很自然，不会朝三暮四。
朱天曙：从艺术风格看，赵之谦是多样性的，齐白石、黄牧甫是单一型的。赵之谦能够把权量诏版、砖瓦碑刻、帛布镜铭的文字都巧妙地运用到篆刻中来，作多姿多彩的字体，开一代风气。而且在边款上也做了极大的创造，魏书入款，阳刻形式、人物走兽等使边款具有相对独立的丰富的表现力。前一段时间见到书店有钱君匋先生专门刻边款的集子，恐怕也受赵之谦影响的呢。
石开：赵之谦的风格多样性正体现了他对艺术性灵化的藐视，对他来说也许艺术本身就是玩玩而已，是一种正业之外的游戏。既然是游戏，则自然要花样百出，变化无穷才好。看过赵之谦的手札、文章就知道，艺术之道非其本意，他是希望以道德文章名世的。但这种愿望在后来的生活中不断受到挫折，而作为书画篆刻家却声誉日浓。赵之谦在篆刻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印外求印”，开拓了篆刻取材的思路。当然，他本人的作品也极为精到。但我只喜欢他，不崇拜他，原因就在于他的艺术精而不专。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吴让之和稍晚于赵的吴昌硕和黄牧甫。
朱天曙：我记得赵之谦有一方“丁文蔚”印，用单刀直冲的猛利刀法，大刀阔斧，开齐白石大气淋漓的印风之先。还有他的“灵寿花馆”一印，用错落参差的线条和平直巧妙的章法给黄牧甫的启示，使黄氏能在平正中求变化，独树一帜。
石开：是的，从这一角度看，赵是了不起的，也许没有赵，也就不会有黄和齐了。
朱天曙：艺术有“道”与“技”之别，传统的说法比较含糊。我是主张“道”“技”并重，你怎么看？
石开：体现人类精神的理性方面有哲学，体现精神的游戏有艺术。艺术作品不是板着面孔说话，艺术应当是轻松的，给人以愉悦的。但许多艺术作品也是体现“理”的。我不赞成艺术是一种教化，也不赞成仅是一种趣味的，而应该既有比较深沉思想的一面，又有让人轻松接受的一面。所谓“道”，即是艺术思想的一面，而“技”应该以轻松自然为好，“技”是艺术形式，“道”是艺术灵魂，或者说是艺术的“内容”。没有“内容”的形式是一副面具，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一堆剥了皮的骨肉。
朱天曙：现代篆刻是传统的延伸，发展了传统，前贤创造出的文化传统我们不能抛弃。
石开：我们今天从事的各类艺术活动，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在延续文化而不是在创造文化，是不断用新的方式、智慧来呵护优秀文化。要割断延续，自起炉灶，实际上是极难形成气候的。
朱天曙：这就使人想起扬州八怪。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他们是激烈的、反传统的，其实种“怪”，只是打破旧有的某种形式。而其内核仍然是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我觉得你近几年的篆刻作品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做”印，“做”的成分很多，而且“做”的很诡秘、很朦胧。
石：我近来的篆刻风格与以前的不大一样，以前的干净利索，现在的粘粘糊糊。李刚田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印章有“做”的痕迹。我不知他所说的“做”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一种深加工，那显然是他没有看到我刻印。其实我刻印是一次性的，虽然不很干净利落，更不一挥而就，但也绝没有任何“加工”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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