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繼西晉滅亡以後南北長期分裂又重新走向統一的兩個王朝。經過二百七十多年分裂又重新建立的統一國家，不管在政治、經濟、文化哪一方面，都有突飛猛進的發展，致使中國封建社會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所以，隋、唐王朝不僅在中國歷史上佔著極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當時的世界上也佔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隋唐王朝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六世紀末到九世紀末的世界上，隋、唐王朝是先進的、強大的、文化高度發展的國家。她在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曾經發揮過先導作用、楷模作用以及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作用。
一、先進的社會制度
中國自什麼時候進入封建社會，史學界至今尚無一致的看法。筆者同意郭沫若同志的意見，戰國是封建社會的開始。這就是說，到公元581年楊堅建隋時為止，中國已進入封建社會千年之久了。退一步說，即使按照魏晉封建論者的觀點，到隋建國時，封建社會也有三個多世紀了。
縱觀當時整個世界歷史的進程，中國處於世界歷史的先導地位，在當時所有先進國家的歷史中，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早進入封建社會。
恩格斯說：“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在中世紀早期，法國是法蘭克王國的主要部分。法蘭克封建制度的形成，是歐洲封建制度的開端。西歐的封建制度，一方面伴隨著西羅馬奴隸制度的崩潰而產生，另一方面，也和各日耳曼部落氏族制度的瓦解密不可分。這兩個方面互相作用的結果，在五世紀西羅馬奴隸制帝園滅亡的基礎上建立了日耳曼封建王國。法蘭克王國就是其中之一。
當楊堅建立隋朝的時候，西歐的封建制度才有一個世紀。作為歐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國，就封建制度開端這一點說，竟晚於中國九百年之久。法蘭克王國的初期，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一方面是國王、貴族擁有從羅馬國家和奴隸主貴族那裡得到的大莊園，還有歸附法蘭克的羅馬高盧地主擁有的大莊園，這是私有的大土地所有制。另一方面，是農村公社所有制。這是因為日耳曼人在侵入西羅馬帝國之前，還處在氏族公社向階級社會過渡的階段。法蘭克王國建立初期，普通的法蘭克人還是自由農民，國王以這些自由農民聚居在農村公社（馬爾克）為單位分配土地。土地是公有財產，個人不準買賣或轉讓。到六世紀末，才由公有制轉化為私有制，轉讓和買賣土地才成為普遍現象了。但是，進一步封建化，自由農民轉化為農奴，是到十一世紀才完成的。
中國在春秋末年，奴隸制度江河日下，日趨沒落。奴隸主貴族為形勢所迫，逐步改變剝削方式，用封建制的剝削代替奴隸制的剝削。到戰國初年，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家又在各國實行變法，廢除奴隸主國王所有的土地制度，確立私有制，准許土地自由買賣。千年之後，西歐也沿著與中國歷史大體類同的道路走向封建社會。日耳曼貴族對被征服的奴隸，分給一小塊土地，令其納租服役；原來的西羅馬大土地所有者，也正在使用隸農勞動的基礎上進一步剝削自由佃農或依附佃農；農村公社公有的土地制度也正在向私有制轉化。西周、春秋時的中國奴隸主與西羅馬的奴隸主不同，但他們都沿著放棄奴隸制剝削，採用封建制剝削的道路轉化為封建地主；井田制與農村公社不同，但二者都沿著向私有制轉化的道路而逐步崩潰。由此可見，中國與西歐的歷史內容不同，但都遵循著共同的規律向前發展。這樣一來，早於西歐九百餘年進入封建社會的中國。當然處於世界歷史前進的先導地位。
其他各國進入封建社會的時期，更晚於西歐。拜占庭帝國是從七世紀也就是中國的隋末唐初開始走向封建社會的，阿拉伯帝國的阿拉伯半島是在七世紀後期即中國唐高宗以後才由原始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的，印度是在五到七世紀即中國南北朝到唐前期形成封建制度的，朝鮮、日本都是在七世紀中期即中國唐高宗時進入封建社會的。
由此可見，當時在世界上比較先進的國家剛剛進入封建社會或者正在走向封建社會的時候，中國的隋、唐帝同已經是成熟的封建社會了。
決定社會性質的是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主要內容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當法蘭克王國的大部分土地還是農村公社所有制向私有制轉化的時候，隋、唐帝國已經完全是地主、官僚、貴族佔有大量土地，即使個體農民，儘管他們佔有不多的土地，但也是自己可以自由買賣的私有土地。唐律規定：“居官挾勢、侵奪百姓私田者，一畝以下杖六十，三畝加一等，十二畝有餘，杖一百。”非常明顯，土地的私有權是非常牢固的。如果說均田制下的土地還不是完全個人私有的話，那也只是在戰爭之後，政府不得不把勞動者重新固定在土地上的權宜之計。事實上均田制下的土地也不是絕對不能買賣，如國家貧身死無以供葬者，可賣永業田；由狹鄉遷值寬鄉，或充作住宅、邸店、碾碨者，可並賣口分田；官人的永業田、勳田和賜田也可以買賣。正是因為土地可以買賣，所以均田制不能長期維持下去。自從秦朝以後，多次發生農民大起義，無不與土地兼併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土地私有制早已在中國歷史的進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對比起來看，中國的土地私有制早已確立，而且在階級矛盾的發展中明顯的起著加速或延緩的作用，法蘭克的土地農村公社所有制才正在向私有制轉化，不言而喻，隋、唐時期的中國社會是成熟的封建社會，法蘭克是初期封建社會。
先進的社會制度，必然促進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隋、唐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是遠遠高於西歐的。八到九世紀（唐中後期）的法蘭克王國，生產工具簡單，生產技術相當低劣，農作物的產量很低，種子和產量的比例是1比1.5或1比2的比例。直到十至十一世紀，也就是法蘭克分裂以後，由於鐵犁鐵耙的廣泛使用，產量才提高到播種量四至六倍。唐朝的農作物生產就先進得多了，耕地用的曲轅犁，有十一個部件組成，犁入土的深淺和寬窄都可隨意調整。另外，還有耙、礪、碌碡、鋤、鏟、鐮等各種各樣的農具。這些農具，都接近解放前農村使用的農具水平。儘管中國在近三百年來的發展是慢了些，但在千年之前能有這樣的工具，肯定是先進的。先進的生產工具，再加上發達的水利灌溉事業，從而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有人估計，唐代的產量是百畝六百石，較兩漢增加一倍。更有甚者，龍門縣（今山西河津）在貞觀時築堰鑿渠溉田，畝收十石。就小麥而論，應畝所種，決不會超過一斗，而每畝的收穫量則是六石至十石，顯然比西歐的產量高出多倍。
如果農村是農業生產的基地，那末，城市則是手工業和商業的中心。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必然以農業發展為前提。所以，城市的發展情況，反映著整個經濟的發展水平。隋、唐帝國的城市經濟是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
唐代有許多著名的大城市，首都長安是最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安的人口近一百萬。這樣多的人口，當然需要大量的農產品、手工業品等多種商品的供應。因此，許多中外商人云集長安，興販貿易，使長安出現了東西兩市。兩市是繁華的商業區，東市有二百二十個行業，邸邢（貨棧），肆（店鋪）鱗次櫛比，“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西市的繁華情況，與東市不相上下，在這裡居住有很多西域胡商，還有大食、波斯的商人。唐朝後期，西市的繁榮情況超過了東市，店肆行業遠比東市為多，還有收買各種寶物的胡商和波斯邸。這都充分說明，長安不僅是唐王朝的首都與工商業中心，而且也是國際性的城市。
城市制度的變化，也反映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最初，長安的市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對貨物的質量、價格、交易是否公平，都要檢查。每天中午開市，日落以前閉市，貿易活動只限於市內。唐中期以後，這種束縛商品經濟發展的封閉式動制度，逐步被破壞了。首先是貿易活動衝破了市區的界限，其比居民區內也出現了買賣現象。如東市西北的崇仁坊有造樂器的，東市西面的平康坊有賣姜果的；西市東面的延壽坊有賣金銀珠玉的。特別是崇仁坊，北近皇城景風門，南當春明門大街，隔街與東市相望，“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不難看出，夜市也出現了。其次是拆毀坊牆。坊是長安城中的基層管理單位。坊與坊之間有土牆相隔，坊門日落關閉，居民在坊門關閉之後不準在街上行走。由此可見，坊牆是人們交往的障礙，直接影響夜市的發展，所以，拆毀坊牆的事例，屢屢發生，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嚴加禁止。這些情況，正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洛陽是僅次於長安的大城市，城中有三市。僅南市就有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百餘店，貨物堆積如山。
西歐的城市則遠遠落後。隋、唐時期，西歐原來古羅馬的城市都已衰落，由於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商品生產很不發達，所以城市很難發展起來。一直到十或十一世紀，也就是五代到北宋時，都爾奈、巴黎、里昂、馬賽等地才開始發展起來。
能夠和長安比美的是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有八十萬人口，是歐洲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大城市。因為它的地理位置優越，扼黑海與地中海的交通要道，又是歐亞大陸的橋樑，從而成為東西交通的樞紐，東可與波斯、中國、印度進行貿易，西可與西歐經常交在，北與北歐也有商業往還，全部地中海的貿易也無不與君士坦斯丁堡密切相關。所以馬克思稱君士坦丁堡為“東西方之間的一道金橋。。除了商業之外，該城的手工業也相當可觀。最重要的手工業是絲織業。絲織業的原料生絲，一部分由中國進口，這就必然使人聯想到以長安為起點的絲綢之路在當時所發揮的作用，另一部分由拜占庭本國生產。產品主要供貴族、官吏享用，少部分向國內外市場銷售。其次是金屬業，主要是製造金銀餐具和鑲嵌金銀的器皿，供統治階級享用。另外，還有軍火製造業。
君士坦丁堡的手工業，都受國家控制。最大的絲織作坊設在皇宮。軍火工業更是私人不得經營。這樣獨家經營，沒有競爭，必然影響技術的改進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商業也主要是為了官僚貴族服務，這些都是封建工商業的基本特點。
從長安到君士坦丁堡之間，還有阿位伯帝國的巴格達。公元762年以後，巴格達是阿拉伯帝國的首都。這裡不僅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是工商業中心，城裡有毛織、棉織、珠寶、香水、玻璃等手工業。因其地處亞、非、歐國際貿易的中介地位，所以這裡聚集著許多埃及、印度、中國、拜占庭的商人。中國的絲稠和瓷器，印度和印尼的香料與染料，中亞的寶石，東非的象牙、金砂和黑奴等，都通過巴格達轉運各地。巴格達還有專賣中國貨的市場，可見唐帝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令人嚮往。
六到九世紀，東方的隋、唐帝國，西方的拜占庭帝國，西亞的阿拉伯帝國，是當時世界上的經濟發達地區。長安、巴格達、君士坦丁堡，是當時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其中長安更為先進，因為長安的人口最多。人口多既反映了工商業的發達，同時也說明農業生產的發展水平較高。如果農業生產水平太低，是難以供應大量的非農業人口的。同時，也必須有相應的糧食加工業。長安周圍的碾磑作坊很多，主要是水力碾磑，還有部分畜力碾磑和人力碾磑，基本上滿足了長安人口的需要。由此可見，長安的城市面貌，反映了唐帝國全面的經濟發展水平。隋、唐帝國是當時在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
二、東方文化的淵源
毛澤東同志說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隋、唐帝國先進的經濟和政治，必然有相應的先進文化。同時，素負盛名的文明古國，到政治、經濟都有進一步發展隋、唐時期，文化也必然有新的前進。事實也正是如此，隋、唐帝國的文化在當時世界上是很有影響的，特別是對東方諸國，朝鮮、日本、南亞等國的影響更大。日本把中國視為“東方文化大本營，“對中國文化無限嚮往”，希望“過象漢人那樣燦爛的文化生活”。因此，特以大量派人到隋、唐帝國直接學習中國文化。這就是說，隋、唐帝國的文化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光輝燦爛的，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是起了楷模作用的。
1、隋、唐文化與日本
最嚮往隋、唐文化的是日本。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從西漢起，中日兩國就開始有了交往。日本和中國相比，是非常落後的。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記》、《日本書記》，是在八世紀（唐中葉）編寫成的。但在唐代以前，中國已有多種史籍記載日本的歷史了。簡略提到日本的史籍，有《漢書·地理志》、《山海經·海內北經》、《論衡·儒僧篇》、《後漢書·東夷列傳》等；記載較詳，史料價值很高的是《三國志·魏志·東夷傳·倭人》，全文二千多字，內容十分重要。這是現存有關四世紀以前日本基本情況的唯一史料。直至今日，日本史學界還非常重視《魏志·倭人傳》的研究。顯而易見，欲知日本有文字可考的歷史，一須從中國古籍讀起。這不僅說明中國文化的先進，同時也說明中日文化關係的密切。
日本與中國雖然早有交往，但接受中國文化主要還是通過朝鮮半島間接得到的。到了隋、唐時期，日本的有識之士已經不再滿足於這種情況，於是就出現了遣隋使、遣唐使直接來華吸取中國文化的新情況。木宮泰彥先生說：“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都因中國文化的輸入而豐富起來。但是，這些中國文化，都是由三三兩兩移來的朝鮮人和樂浪、帶方的漢人帶來的；只是自然而然地、極其緩慢地、經由朝鮮半島傳入的。這樣始終聽其自然發展下去，對於當時多少能夠閱讀中國典籍、開始理解中國文化的先進人士，是不能忍受許久的，一定熱切希望前往當時堪稱東方文化淵源的中國，直接吸收優秀的文化。這種願望的具體實現，便是遣隋使的派遣”。這種看法，是符合歷史的實際的。
隋朝以前，日本雖然也曾多次與中國通好，但日本朝廷都未曾預聞此事。遣隋使是日本椎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聖德太子開始派遣的。小野妹子等日本遣隋使，由百濟使節陪同，於大業四年（公元608年）到達長安。
遣隋使先後到隋三次，史籍有名的留學生有十餘人。日本派遣隋使的目的是求佛法，其實，更重要的還是為了廣泛地輸入中國文化。因為第二次遣隋使中既有僧人，還有學生。聖德太子在和朝鮮人的接觸中，知道很多有關中國文化的知識，並閱讀了些漢文典籍，從而非常向往中國文化，必然想方設法試圖吸取，遣隋使勢必也就肩負這種任務。
事實也是如此，日本的遣隋使成員，多是隋以前從大陸通過朝鮮半島遷來的漢人。因他們對漢字很有感情，也通曉漢語。在隋以前，這些人在日本常出使海外，起草外交文件。例如，南北朝時，日本雄略天皇上劉宋順帝的表文，有六朝風格，是驕儷體裁，顯然是他們的手筆。遣隋使在中國留學有長達二三十年者，對隋末唐初的政治，瞭解深刻，接觸廣泛。因此，回國以後，必然對日本文化產生很大影響。反之，他們對日本的落後政治也必然有所不滿。同時，“聽到他們傳說的知識分子，也必然想要趕快起來仿效，可能不拘內容怎樣，哪怕只在形式方面，也殷切期望儘速修飾宮廷的冠服，整頓政府的編制。當然，這種願望並不是到了這時才開始出現的，早在同吳國（中國南朝劉宋）往來的雄略朝（475—479）時．就已經有了萌芽。到了椎古朝（593—628），這種傾向便更加顯著起來，具體表現在聖德太子的制定冠位和頒佈憲法上。隨著遣隋留學生的回國，這種願望更加強烈，已經達到無可遏止的程度”。山此可見，遣隋使的活動是達到了日本統治者派他們來華的目的的。
由於遣隋使的作用，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影響進一步加深。但日本的有識之士並不滿足，反而“益加讚歎嚮往，熱狂地試圖汲取、模仿。逍唐使的派遣就是實現這種願望的手段。”
日本到唐的遣唐使前後共十三次，還有兩次是隻有任命，並未成行。遣唐使的成員，最多的一次達六百五十一人，最少的也有一百二十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官吏。充當這類官員的條件，主要是通曉經史，長於文告，也就是著名的學者或文人，至少也是有一技之長，如善彈琴或善彈琵琶者。其次是對唐帝國熟悉的人，如遣隋留學生回國後，多又充任遣唐仲者。這些人到了唐朝，當然是容易接受唐文化的。
另外，遣唐使中還有醫師、陰陽師、樂師、畫師等。醫師除了為使團人員醫治疾病外，就是為了入唐請教疑難問題；陰陽師也是為了到唐請教疑難；樂師主要是到唐參觀禮見、對見、朝賀、拜辭等儀式奏樂的；畫師可能是為了到唐描畫唐朝珍奇的風物的。總而言之，遣唐使是為了到唐汲取先進文化而組成的。
遣唐使的成員回國後，很受重用。很多人做了中央或地方的文武官員。這些官員在任職期間，利用各種機會，把在唐帝國的所見所聞推廣於日本。在日本歷史上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革新，就是日本留唐學生在政治上發揮作用的標誌。
大化革新的主要內容有：1．廢除貴族私家佔有土地和部民的制度，把全國的土地和人民都做為天皇（國家）的公地和公民。2．實行班田制。政府對六歲以上公民，每六年班給口分田一次，男子二反（反也稱段，一反約合9.918公畝），女子為其三分之二，奴婢為其三分之一，死後歸還國家。受田者負擔租庸調。租即田租，交稻米；庸即徭役，每人每年十天；調即貢物，交納絹或布。3．在官制方面，廢除世襲制，各級官吏均由國家任免，集權於中央。
從革新的內容看，班田制與唐朝的均田制大體類同，而且沿著共同的道路向前發展，國家掌握的土地又逐步轉入私人手中，形成了莊園制。官吏制度的改革，實際上也是以唐為榜樣的。由此可見。大化革新是日本吸收唐朝文化在政治方面所產生的後果。
在其他方面，日本受唐的影響也是頗為深遠的。
《唐律》對日本的影響非常顯著。大化革新後，日本官制仿照唐制，設立刑部省。公元667年（唐高宗乾封二年），制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近江令》。編纂《近江令》的就是隨同遣隋使小野妹子來華的高向玄理和僧旻。高向玄理在中國留學三十二年、僧旻在中國留學二十五年。《近江令》的主要依據，就是武德、貞觀、永徽三朝的令。稍後又頒佈的《天武律令》，也是以武德、貞觀、永徽三朝令為藍本的。
《大寶律令》是日本歷史上所謂劃時代的法典，它和《唐律》一樣，都有十二篇，其篇目次序都和《唐律》一樣，內容也大致相同，只是在有些地方加以簡化與省並。正因為這樣，楊廷福先生認為，“日本律令制時代的法典，亦步亦趨地追隨唐朝”。楊先生還引用日本學者的話說：“自奈良至平安時期，吾國王朝時代之法律，無論形式上與精神上皆依據《唐律》。”另外，鳩山和夫與阪本三郎合著的《日本法制史一班》，把日本的法律發展史分為四個時期，其第二時期就徑稱為“模仿唐時代”。這又充分說明，唐朝從政治與文化上對日本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
毫無疑問，日本文字是根據中國文字創制的。最初，日本沒有自己的文字，大約從三世紀起，中國文化通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如《論語》、《千字文》都由百濟人傳入日本。到五世紀，日本貴族已經能熟練地使用漢字了。到八世紀，日本才正式有了文字。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備真備根據漢字的偏旁而創制的楷書字母，“平假名”是空海根據漢字草體而創制的草書字母。空海是唐德宗時到長安青龍寺學佛經的和尚。吉備真備是唐玄宗時在唐留學的學生，他在唐的十七年中，對於經史、法律及技藝，都很有成就。回國時帶回許多典籍和文物，如《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成》十二卷、《樂書要錄》十卷、測影鐵尺、銅律管一部、弓箭等。對日本禮制、曆法及音樂的改革創造做出了很大貢獻。
在文學與史學方面，日本受唐的影響也很顯著。日本遣唐使和留學生回國，帶回不少漢詩文集。公元751年以後，日本作者也相繼寫出了不少漢詩文集，如《懷風藻》，是最古的漢詩集，是日本貴族文學作品的代表；另外，還有《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也是著名的文學作品。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記》是公元712年用“萬葉假名”寫成的。《日本書記》是公元720年用漢文寫成的。其後，《續日本書記》、《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天皇實錄》、《三代實錄》等書，都是按漢文編年體和繼寫成的。這五種書，加上《日本書記》，合稱《六國史》。《六國史》的年代互相銜接，從神話傳說起，直到公元887年，內容雖然不完全可信，卻是日本古代的重要歷史文獻。大約同一時期，還寫出了一些《風土記》，相當於中國的地方誌。
中國的書法藝術與繪畫，也在日本很有影響。“書法”在日本稱為“書道”。日本的奈良時代（公元710年—789年），學習王羲之字體蔚然成風。空海、橘逸勢、嵯峨天皇合稱平安時期（公元794—1185年）的三筆。傳說空海在唐時曾向韓方明學習書法，橘逸勢在唐時曾向柳宗元問過書法，嵯峨天皇的字，學的是歐陽詢體。至於繪畫，一方面是中國畫在日本廣為傳播，另一方面是日本人也多模仿中國畫，或者是以中國為題材繪畫。這兩方面的畫，日本統稱為“唐繪”。空海山唐帶回日本的真言五祖（金剛智、善無畏、一行阿闍梨、不空金剛、慧果）畫像，日本至今還收藏完好。
中國的印刷術也是在唐時傳入日本的。
在城市建設和建築藝術方面，日本也極力模仿唐朝。公元694年，在飛島（今奈良縣境）建立藤原京；十四年後，又在奈良建造平城京，公元710遷都於此，公元794年又遷都到平安京（今京都），一直到1192年。這三個都城，都是模仿唐都長安規劃營建的。平城京和長安一樣，也有朱雀大街、東市、西市。平安京仍然是按照長安的街市佈局，而規模比平城京更加宏大。雖有大小不同，但其構造、佈局大體相似。至於宮殿、寺院、官衙和私人住宅的建築，也完全是仿唐的。
總而言之，唐代的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極為廣泛而深遠的。日本學者認為：“唐朝三百年間，由於學生、學問僧學來和帶回的中國文化產物，不斷給予日本新的啟迪，中國前進，日本也前進。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沒有停滯，不斷吸收中國的優點，經過整理提煉，咀嚼融化，終於在平安朝中期以後，在各個方面都逐漸擺脫了唐風，產生了優美、典雅的日本文化。。與唐朝文化向日本傳播的同時，唐對日本在經濟方面的影響也頗顯著，如中國先進的農具撅、犁、鐮等，水力轉動的碾礎，腳踏和牛挽的水車，都在日本廣泛傳播。在種植和收割技術方面，也有顯著提高。例如，水稻由直播為插秧，收穫由剪穗改為割秧，都促使產量普遍提高。另外，製糖、種茶等生產技術也都是在唐朝傳入日本的。無庸置疑，唐朝的先進工具與先進技術傳入日本，必然促進日本生產的發展。這是日本積極學習唐朝文化所帶來的經濟後果。
日本受唐文化的影響，日本的遣唐使、留學生起了重要作用，同時，唐到日本去的漢人也起了相當作用。在隋、唐以前，日本早有“秦人”、“漢人”、“新漢人”的存在。所謂“秦人”，是指一個被認為秦始皇的後代的名叫弓月君的人，從朝鮮帶到日本去的漢人；所謂“漢人”，是指一個被認為是東漢靈帝后代的名叫阿知使主的人，從朝鮮帶去的一部分漢人；所謂“新漢人”，是指在“秦人”，“漢人”之後移居日本的漢人。這些人都成了日本民族的組成部分，遣隋使的成員中多是他們。
在唐朝和日本的交往中，除了這些已經成為日本人的“秦人”、“漢人”、“新漢人”的作用之外，到日本去的唐人也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
到日本去者，有些是以命名者的身分赴日，完成任務以後就回國的。例如，隋場帝時就曾派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隨小野妹子出使日本，並帶有國書。到日本後，受到隆重接待，天皇接見裴世清時說：“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入，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裴世清回國時，日本天皇又派小野妹子同行。隋使來往均有小野妹子陪同，而且受到隆重接待，足證日本對隋的尊重。這正是中國文化對日本有影響而使其產生羨慕之心的結果。到了唐朝，這樣的活動更多。日本曾專門派過送唐客使。唐朝也常在日本的遣唐使回國時派遣人伴送，伴送的唐使有時達數十人之多。如唐肅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日本迎入唐使高元度回國，唐派沈惟嶽、陸張什等三十九人伴送；唐代宗大曆十三年（公元778年），日本持節副使小野石根回國，唐派趙寶英、孫興進等數十人伴送。這些伴送者，理應在完成使命以後立即回國，但因當時條件的限制，常因失去渡海機會而留在日本，最後很自然地成為日本人。這些人對傳播唐朝文化必然發生很大作用。例如，袁晉卿、皇甫東朝都是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去日本留在那裡的。袁晉卿精通《文選》、《爾雅》的字音，皇甫東朝擅長音樂，他們對於日本音韻學的發展與日本音樂的發展，都有很大貢獻。
在日本遣唐使的往返過程中，唐朝的僧人也有不少到日本後沒有再返回者。在這方面，最有名的僧人是鑑真。鑑真於玄宗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率領弟子二十四人東渡日本。他除了在日本傳授佛經之外，在建築、醫學、雕塑等方面，也有很大貢獻。他與其門徒建造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現仍存在。此堂被認為是“今日所存天平時代（公元729—748年）佛殿之最完備者，其構進裝飾，足以代表當時發達之式樣手法”。
在醫藥方面，他也很有貢獻。當時日本人對某些藥品還難辨真偽，鑑真以鼻辨別，非常準確。他還帶去許多藥方，據說，奇效丸、萬病藥、豐心丹等方子，都是鑑真帶去的。
在雕塑方面，鑑真與其門徒創作的佛像，獨具一格，在日本雕塑史上，被稱為唐招提寺派。
“鑑真的門徒，多是建築、雕塑的專家。他們在唐招提寺，發揮了唐代藝術的新成就，比過去傳到日本的藝術有所發展，因而更快地促進了日本天平時代藝術高潮的形成”。
2、隋、唐文化與朝鮮
朝鮮半島與中國緊密相連，唇齒相依，自古以來關係十分密切。中國文化轉入日本，日本千方百計地吸收中國文化，朝鮮半島都是起了橋樑作用的。隋、唐文化對朝鮮的影響，不管是三國分立時代，還是新羅統一以後，都是非常廣泛而深刻的。
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日本認為新羅是“中國文化的分店”，因此，日本除了向唐朝派遣留學生以外，還向新羅派了不少留學生。在此以前，大業四年（公元608年），日本的遣隋使還曾與百濟使節共同到達隋朝。日本學者估計，百濟使節“或許為日本使節充任嚮導”。這些無不說明，朝鮮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比日本更早。
朝鮮是十五世紀才有自己的文字的。在此以前，一直使用漢字，閱讀漢文書籍。在三國分立時代，高麗的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范曄《後漢書》、《三國志》、孫盛《晉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百濟“其書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不僅漢文書籍廣為流傳，書法也很有影響。唐初的書法家歐陽詢，“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新羅也大體類同。例如，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新羅王真德派其弟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到唐。金“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制《溫湯》及《晉祠碑》並新撰《晉書》。”三國統一不久，新羅王政明就於武則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遣使到唐，“因上表請《唐禮》一部並雜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凶要禮》，並於《文館詞林》將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由此可見，新羅對於漢文書籍也是非常向往的。
朝鮮人為了閱讀漢文書籍方便起見，在新羅統一後，由薛聰創造了“吏讀”法，就是利用漢字的音表示朝鮮的助詞、助動詞，夾在漢字中間，幫助閱讀漢文。這種方法，對朝鮮文化的發展是起了促進作用的。
為了直接吸收唐明文化，在貞觀年間，“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新羅統一朝鮮半島以後，派遣了更多的留學生到唐學習，在長安設有新羅館。唐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37年），新羅派到唐的留學生多達二百多人。從唐穆宗長慶元年到唐末，登科舉的新羅學生有五十八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崔致遠。崔致遠十二歲入唐求學，他的父親對他抱有很大希望，臨行前告誡他說：“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崔致遠到唐後，“追師學問無怠。”到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一舉及第，調授宣州灤水縣尉。考績，為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黃巢起義後，他又為高駢淮南從事。後來，又為“侍讀兼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監”。他的著作有《桂苑筆耕集》二十卷。這部著作，不僅在中國流傳至今，而且是朝鮮現存的一部有價值的文集。不言而喻，崔致遠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在朝鮮不斷向中國派遣留學生的同時，中國人到朝鮮傳播中國文化者也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在隋、唐以前，朝鮮就有很多華人。西漢初年，燕人衛滿帶領一千多人到朝鮮，後來做了朝鮮國王，建都王險城（平壤）。漢武帝初年，朝鮮國力日益強盛，常從齊、燕等諸侯國招誘漢人到朝鮮去。後來，漢武帝征服衛氏朝鮮，在其地設置四郡，即真番郡（鴨綠江上游）、臨屯郡（朝鮮半島東中部）、樂浪郡（朝鮮半島中部）、玄菟郡（朝鮮半島北部及東北部）。這樣一來，就有更多的漢人到了朝鮮。南北朝時，百濟派人到南朝見梁武帝，請求派遣博士去講解三《禮》、《毛詩》、還要求派遣工匠與畫師。梁武帝派學者陸翊和工匠、畫師前往，中國的五經、三史也陸續傳入朝鮮。朝鮮人中愈來愈多地通曉漢文了。
日本古代所謂的秦人、漢人、新漢人等，主要都是從朝鮮半島東渡的中國人。既然在朝鮮的中國人很多，通過他們有意的傳播或無意的影響，朝鮮必然愈來愈多地接受中國文化。
隋朝末年，隋煬帝發動進攻高麗的戰爭。由於戰爭失敗，軍隊潰亂，很多人未曾回國，流落在朝鮮。武德年間，唐與高麗通好，唐高祖給高麗王高建武書：“隋氏季年，連兵構難，攻成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離，室家分析，多歷年歲，怨曠不申。今二國通和，義無阻異，在此所有高麗人等，已令追括，尋即遣送；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還，務盡撫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蒐括華人，以禮賓送，前後至者萬數，高祖大喜”。儘管這次有不少華人回國，但因在那裡娶妻成家，未曾回國者還是很多。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派陳大德出使高麗，陳大德雅好山水，到處遊歷，“往往見中國人，自雲：‘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的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紿之曰：‘皆無恙。’鹹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遍於郊野，。不難看出，隋末流落在朝鮮而唐初也未曾回國的華人是為數不少的。這些華人，從文化知識到生活習慣，都會給朝鮮以不少的影響。
除此而外，受政府派遣前往朝鮮者，更是有目的去傳播中國文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派遣沈叔安前往高麗冊封高建武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仍將天尊像及道士往彼，為之講《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觀聽者數千人”高麗王及道俗觀聽《老子》者數千人，正說明朝鮮人對中國文化的嚮往。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新羅、百濟、高麗三國之間矛盾激化，高麗阻止百濟、新羅與唐往來。於是，百濟、新羅派人到唐求援，並指責高麗“閉其道路，不得入朝。”。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和解，三國才都能與唐交往。百濟、新羅要求與唐交往，說叫他們與高麗一樣，也是嚮往中國文化的。
新羅統一後，中國文化繼續向朝鮮傳播。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新羅王興光“遣使來獻方物，又上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上許之。”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興光卒），玄宗派邢“往新羅弔祭，並冊立其子承慶襲父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在邢臨行前，玄宗對他說：“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邢出使新羅，除了弔祭興光，冊封新王外，主要任務就是講授儒家經典。無疑，這是唐統治者有目的地去朝鮮傳播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對朝鮮的影響，既有朝鮮派人到中國來學習，也有唐統治者派人前往傳播，更有大量華人陸陸續續前往朝鮮定居，言傳身教。各種渠道彙集一起，終於使新羅成為中國文化的分店。
中國文化對朝鮮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三國時代，高麗的“種田養蠶”略同中國”，“兵器與中國略同”。百濟的“婚娶之禮，略同華俗”，“有文籍，紀時月如華人”。新羅的“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
新羅統一後，象唐朝一樣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在中央設省，地方行政單位為州、郡縣，全國有九州、四百多郡縣，還有五個小京。選拔人才的辦法也是仿唐在京城和地方設立學校，通過考試走上政治舞臺。另外，由於中國天文、醫學、算學的傳入，也設置醫學、律令、算學，天文等各種博士。這些博士，一方面教授生徒，一方面從事有關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再者，在建築、雕刻、藝術等方面，唐對朝鮮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
根據以上情況，可以肯定，中國古代，特別是隋、唐帝國，是日本、朝鮮等東方國家文化的淵源。不過，也應該肯定，日本、朝鮮的古代文化不等於中國文化的搬家，而是日本，朝鮮在吸收中國文化的基礎上，結合本國曆史的特點加以創新的結果。例如，日本、朝鮮都使用漢文，但由於日本、朝鮮人民的生活習慣、文化傳統、歷史發展的具體特點等有所不同，所以他們先後都又創造了自己的文字。這是歷史前進的要求。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歷史前進的內容。研究這種千差萬別的具體內容，是歷史科學的任務。例如，中國人可以長期把讀《五經》和《史記》、《漢書》作為學習文化、提高文化水平的手段，而日本、朝鮮若長期這樣就會脫離自己的歷史實際。這就是說，每個國家或民族，都必須有為自己所需要的文化，吸收別國或他民族的文化，只能作為創造自己的文化的借鑑，不能原封不動的長期照搬。日本、朝鮮各有適合自己歷史特點的文化，正說明這個問題。因此，我們認為，隋、唐文化對日本、朝鮮等國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為日本、朝鮮發展、創造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借鑑，促進了他們的文化發展，但並沒有取代日本、朝鮮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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