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继西晋灭亡以后南北长期分裂又重新走向统一的两个王朝。经过二百七十多年分裂又重新建立的统一国家，不管在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所以，隋、唐王朝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隋唐王朝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六世纪末到九世纪末的世界上，隋、唐王朝是先进的、强大的、文化高度发展的国家。她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曾经发挥过先导作用、楷模作用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一、先进的社会制度
中国自什么时候进入封建社会，史学界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笔者同意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始。这就是说，到公元581年杨坚建隋时为止，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千年之久了。退一步说，即使按照魏晋封建论者的观点，到隋建国时，封建社会也有三个多世纪了。
纵观当时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在当时所有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封建社会。
恩格斯说：“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在中世纪早期，法国是法兰克王国的主要部分。法兰克封建制度的形成，是欧洲封建制度的开端。西欧的封建制度，一方面伴随着西罗马奴隶制度的崩溃而产生，另一方面，也和各日耳曼部落氏族制度的瓦解密不可分。这两个方面互相作用的结果，在五世纪西罗马奴隶制帝园灭亡的基础上建立了日耳曼封建王国。法兰克王国就是其中之一。
当杨坚建立隋朝的时候，西欧的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竟晚于中国九百年之久。法兰克王国的初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一方面是国王、贵族拥有从罗马国家和奴隶主贵族那里得到的大庄园，还有归附法兰克的罗马高卢地主拥有的大庄园，这是私有的大土地所有制。另一方面，是农村公社所有制。这是因为日耳曼人在侵入西罗马帝国之前，还处在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普通的法兰克人还是自由农民，国王以这些自由农民聚居在农村公社（马尔克）为单位分配土地。土地是公有财产，个人不准买卖或转让。到六世纪末，才由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转让和买卖土地才成为普遍现象了。但是，进一步封建化，自由农民转化为农奴，是到十一世纪才完成的。
中国在春秋末年，奴隶制度江河日下，日趋没落。奴隶主贵族为形势所迫，逐步改变剥削方式，用封建制的剥削代替奴隶制的剥削。到战国初年，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又在各国实行变法，废除奴隶主国王所有的土地制度，确立私有制，准许土地自由买卖。千年之后，西欧也沿着与中国历史大体类同的道路走向封建社会。日耳曼贵族对被征服的奴隶，分给一小块土地，令其纳租服役；原来的西罗马大土地所有者，也正在使用隶农劳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剥削自由佃农或依附佃农；农村公社公有的土地制度也正在向私有制转化。西周、春秋时的中国奴隶主与西罗马的奴隶主不同，但他们都沿着放弃奴隶制剥削，采用封建制剥削的道路转化为封建地主；井田制与农村公社不同，但二者都沿着向私有制转化的道路而逐步崩溃。由此可见，中国与西欧的历史内容不同，但都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向前发展。这样一来，早于西欧九百余年进入封建社会的中国。当然处于世界历史前进的先导地位。
其他各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更晚于西欧。拜占庭帝国是从七世纪也就是中国的隋末唐初开始走向封建社会的，阿拉伯帝国的阿拉伯半岛是在七世纪后期即中国唐高宗以后才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印度是在五到七世纪即中国南北朝到唐前期形成封建制度的，朝鲜、日本都是在七世纪中期即中国唐高宗时进入封建社会的。
由此可见，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刚刚进入封建社会或者正在走向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的隋、唐帝同已经是成熟的封建社会了。
决定社会性质的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当法兰克王国的大部分土地还是农村公社所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时候，隋、唐帝国已经完全是地主、官僚、贵族占有大量土地，即使个体农民，尽管他们占有不多的土地，但也是自己可以自由买卖的私有土地。唐律规定：“居官挟势、侵夺百姓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十二亩有余，杖一百。”非常明显，土地的私有权是非常牢固的。如果说均田制下的土地还不是完全个人私有的话，那也只是在战争之后，政府不得不把劳动者重新固定在土地上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均田制下的土地也不是绝对不能买卖，如国家贫身死无以供葬者，可卖永业田；由狭乡迁值宽乡，或充作住宅、邸店、碾碨者，可并卖口分田；官人的永业田、勋田和赐田也可以买卖。正是因为土地可以买卖，所以均田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自从秦朝以后，多次发生农民大起义，无不与土地兼并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土地私有制早已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比起来看，中国的土地私有制早已确立，而且在阶级矛盾的发展中明显的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法兰克的土地农村公社所有制才正在向私有制转化，不言而喻，隋、唐时期的中国社会是成熟的封建社会，法兰克是初期封建社会。
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是远远高于西欧的。八到九世纪（唐中后期）的法兰克王国，生产工具简单，生产技术相当低劣，农作物的产量很低，种子和产量的比例是1比1.5或1比2的比例。直到十至十一世纪，也就是法兰克分裂以后，由于铁犁铁耙的广泛使用，产量才提高到播种量四至六倍。唐朝的农作物生产就先进得多了，耕地用的曲辕犁，有十一个部件组成，犁入土的深浅和宽窄都可随意调整。另外，还有耙、砺、碌碡、锄、铲、镰等各种各样的农具。这些农具，都接近解放前农村使用的农具水平。尽管中国在近三百年来的发展是慢了些，但在千年之前能有这样的工具，肯定是先进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再加上发达的水利灌溉事业，从而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有人估计，唐代的产量是百亩六百石，较两汉增加一倍。更有甚者，龙门县（今山西河津）在贞观时筑堰凿渠溉田，亩收十石。就小麦而论，应亩所种，决不会超过一斗，而每亩的收获量则是六石至十石，显然比西欧的产量高出多倍。
如果农村是农业生产的基地，那末，城市则是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必然以农业发展为前提。所以，城市的发展情况，反映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隋、唐帝国的城市经济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唐代有许多著名的大城市，首都长安是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的人口近一百万。这样多的人口，当然需要大量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等多种商品的供应。因此，许多中外商人云集长安，兴贩贸易，使长安出现了东西两市。两市是繁华的商业区，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业，邸邢（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华情况，与东市不相上下，在这里居住有很多西域胡商，还有大食、波斯的商人。唐朝后期，西市的繁荣情况超过了东市，店肆行业远比东市为多，还有收买各种宝物的胡商和波斯邸。这都充分说明，长安不仅是唐王朝的首都与工商业中心，而且也是国际性的城市。
城市制度的变化，也反映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初，长安的市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对货物的质量、价格、交易是否公平，都要检查。每天中午开市，日落以前闭市，贸易活动只限于市内。唐中期以后，这种束缚商品经济发展的封闭式动制度，逐步被破坏了。首先是贸易活动冲破了市区的界限，其比居民区内也出现了买卖现象。如东市西北的崇仁坊有造乐器的，东市西面的平康坊有卖姜果的；西市东面的延寿坊有卖金银珠玉的。特别是崇仁坊，北近皇城景风门，南当春明门大街，隔街与东市相望，“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不难看出，夜市也出现了。其次是拆毁坊墙。坊是长安城中的基层管理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土墙相隔，坊门日落关闭，居民在坊门关闭之后不准在街上行走。由此可见，坊墙是人们交往的障碍，直接影响夜市的发展，所以，拆毁坊墙的事例，屡屡发生，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严加禁止。这些情况，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大城市，城中有三市。仅南市就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百余店，货物堆积如山。
西欧的城市则远远落后。隋、唐时期，西欧原来古罗马的城市都已衰落，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很不发达，所以城市很难发展起来。一直到十或十一世纪，也就是五代到北宋时，都尔奈、巴黎、里昂、马赛等地才开始发展起来。
能够和长安比美的是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有八十万人口，是欧洲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大城市。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优越，扼黑海与地中海的交通要道，又是欧亚大陆的桥梁，从而成为东西交通的枢纽，东可与波斯、中国、印度进行贸易，西可与西欧经常交在，北与北欧也有商业往还，全部地中海的贸易也无不与君士坦斯丁堡密切相关。所以马克思称君士坦丁堡为“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除了商业之外，该城的手工业也相当可观。最重要的手工业是丝织业。丝织业的原料生丝，一部分由中国进口，这就必然使人联想到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另一部分由拜占庭本国生产。产品主要供贵族、官吏享用，少部分向国内外市场销售。其次是金属业，主要是制造金银餐具和镶嵌金银的器皿，供统治阶级享用。另外，还有军火制造业。
君士坦丁堡的手工业，都受国家控制。最大的丝织作坊设在皇宫。军火工业更是私人不得经营。这样独家经营，没有竞争，必然影响技术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商业也主要是为了官僚贵族服务，这些都是封建工商业的基本特点。
从长安到君士坦丁堡之间，还有阿位伯帝国的巴格达。公元762年以后，巴格达是阿拉伯帝国的首都。这里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是工商业中心，城里有毛织、棉织、珠宝、香水、玻璃等手工业。因其地处亚、非、欧国际贸易的中介地位，所以这里聚集着许多埃及、印度、中国、拜占庭的商人。中国的丝稠和瓷器，印度和印尼的香料与染料，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金砂和黑奴等，都通过巴格达转运各地。巴格达还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可见唐帝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令人向往。
六到九世纪，东方的隋、唐帝国，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西亚的阿拉伯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发达地区。长安、巴格达、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其中长安更为先进，因为长安的人口最多。人口多既反映了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较高。如果农业生产水平太低，是难以供应大量的非农业人口的。同时，也必须有相应的粮食加工业。长安周围的碾硙作坊很多，主要是水力碾硙，还有部分畜力碾硙和人力碾硙，基本上满足了长安人口的需要。由此可见，长安的城市面貌，反映了唐帝国全面的经济发展水平。隋、唐帝国是当时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二、东方文化的渊源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隋、唐帝国先进的经济和政治，必然有相应的先进文化。同时，素负盛名的文明古国，到政治、经济都有进一步发展隋、唐时期，文化也必然有新的前进。事实也正是如此，隋、唐帝国的文化在当时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对东方诸国，朝鲜、日本、南亚等国的影响更大。日本把中国视为“东方文化大本营，“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希望“过象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因此，特以大量派人到隋、唐帝国直接学习中国文化。这就是说，隋、唐帝国的文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光辉灿烂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起了楷模作用的。
1、隋、唐文化与日本
最向往隋、唐文化的是日本。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西汉起，中日两国就开始有了交往。日本和中国相比，是非常落后的。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日本书记》，是在八世纪（唐中叶）编写成的。但在唐代以前，中国已有多种史籍记载日本的历史了。简略提到日本的史籍，有《汉书·地理志》、《山海经·海内北经》、《论衡·儒僧篇》、《后汉书·东夷列传》等；记载较详，史料价值很高的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人》，全文二千多字，内容十分重要。这是现存有关四世纪以前日本基本情况的唯一史料。直至今日，日本史学界还非常重视《魏志·倭人传》的研究。显而易见，欲知日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须从中国古籍读起。这不仅说明中国文化的先进，同时也说明中日文化关系的密切。
日本与中国虽然早有交往，但接受中国文化主要还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得到的。到了隋、唐时期，日本的有识之士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情况，于是就出现了遣隋使、遣唐使直接来华吸取中国文化的新情况。木宫泰彦先生说：“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丰富起来。但是，这些中国文化，都是由三三两两移来的朝鲜人和乐浪、带方的汉人带来的；只是自然而然地、极其缓慢地、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这样始终听其自然发展下去，对于当时多少能够阅读中国典籍、开始理解中国文化的先进人士，是不能忍受许久的，一定热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直接吸收优秀的文化。这种愿望的具体实现，便是遣隋使的派遣”。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的实际的。
隋朝以前，日本虽然也曾多次与中国通好，但日本朝廷都未曾预闻此事。遣隋使是日本椎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圣德太子开始派遣的。小野妹子等日本遣隋使，由百济使节陪同，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到达长安。
遣隋使先后到隋三次，史籍有名的留学生有十余人。日本派遣隋使的目的是求佛法，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广泛地输入中国文化。因为第二次遣隋使中既有僧人，还有学生。圣德太子在和朝鲜人的接触中，知道很多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并阅读了些汉文典籍，从而非常向往中国文化，必然想方设法试图吸取，遣隋使势必也就肩负这种任务。
事实也是如此，日本的遣隋使成员，多是隋以前从大陆通过朝鲜半岛迁来的汉人。因他们对汉字很有感情，也通晓汉语。在隋以前，这些人在日本常出使海外，起草外交文件。例如，南北朝时，日本雄略天皇上刘宋顺帝的表文，有六朝风格，是骄俪体裁，显然是他们的手笔。遣隋使在中国留学有长达二三十年者，对隋末唐初的政治，了解深刻，接触广泛。因此，回国以后，必然对日本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反之，他们对日本的落后政治也必然有所不满。同时，“听到他们传说的知识分子，也必然想要赶快起来仿效，可能不拘内容怎样，哪怕只在形式方面，也殷切期望尽速修饰宫廷的冠服，整顿政府的编制。当然，这种愿望并不是到了这时才开始出现的，早在同吴国（中国南朝刘宋）往来的雄略朝（475—479）时．就已经有了萌芽。到了椎古朝（593—628），这种倾向便更加显著起来，具体表现在圣德太子的制定冠位和颁布宪法上。随着遣隋留学生的回国，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已经达到无可遏止的程度”。山此可见，遣隋使的活动是达到了日本统治者派他们来华的目的的。
由于遣隋使的作用，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但日本的有识之士并不满足，反而“益加赞叹向往，热狂地试图汲取、模仿。逍唐使的派遣就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手段。”
日本到唐的遣唐使前后共十三次，还有两次是只有任命，并未成行。遣唐使的成员，最多的一次达六百五十一人，最少的也有一百二十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吏。充当这类官员的条件，主要是通晓经史，长于文告，也就是著名的学者或文人，至少也是有一技之长，如善弹琴或善弹琵琶者。其次是对唐帝国熟悉的人，如遣隋留学生回国后，多又充任遣唐仲者。这些人到了唐朝，当然是容易接受唐文化的。
另外，遣唐使中还有医师、阴阳师、乐师、画师等。医师除了为使团人员医治疾病外，就是为了入唐请教疑难问题；阴阳师也是为了到唐请教疑难；乐师主要是到唐参观礼见、对见、朝贺、拜辞等仪式奏乐的；画师可能是为了到唐描画唐朝珍奇的风物的。总而言之，遣唐使是为了到唐汲取先进文化而组成的。
遣唐使的成员回国后，很受重用。很多人做了中央或地方的文武官员。这些官员在任职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把在唐帝国的所见所闻推广于日本。在日本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革新，就是日本留唐学生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标志。
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有：1．废除贵族私家占有土地和部民的制度，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都做为天皇（国家）的公地和公民。2．实行班田制。政府对六岁以上公民，每六年班给口分田一次，男子二反（反也称段，一反约合9.918公亩），女子为其三分之二，奴婢为其三分之一，死后归还国家。受田者负担租庸调。租即田租，交稻米；庸即徭役，每人每年十天；调即贡物，交纳绢或布。3．在官制方面，废除世袭制，各级官吏均由国家任免，集权于中央。
从革新的内容看，班田制与唐朝的均田制大体类同，而且沿着共同的道路向前发展，国家掌握的土地又逐步转入私人手中，形成了庄园制。官吏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也是以唐为榜样的。由此可见。大化革新是日本吸收唐朝文化在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后果。
在其他方面，日本受唐的影响也是颇为深远的。
《唐律》对日本的影响非常显著。大化革新后，日本官制仿照唐制，设立刑部省。公元667年（唐高宗乾封二年），制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近江令》。编纂《近江令》的就是随同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华的高向玄理和僧旻。高向玄理在中国留学三十二年、僧旻在中国留学二十五年。《近江令》的主要依据，就是武德、贞观、永徽三朝的令。稍后又颁布的《天武律令》，也是以武德、贞观、永徽三朝令为蓝本的。
《大宝律令》是日本历史上所谓划时代的法典，它和《唐律》一样，都有十二篇，其篇目次序都和《唐律》一样，内容也大致相同，只是在有些地方加以简化与省并。正因为这样，杨廷福先生认为，“日本律令制时代的法典，亦步亦趋地追随唐朝”。杨先生还引用日本学者的话说：“自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另外，鸠山和夫与阪本三郎合著的《日本法制史一班》，把日本的法律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其第二时期就径称为“模仿唐时代”。这又充分说明，唐朝从政治与文化上对日本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毫无疑问，日本文字是根据中国文字创制的。最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从三世纪起，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如《论语》、《千字文》都由百济人传入日本。到五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熟练地使用汉字了。到八世纪，日本才正式有了文字。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备真备根据汉字的偏旁而创制的楷书字母，“平假名”是空海根据汉字草体而创制的草书字母。空海是唐德宗时到长安青龙寺学佛经的和尚。吉备真备是唐玄宗时在唐留学的学生，他在唐的十七年中，对于经史、法律及技艺，都很有成就。回国时带回许多典籍和文物，如《礼》一百三十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成》十二卷、《乐书要录》十卷、测影铁尺、铜律管一部、弓箭等。对日本礼制、历法及音乐的改革创造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文学与史学方面，日本受唐的影响也很显著。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带回不少汉诗文集。公元751年以后，日本作者也相继写出了不少汉诗文集，如《怀风藻》，是最古的汉诗集，是日本贵族文学作品的代表；另外，还有《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也是著名的文学作品。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是公元712年用“万叶假名”写成的。《日本书记》是公元720年用汉文写成的。其后，《续日本书记》、《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等书，都是按汉文编年体和继写成的。这五种书，加上《日本书记》，合称《六国史》。《六国史》的年代互相衔接，从神话传说起，直到公元887年，内容虽然不完全可信，却是日本古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大约同一时期，还写出了一些《风土记》，相当于中国的地方志。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绘画，也在日本很有影响。“书法”在日本称为“书道”。日本的奈良时代（公元710年—789年），学习王羲之字体蔚然成风。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合称平安时期（公元794—1185年）的三笔。传说空海在唐时曾向韩方明学习书法，橘逸势在唐时曾向柳宗元问过书法，嵯峨天皇的字，学的是欧阳询体。至于绘画，一方面是中国画在日本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是日本人也多模仿中国画，或者是以中国为题材绘画。这两方面的画，日本统称为“唐绘”。空海山唐带回日本的真言五祖（金刚智、善无畏、一行阿阇梨、不空金刚、慧果）画像，日本至今还收藏完好。
中国的印刷术也是在唐时传入日本的。
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方面，日本也极力模仿唐朝。公元694年，在飞岛（今奈良县境）建立藤原京；十四年后，又在奈良建造平城京，公元710迁都于此，公元794年又迁都到平安京（今京都），一直到1192年。这三个都城，都是模仿唐都长安规划营建的。平城京和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平安京仍然是按照长安的街市布局，而规模比平城京更加宏大。虽有大小不同，但其构造、布局大体相似。至于宫殿、寺院、官衙和私人住宅的建筑，也完全是仿唐的。
总而言之，唐代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远的。日本学者认为：“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与唐朝文化向日本传播的同时，唐对日本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也颇显著，如中国先进的农具撅、犁、镰等，水力转动的碾础，脚踏和牛挽的水车，都在日本广泛传播。在种植和收割技术方面，也有显著提高。例如，水稻由直播为插秧，收获由剪穗改为割秧，都促使产量普遍提高。另外，制糖、种茶等生产技术也都是在唐朝传入日本的。无庸置疑，唐朝的先进工具与先进技术传入日本，必然促进日本生产的发展。这是日本积极学习唐朝文化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日本受唐文化的影响，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唐到日本去的汉人也起了相当作用。在隋、唐以前，日本早有“秦人”、“汉人”、“新汉人”的存在。所谓“秦人”，是指一个被认为秦始皇的后代的名叫弓月君的人，从朝鲜带到日本去的汉人；所谓“汉人”，是指一个被认为是东汉灵帝后代的名叫阿知使主的人，从朝鲜带去的一部分汉人；所谓“新汉人”，是指在“秦人”，“汉人”之后移居日本的汉人。这些人都成了日本民族的组成部分，遣隋使的成员中多是他们。
在唐朝和日本的交往中，除了这些已经成为日本人的“秦人”、“汉人”、“新汉人”的作用之外，到日本去的唐人也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到日本去者，有些是以命名者的身分赴日，完成任务以后就回国的。例如，隋场帝时就曾派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随小野妹子出使日本，并带有国书。到日本后，受到隆重接待，天皇接见裴世清时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入，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裴世清回国时，日本天皇又派小野妹子同行。隋使来往均有小野妹子陪同，而且受到隆重接待，足证日本对隋的尊重。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日本有影响而使其产生羡慕之心的结果。到了唐朝，这样的活动更多。日本曾专门派过送唐客使。唐朝也常在日本的遣唐使回国时派遣人伴送，伴送的唐使有时达数十人之多。如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日本迎入唐使高元度回国，唐派沈惟岳、陆张什等三十九人伴送；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日本持节副使小野石根回国，唐派赵宝英、孙兴进等数十人伴送。这些伴送者，理应在完成使命以后立即回国，但因当时条件的限制，常因失去渡海机会而留在日本，最后很自然地成为日本人。这些人对传播唐朝文化必然发生很大作用。例如，袁晋卿、皇甫东朝都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去日本留在那里的。袁晋卿精通《文选》、《尔雅》的字音，皇甫东朝擅长音乐，他们对于日本音韵学的发展与日本音乐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
在日本遣唐使的往返过程中，唐朝的僧人也有不少到日本后没有再返回者。在这方面，最有名的僧人是鉴真。鉴真于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率领弟子二十四人东渡日本。他除了在日本传授佛经之外，在建筑、医学、雕塑等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他与其门徒建造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现仍存在。此堂被认为是“今日所存天平时代（公元729—748年）佛殿之最完备者，其构进装饰，足以代表当时发达之式样手法”。
在医药方面，他也很有贡献。当时日本人对某些药品还难辨真伪，鉴真以鼻辨别，非常准确。他还带去许多药方，据说，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等方子，都是鉴真带去的。
在雕塑方面，鉴真与其门徒创作的佛像，独具一格，在日本雕塑史上，被称为唐招提寺派。
“鉴真的门徒，多是建筑、雕塑的专家。他们在唐招提寺，发挥了唐代艺术的新成就，比过去传到日本的艺术有所发展，因而更快地促进了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
2、隋、唐文化与朝鲜
朝鲜半岛与中国紧密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十分密切。中国文化转入日本，日本千方百计地吸收中国文化，朝鲜半岛都是起了桥梁作用的。隋、唐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不管是三国分立时代，还是新罗统一以后，都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日本认为新罗是“中国文化的分店”，因此，日本除了向唐朝派遣留学生以外，还向新罗派了不少留学生。在此以前，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日本的遣隋使还曾与百济使节共同到达隋朝。日本学者估计，百济使节“或许为日本使节充任向导”。这些无不说明，朝鲜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日本更早。
朝鲜是十五世纪才有自己的文字的。在此以前，一直使用汉字，阅读汉文书籍。在三国分立时代，高丽的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百济“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不仅汉文书籍广为流传，书法也很有影响。唐初的书法家欧阳询，“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新罗也大体类同。例如，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新罗王真德派其弟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到唐。金“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三国统一不久，新罗王政明就于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遣使到唐，“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将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由此可见，新罗对于汉文书籍也是非常向往的。
朝鲜人为了阅读汉文书籍方便起见，在新罗统一后，由薛聪创造了“吏读”法，就是利用汉字的音表示朝鲜的助词、助动词，夹在汉字中间，帮助阅读汉文。这种方法，对朝鲜文化的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为了直接吸收唐明文化，在贞观年间，“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派遣了更多的留学生到唐学习，在长安设有新罗馆。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新罗派到唐的留学生多达二百多人。从唐穆宗长庆元年到唐末，登科举的新罗学生有五十八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崔致远。崔致远十二岁入唐求学，他的父亲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临行前告诫他说：“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崔致远到唐后，“追师学问无怠。”到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一举及第，调授宣州滦水县尉。考绩，为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黄巢起义后，他又为高骈淮南从事。后来，又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他的著作有《桂苑笔耕集》二十卷。这部著作，不仅在中国流传至今，而且是朝鲜现存的一部有价值的文集。不言而喻，崔致远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在朝鲜不断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中国人到朝鲜传播中国文化者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在隋、唐以前，朝鲜就有很多华人。西汉初年，燕人卫满带领一千多人到朝鲜，后来做了朝鲜国王，建都王险城（平壤）。汉武帝初年，朝鲜国力日益强盛，常从齐、燕等诸侯国招诱汉人到朝鲜去。后来，汉武帝征服卫氏朝鲜，在其地设置四郡，即真番郡（鸭绿江上游）、临屯郡（朝鲜半岛东中部）、乐浪郡（朝鲜半岛中部）、玄菟郡（朝鲜半岛北部及东北部）。这样一来，就有更多的汉人到了朝鲜。南北朝时，百济派人到南朝见梁武帝，请求派遣博士去讲解三《礼》、《毛诗》、还要求派遣工匠与画师。梁武帝派学者陆翊和工匠、画师前往，中国的五经、三史也陆续传入朝鲜。朝鲜人中愈来愈多地通晓汉文了。
日本古代所谓的秦人、汉人、新汉人等，主要都是从朝鲜半岛东渡的中国人。既然在朝鲜的中国人很多，通过他们有意的传播或无意的影响，朝鲜必然愈来愈多地接受中国文化。
隋朝末年，隋炀帝发动进攻高丽的战争。由于战争失败，军队溃乱，很多人未曾回国，流落在朝鲜。武德年间，唐与高丽通好，唐高祖给高丽王高建武书：“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成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于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尽管这次有不少华人回国，但因在那里娶妻成家，未曾回国者还是很多。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派陈大德出使高丽，陈大德雅好山水，到处游历，“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的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不难看出，隋末流落在朝鲜而唐初也未曾回国的华人是为数不少的。这些华人，从文化知识到生活习惯，都会给朝鲜以不少的影响。
除此而外，受政府派遣前往朝鲜者，更是有目的去传播中国文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派遣沈叔安前往高丽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高丽王及道俗观听《老子》者数千人，正说明朝鲜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矛盾激化，高丽阻止百济、新罗与唐往来。于是，百济、新罗派人到唐求援，并指责高丽“闭其道路，不得入朝。”。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和解，三国才都能与唐交往。百济、新罗要求与唐交往，说叫他们与高丽一样，也是向往中国文化的。
新罗统一后，中国文化继续向朝鲜传播。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新罗王兴光“遣使来献方物，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兴光卒），玄宗派邢“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在邢临行前，玄宗对他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邢出使新罗，除了吊祭兴光，册封新王外，主要任务就是讲授儒家经典。无疑，这是唐统治者有目的地去朝鲜传播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既有朝鲜派人到中国来学习，也有唐统治者派人前往传播，更有大量华人陆陆续续前往朝鲜定居，言传身教。各种渠道汇集一起，终于使新罗成为中国文化的分店。
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三国时代，高丽的“种田养蚕”略同中国”，“兵器与中国略同”。百济的“婚娶之礼，略同华俗”，“有文籍，纪时月如华人”。新罗的“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
新罗统一后，象唐朝一样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央设省，地方行政单位为州、郡县，全国有九州、四百多郡县，还有五个小京。选拔人才的办法也是仿唐在京城和地方设立学校，通过考试走上政治舞台。另外，由于中国天文、医学、算学的传入，也设置医学、律令、算学，天文等各种博士。这些博士，一方面教授生徒，一方面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再者，在建筑、雕刻、艺术等方面，唐对朝鲜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肯定，中国古代，特别是隋、唐帝国，是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文化的渊源。不过，也应该肯定，日本、朝鲜的古代文化不等于中国文化的搬家，而是日本，朝鲜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历史的特点加以创新的结果。例如，日本、朝鲜都使用汉文，但由于日本、朝鲜人民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的具体特点等有所不同，所以他们先后都又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历史前进的内容。研究这种千差万别的具体内容，是历史科学的任务。例如，中国人可以长期把读《五经》和《史记》、《汉书》作为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的手段，而日本、朝鲜若长期这样就会脱离自己的历史实际。这就是说，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有为自己所需要的文化，吸收别国或他民族的文化，只能作为创造自己的文化的借鉴，不能原封不动的长期照搬。日本、朝鲜各有适合自己历史特点的文化，正说明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认为，隋、唐文化对日本、朝鲜等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日本、朝鲜发展、创造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借鉴，促进了他们的文化发展，但并没有取代日本、朝鲜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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