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有2500年大一統歷史的國家。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以為2500年的歷史可以被虛無。也許這番話很多人不願意聽，認為我保守，思想陳舊。那麼，請注意我下面要講述的關於經濟問題的分析。
我的這個思路其實是從清代起一直分析到當代，中間跨越了很多政治上人為的界線，但為了客觀分析只能一概打通。這是我多年來做研究的一個老辦法。當年我做土地制度變遷研究的時候，就是對所有資料不分黨派和政治傾向，也不分國內國外，只要是關於中國土地制度的調查研究，一律按時間排序，以此來看土地變遷的趨向。如果我先被某位先生的某套理論拘束了，這套理論又本來就來源於某一種學術派別的思想，那我肯定就跳不出來了。幸虧我僅作資料排序，才完成這項研究。同理，我現在做制度演變和週期性經濟危機研究，也不分政治派別，就把經濟數據作排序。最簡單的辦法往往可能是最有效的辦法。
文 | 溫鐵軍
3. 新中國成立60年4次外資8次危機
那是個戰爭年代，民國政府70%以上的財政都用於軍事開支。當集中在城市裡的財政金融和經濟體系一崩潰，就沒有支付軍費的可能了，無論有多少軍隊都不能維持財政崩潰的政權，於是，就被雖然沒有財政、但靠農村老百姓支持的共產黨軍隊，摧枯拉朽地打敗了。毛澤東說，共產黨是靠“農援”打敗了“美援”。
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言，我只是認為這些因素值得納入考慮，有利於開拓思路。也許，政權更替的主要因素還是革命戰爭的迅猛推進。但即使這個判斷成立，我們也得知道，中國革命戰爭中，對最大社會群體農民的政治動員，就是宣佈耕者有其田。
有意思的是，這個中國革命戰爭從民國時期起就叫作土地革命戰爭。孫中山發動了一次，被蔣介石搞歪了，共產黨搞了兩次，這三次都叫作土地革命戰爭。土地戰爭的核心動員機制就叫作耕者有其田，但是耕者有其田，卻不是近代才有的說法。
大家可以去查證，中國人當代的很多話語都是當代才有的，比如政治、群眾、階級、政黨，所有這些耳熟能詳拿來就能用的話語，中國古代從來沒有出現過，這不是從中國人的經驗中產生的詞，當然是外來的；但耕者有其田，卻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政治正確”的概念。對農民來說，它並非是現代意義的革命口號，而是一個幾千年的傳統動員口號。
我贊成“農援”打敗“美援”的說法。主要理由在於：新中國剛剛建立政權的時候，所遭遇的是民國年間金融危機的延續，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最高月度通貨膨脹率38%。原來各解放區印的鈔還在老百姓手裡，比如華北票、東北票，都還要繼續流通。早年開始跟蘇聯談判給中國工業建設支援的時候，一個蘇聯專家給2萬斤小米的工資。當時我們國家主席的工資摺合3000多斤小米，部長級工資摺合2400斤小米，局長級工資摺合1800斤小米。聘請1個蘇聯專家的費用摺合6個國家主席工資。
為什麼1950年用小米為單位計算幹部工資呢？因為農民革命時期小米是一般商品等價物。國民黨撤離大陸時蔣介石把國庫剩下的一點黃金全拉走了，因此，只要發行紙幣一定是毛票子——沒有國家儲備——新中國也沒有商品。既然土地革命解放了幾億農民，那隻能拿小米——農民最認的東西——來當一般等價物。同時期銀行存款叫“存三白”：白米、白麵、白布。不是說存款人扛著白布上銀行，而是今天存的錢到取的時候還能買到等值的白布，此所謂銀行“存三白”，因為國家沒有條件建立貨幣信用。所以，1949—1950年新中國成立之初遭遇的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危機，乃是1936年民國放棄銀本位開始發行紙幣以來延續了20年的通脹危機，而並非新中國政權因為“左右”問題造成的。
那麼，新中國的貨幣體系是什麼時候才正式建立的？中國真正使貨幣成為貨幣是什麼年代？我認為是直到1998年開始國家銀行體制改革，貨幣體系與財政相對分離之時。
1992年中國因財政補貼壓力太大而放棄了“第二貨幣”——票證制度。當時一戶人要想過日子，手裡要有一大把票，除了糧票，還有油票、線票、火柴票、香菸票、肉票、布票、米票……每家有各種各樣的本，副食本、糧本、煤本，等等。因此，第二貨幣體系是非常管用的，比第一貨幣體系厲害很多。其實一直到1992年取消票證制度之前，中國實施的是“第二貨幣”為主的貨幣制度，否則早就通貨膨脹得一塌糊塗了。因為這些票證有效地抑制了龐大人口的消費，使政府儘管可以增加發行貨幣，但不至於構成全社會因為消費而拉動的惡性通貨膨脹。至少，不能拿現在一般發達國家成熟市場經濟來衡量我們的過去。
1992年，我國取消了“第二貨幣”體系，才讓人民幣成為商品交換的中介，具有了一般貨幣的基本職能；此後貨幣大規模增發，到1998年銀行與財政才正式分家，中國才算開始進入相對比較獨立的貨幣體系建立過程；到2001年、2002年才完成了中國現代紙幣體系的建設。
從1936年到2002年，中國這條貨幣化道路很漫長，經濟和社會代價都很大。如果做當代史的階段劃分，應該說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危機，乃是民國時期白銀外流引發幣制改革所留下的危機，那是根本不可能靠現在可想象到的任何經濟理論來解決這場危機。
那時候，中共兩大改變危機的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是中國85%的人口都分了地，農民回到了傳統的小農經濟，具有非貨幣化特性，有沒有紙幣都沒關係，任何一個經濟多元化的村子都可以自我謀生，自給自足。所以，占人口85%的農民離開了相對現代化的城市經濟，只要不動他們的土地，就可以自我發展。這樣85%的人先穩定下來了，並且能夠定期地提供他們的剩餘農產品。
第二是朝鮮戰爭。今天，當朝鮮半島局勢重新緊張，黃海在鬧事的時候，最大的贏家還是美國，這個不言而喻。當年朝鮮戰爭，西方很多人說是朝鮮侵略，搞錯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後，北朝鮮因為是勞動黨領導，所以迅速推行了土改。類似於我國在西藏的邊緣地區，像西康、雲南、青海等有藏族土司的地區全面推行土改，只維持藏區不土改，於是推行土改政策的藏區的土司奴隸主紛紛逃往拉薩。同理，當北朝鮮全面土改，農民都得到土地的時候，原來的地主富人大約幾十萬人逃往南朝鮮，因此南朝鮮政權更加堅定地反對土改。但是南朝鮮的農民不示弱，連續幾年的農民游擊戰爭，最後打到了漢城郊區，到1949年南朝鮮政權雖然控制漢城，但在郊區就已經岌岌可危了……
朝鮮戰爭爆發和不同國家介入朝鮮戰爭，不是發生在同一時間。一般理解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始於1950年10月，但對朝鮮而言這場戰爭始於6月，對於美國而言，也是6月20日戰爭一開始立刻進兵臺灣海峽，對中國實行封鎖。但西方認定中國參加了對南朝鮮的“侵略”，並且聯合國也對中國進行制裁。所以，中國1950年6月剛剛建國不久就被聯合國制裁，被西方封鎖了。而在投票制裁中朝的安理會決議時，蘇聯代表缺席。據理，蘇聯是常任理事國，可以投否決票，但蘇聯沒投否決票，箇中緣由留待今後眾人探討，總之這是一場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地緣戰略格局的重要的局部戰爭。
那個時候，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為中國說話，抗美援朝打勝了，中國第一次在世界上有了話語權。同時，這是一場把想中立地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中國打入蘇聯陣營的戰爭，從此中國必須站在蘇聯一邊，成為緊密戰略同盟。這就是朝鮮戰爭背後的大背景，很少被人所討論的事情。因為中蘇建立戰略同盟了，蘇聯一改1945年把日本在東北所留下的全部設備連螺絲釘都拆走的做法，向中國東北境內大規模輸入戰爭裝備，這就意味著中國有了突然從天而降的軍事工業，於是獲得城市經濟陡然起飛的效果。
總之，1950年中國從嚴重的民國遺留的經濟危機轉變成經濟高漲，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土改剝離了85%的人口與現代經濟的關聯，於是乎經濟相對穩定；二是朝鮮戰爭“打”來了軍事工業，讓中國經濟陡然起飛——如果看GDP曲線，“噌”地一下子就上去了，中國立刻進入經濟高漲時期，明顯過熱的高漲。也因此，中國出現了重大的制度演變。
抗美援朝讓中國第一次在列強主導的世界上有了地位，蘇聯給了中國156項援助，但並不白給，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構建權在於投資人或投資國，即資本出牌。這一條不因國際共產主義原則而改變。
別拿豆包不當乾糧，中國被從天而降的朝鮮戰爭“打”來的蘇聯資本也是外國資本，這個資本同樣要對制度建設說話，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有的引資國按投資國的給定框架來構建本國的政治體制的道理是一樣的。這涉及的是“左”還是“右”？現在如果一個大投資商說給某個縣建立一億多元的企業，縣委書記肯定讓全體政府部門都圍著這個投資商轉，儘可能滿足他的條件。這與20世紀50年代的道理是一樣的，所以，1950年以後中國構建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叫作“全盤蘇化”。
這可能不是中國人完全自主開展的國家政治建設。當時游擊隊員出身的中共進城幹部，還不知道如何有效組織管理蘇式重工業，於是在政府的經濟部門都派駐了蘇聯專家，幫著搞國家政治建設。所以，中國政府經濟部門完全按照投資國的要求構建了八大工業部、五大經濟委等，全套蘇化政府部門的管理業務也搬過來；高級幹部得去學習，後來繼任的領導人都是那個年代培訓學習過來的。大學裡所有現代學科院系也都派駐了蘇聯專家，幫著搞教材，搞管理，搞學科體系建設。無須太多解釋，總之經濟基礎一定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這既是經典理論，也是極其簡單的常識。
1957年，很多小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可我覺得他們犯的卻是左派“錯誤”，他們反官僚主義，反教條主義，反對從蘇聯搬過來的一切不符合國情的制度，甚至認為國家所搞的工業化，仍然是剝削工人和農民，工人農民付出的剩餘價值沒有獲得體現。請問這些言論是左還是右？我覺得是左，可他們全都被打成了右派，至今，當年很多右派都弄不清楚自己是左派還是右派，時間長了，很多人就真以為自己是右派了，這就是思想界的大麻煩，中國知識分子何其悲哀，連自己到底是什麼都不知道。這是我特別心疼他們的地方。你以為他們批評的這些問題毛澤東不懂？他很懂，但他更懂中國百年來只有這麼一個工業化的機會，一喪失就完了。但那些小知識分子不懂，後來我跟幾位平反了的老同志成了忘年交朋友，當年他們都是右派，我把這套理論分析給他們聽，他們聽了都覺得是這麼回事，但是，他們都很難再改變自己的命運了。我很同情他們。
接下來也是1957年發生的重大事件，蘇聯突然終止了對華投資。
在朝鮮戰爭開打之前的1950年初，中國和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規定當東亞無戰事三年之後，蘇聯全面從中國撤軍，包括撤走以旅順口為基地的蘇聯遠東艦隊。那個年代在中國的大陸本土上仍然有大量的蘇聯駐軍，中長鐵路沿線連同財產在內都是由蘇聯控制，中國的大連特區和旅順軍港由蘇聯控制。
因此，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三年後，1956年中國請蘇聯踐行條約。蘇聯便提出中國沒有管理現代軍隊的能力，不能應對現代戰爭，所以要建立聯合空軍和聯合海軍，至少要建立聯合指揮機關。毛澤東的中國立場也不是左與右，他就直接和赫魯曉夫說：如果這樣的話，你把中國拿去吧，我上井岡山。他不允許外國軍隊在中國土地上再駐紮。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國從中國吞併的地方最大，已經不可能收回了。直到1957年其應該交回的中國領土，才還給中國；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蘇聯不再向中國投資了。當不斷需要追加投資的中國城市工業化過程突然出現投資中斷，請問這個經濟還能維持嗎？沒有任何人可以維持，於是中國蘇式的工業化停了。
因此，中國的上層建築，為了管理蘇聯投資的工業化經濟而構建的科層化政府部門，也就不能再繼續正常運作了，無論如何，只能另闢蹊徑。由此，就有1958年鄭州會議要調動地方積極性，因為中央政府無蘇聯投資，經濟就得停下來，不如讓地方來繼續搞工業化。但地方卻毫無工業化的經驗，於是“大躍進”成為發動地方工業化的社會運動。毛澤東當時為什麼進退兩難？因為是中央讓地方搞工業化，地方同志犯了錯誤，又不能打擊他們，還得要保護兩個積極性，不能輕易出面糾正“大躍進”中過於激進的錯誤。大家都以為他太荒唐，其實他是種稻子的農民出身，難道不知道小孩是不能站到田裡的稻穗上的？這主要還是因為那個時候蘇聯的投資突然停了，中央政府隨即完全沒有投資能力了，國家經濟增長陡然下降，於是1958—1960年大危機就爆發了。
蘇聯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靠“窮棒子”互助組，毛澤東說“打破常規”就是“大躍進”，而打破常規是被逼出來的。
一般而言，一旦發展中國家突然遭遇外資停止投資而爆發經濟危機時，都會因無力支撐上層建築而導致政府垮臺，要維持，只剩下政府體系中最硬的兩個手段——軍隊和警察。為什麼發展中國家較多發生軍事政變？只要經濟上宗主國不投資，這些發展中國家往往進入政治動亂，甚至出現種族屠殺，誰之罪？
中國當時也沒有條件推進蘇式工業這個經濟基礎了，可全盤蘇化的上層建築要改談何容易？因此，以路線鬥爭為名發動工農兵改造上層建築，這個也是中國創造。至於成還是不成，經驗多還是教訓多，留待後人評說吧。若是按今天仍然堅持的經典理論來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沒有蘇聯投資的經濟基礎了，這個蘇式上層建築是難以維持的。
所以，即使再談論今天所說的種種“極左”，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也許算是為了民族經濟復興的危機治理做法當時的經濟基礎，只不過是蘇聯留下的官僚主義上層建築，已經無法再適應當時的經濟基礎，只能動員勞動力維持國家建設的經濟基礎了。按蘇聯形式主義運作的官僚們難以動員勞動力，如果不跟老百姓一起下鄉幹活，一塊上工地，就難以被勞動者信服。但如果要用革命意識形態重新動員老百姓，就需要驅使已經學會穿中山裝喝蘇式咖啡的官員們下鄉了。所以，20世紀60年代就有“四清運動”等等一系列大量幹部下鄉活動，革命意識形態再次成為抑制政府過分官僚化的武器。
後來這些過程都應該是很清楚的，“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但黨還在，國家沒有垮，這個空前危機還是頂住了。
接著，我想請大家考慮的是，通常都說過去是計劃經濟搞錯了，我現在的研究證明中國在所謂計劃經濟年代，其實大部分年份都沒有計劃，只是在1970年以後才搞過兩個五年計劃。
事實上，1950年還沒有計劃經濟的時候，蘇聯已經因為朝鮮戰爭向中國投資了，因為戰爭需要大設備進來了。到1952年成立國家計委的時候還是蘇聯人手把手地教，也不是我們自己搞的計劃經濟，蘇聯人提出計劃執行投入，中國人按照蘇聯人給的投資具體執行項目，那時候的工廠大多是蘇聯人派廠長，派工程師，派技術員，甚至派技術工人，不是我們自主的工業化。到1957年蘇聯突然停止投資了，然後1960年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也全被撤走。1957年我們的計委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做了幾個計劃控制數字，也隨之胎死腹中。
所以客觀上雖然有“一五”，但“一五”基本上是蘇聯人搞的。教科書上也有“二五”，但“二五”沒出臺，因為沒投資了。然後是20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到1963年應該出臺“三五”的時候停止了，是因為這時要備戰了——1961年國民黨開始反攻大陸，1962年發生中印邊境戰爭，1963年發生印度支那緊張局勢，其間美機、美艦800多次侵犯中國領空和領海，於是中央政府要搞戰備，上三線。“三五”因此沒出臺。
那麼，“三五”應該從哪年開始呢？應該是1963年到1968年期間，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工業基本停產，也就沒有計劃經濟了。直到1970年才有“四五”。因為，毛澤東請四位老帥做國際形勢分析：世界大戰什麼時候打。老帥們給毛澤東的意見是至少20年內無大仗發生，如果要打也是在歐洲打，因為帝國主義矛盾還是在帝國主義內部。毛澤東說，如果沒大仗發生，那我們就抓緊轉向民生工業。於是，開始了“小球帶大球”，中國恢復了對歐美日的關係，進入了朝向民生工業的結構調整。於是，中國才有了“四五”計劃。
你沒被兩個世界霸權封鎖過，你怎能真正理解毛澤東？你沒跟美蘇交過手，你還敢說毛澤東不實際？
所以，中國整個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就沒自主地搞過工業計劃，直到1970年決定經濟調整以後才開始由中國人自主地搞“四五”計劃，主要還是為了引進西方資本，形成新的工業結構。可見，中國人70年代的“四五”和“五五”是為了引進西方資本、調整工業結構的兩個五年計劃。1971年毛澤東親自委託周恩來制訂“四三方案”——引進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開始調整工業結構，但立刻遭到新的外資轉化為外債所帶來的以中央政府赤字為主的經濟危機，於是乎發生了第三次上山下鄉。
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的上山下鄉是1958年經濟危機的結果，1968年上山下鄉則是1966年經濟危機的結果，那麼1974—1976年的上山下鄉，是70年代引進外資變成外債帶來的經濟危機所導致的結果。在毛澤東時代，每一次經濟危機都靠上山下鄉向農村轉嫁了城市勞動力過剩的代價，因此城市的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發生的內生性危機，都安全地軟著陸了。
能軟著陸，根本上就是因為農民支持毛澤東，因為他使耕者有其田。
1950年以來每一次引進外資都引發兩次危機：蘇聯投入54億美元外資引發了1960年和1968年兩次危機；1971年引進43億美元外資帶來了1974年、1979年兩次危機；20世紀80年代再次更多地引進外資帶來了1988年和1993年兩次危機；然後就是90年代中期開始全面進入全球化，帶來了1998年、2008年兩次輸入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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