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国良:传统礼学的现代应用

提要:传统礼仪,虽有“经礼三千,曲礼三百”之说,颇为繁复,但其设制施行,不外“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源自人性,传自圣贤,乃是促进和谐、稳定社会的要素,因而古人有“重礼,所以为国本也”之说。

时代推移,现代的社会结构、物质文明,较诸古代已有明显变化,故部分传统礼仪失去时代意义;而近代为追求进步而涌现反传统之思潮,对若干可贵且可行的传统礼仪亦妄予摧残,致使本土文化丧失殆尽,国本动摇。所幸中华大地尚有幸存者,元气不致完全丧失,仍有恢复的契机。其实,现代化、国际化不必以牺牲本土文化为代价,可贵且可行的本土文化,世界各大文明均极珍惜,并引为自豪之特色。我中华亦应如是,对可贵且可行的传统礼仪,宜透过现代诠释,赋予积极的内涵,增进民众的自信心与认同感,并受到国际的尊重。

本文将从传统礼学的理论与内容出发,参考他国礼仪,检讨现存本土礼仪的内涵,针对何者宜加强宣传、何者宜推而广之,建议何者宜予修正、何者宜予转化,提出几个原则,以供朝野采择。

关键词:传统礼仪、现代运用

叶国良:传统礼学的现代应用

一、前言

传统礼仪,虽有“经礼三千,曲礼三百”[1]之说,颇为繁复,但其设制施行,不外“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2],“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3],源自人性,传自圣贤,乃是促进和谐、稳定社会的要素,因而古人有“重礼,所以为国本也”[4]之说。尽管先秦有墨家抨击礼乐妨碍民生,法家重法而轻礼,但二者影响的时间很短,二千余年来,朝野都认为,若要国泰民安,礼应先于法,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5]是也。

时代推移,现代的社会结构、物质文明,较诸古代已有明显变化,部分传统礼仪显然已失去其时代意义;但近代为追求进步而涌现反传统之思潮,对若干可贵且可行的传统礼仪亦妄予摧残,致使本土文化丧失殆尽,国本动摇,茫茫大地,自我何在。所幸禹甸之内尚有幸存者,元气不致完全丧失,仍有恢复的契机。事在人为,端视国人觉醒与否,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6]是也。再者,现代化、国际化不必以牺牲本土文化为代价,可贵且可行的本土文化,世界各大文明均极珍惜,并引为自豪之特色。我中华亦应如是,对可贵且可行的传统礼仪,宜透过现代诠释,赋予积极的内涵,增进民众的自信心与认同感,并受到国际的尊重。

本文将从传统礼学的理论与内容出发,参考他国礼仪,检讨现存本土礼仪的内涵,针对何者宜加强宣传、何者宜推而广之,建议何者宜予修正、何者宜予转化,提出几项原则,以供朝野采择。

二、传统礼学的两种思维

国际之间,社会之中,家庭之内,何以需要讲求礼仪?传统上有两种思维进路,一称礼出于人,一称礼出于天,而其强调礼之必要,则无二致。

孔子论礼,本于人性,而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立说,所以《论语·八佾》载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为政》答子张问“十世可知也”时说:“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殷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可见孔子认为礼出于人,因而历代有所损益。

荀子强调礼,主张礼是为了防止人际的争端而制定的规范,《荀子·礼论》开篇即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换句话说,礼的制定,能使人与人之间避免纷争,相处和谐,人与物之间也可取得平衡。据该篇之意,所调“物”,包括物质和名位,礼的制定,使人在追求物质与名位时,懂得“度量分界”,不致踰越界限而导致争乱。荀子有性恶之论,人既要懂得“度量分界”,便须透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因此《劝学》有“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之说,尤可见“礼学”在荀子思想中的重要性。

清人凌廷堪并非性恶论者,但他也强调礼出于人与后天学习的重要:

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7]

据此,凌廷堪认为人性虽善,但受气质或环境影响则可能导致慑差,因此需要学习以“复其善”,而学习的项目以礼最为根本、最为关键,因为礼可以“贯其学”,以成就其善。

王国维从语源学的角度论礼,他依据卜辞“豐”字象二玉在器之形,再援《说文解字》“豐,行礼之器”之说,认为礼起源于祭祀,他说:

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8]

祭祀乃人所为,则礼自然是出于人。

以上均谓礼出于人。依此说,则社会若有变化,礼仪的具体做法自可再行调整,所以有“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复乐,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9]之说。因此,每个时代都应该考虑礼仪当如何调整,当代也不例外。

另有一说称礼出于天。《礼记·乐记》云: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据此说,礼虽是先王所制,但符合天理,若言行不合乎礼,于天理自然有所违背,因此可以说礼出于天。不过,《乐记》中的“天理”、“人欲”云云,虽受某些宋儒的青睐,唯宋代理学家习有之“行上的”、“本然的”等思维,恐非《乐记》的“理”字本意之所有[10]。

程颐认为礼来自形上的、本然的天理,他说:

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无人欲即皆天理。[11]

很显然,程颐套用了《乐记》的语言,又引据《礼记·仲尼燕居》“礼也者,理也”之说,并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对立,甚至以为有意为善亦不合乎礼,因礼者本为天理之流行,并非出自人为,故视听言动皆合乎天理,始合于礼,以其合于礼,自然与天理相合。

张载对礼的缘起,看法与程颐相近,而特别强调礼出于天、不出于人:

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变?礼不必皆出于人,至如无人,天地之礼自然而有,何假于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学者有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告子专以义为外,而不知所以行义由内也,皆非也,当合内外之道。[12]

至于礼的功能,张载说:

礼所以持性。盖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亦不畔道矣。[13]

亦即礼能够“持性”,使言行不偏颇而回归本性,其说与上引凌廷堪“复其善”语相类。

以上均调礼出于天。依此说,礼出自天理,人行礼,即是去人欲而合乎天理。此说将礼提高到天理的层次,深化了礼的内涵,但理论上却有一个困难:若礼出于天,合乎天理,天理既然不变,礼亦不应有变,何以古今礼仪不无差异而孔子有损益之说丶朱熹有古礼难行之叹?(参考第四节)

综合上述,古今学者,有的认为礼出于人(如凌廷堪),有的认为礼出于天(如程颐),有的从群众互动、社会和谐的立论(如荀子),有的从个人涵养的角度发挥(如张载)。尽管其思想旨趣有所不同,但都力言礼的重要,而且对礼的内涵与功能,彼此并无歧见。从个人而言,礼是涵养修为的表现,所以《左传·成公十三年》,孟献子因晋臣郤锜“将事不敬”,以“礼,身之干也”的原则推测郤锜“不亡何为”,其后郤锜果然被杀。所以《论语·尧曰》载孔子言“不知礼,无以立”。就社会、国家而言,《左传·僖公十一年》内史过因晋武公“受玉惰”,以“礼,国之干也”推论“晋侯其无后乎”。《左传·昭公五年》女叔齐以“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批评鲁昭公娴熟仪节而不能掌握礼的内涵。可见行事合礼与否,确实可以成为衡量个人乃至社会、国家成败的准则,乃中华文化体质中必须予以重视的一环。

不过,礼贵实行,若有理论、有内涵、有成败的事例,却不实行,则流于空谈,于事无补。即使倾一国之力,高揭若干口号,也只是妆点门面丶徒费精神。当前的关键,在于传统礼仪是否仍有遗存,若传统礼仪已荡然无存,欲求恢复,确实不甚容易;反之,即使不绝如缕,只要予以阐述,加以提倡,仍然弘扬有望。所幸禹甸之中,传统礼书完整保留,传统礼仪现存者尚多,可惜时人往往不甚措意,或以提倡传统礼仪为迂腐而已。

三、现存传统礼仪举例

传统礼仪,可分为经礼与曲礼二者,经礼指为了较隆重的特定目的而实施的一整套仪式而言,譬如《仪礼》所载的冠、昏、射、乡、聘、觐、丧、祭即是,曲礼指日常生活的言行规范或从礼仪中归纳出来的原则,譬如《礼记·曲礼》所载的谒见尊长应如何、男女之间应如何之类[14]。尽管因为社会变迁,封建时代的某些经礼、曲礼已不存在,但当今社会,礼仪仍可分为此二者,其中有许多仍是传统礼仪的延续。

礼本身实践之事,若未经外力干预,生命力极强,而生活在其中者,往往日用而不知,习焉不察,大多不谙其来龙去脉。未曾研究传统礼仪者,每以为传统礼仪早经淘汰,甚至误以为当今所行者乃是外来文化。兹举例说明之,谕不赘述。

今日大陆与台湾,人车行路靠右边走,国人多不解此一交通规则起于何时,有人则猜测受到外国影响。其实此乃华夏古礼,且能表现国人爱好和平之风度。按:古人作战,为发挥右手之攻击力,必靠向自己的左边行进,趋进对方的右侧予以攻击,对方亦然,古人谓之“交相右”。若在平日,为了表示友善起见,则靠向自己的右边行进,使右手远离对方,彼此通过对方的左边,古人谓之“交相左”。国人爱好和平,因此行进靠右边走,向来人表示善意,久之成为礼仪。此礼之实行,估计不在三千年以下,今日之交通规则即顺此传统礼仪而定。至于英、日等国人车靠左边走,乃为了右手便于拔刀使枪以自我防卫。从文化意义上看,该二国等在行进间不无时时防范他人之意,相形之下,国人则强调以善意对待来者,态度更显雍容。[15]

握手致意,为今日国际通行礼仪,以致国人几无不以此为国外传入者。其实这也是华夏古礼,而且还含有外国握手礼所缺乏的内涵。握手,古人多称为“执手”。《诗经·击鼓》名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写夫妻握手。陶渊明《悲从弟仲德》诗“门前执手时,何意尔先倾”,指从前曾在家门前执手辞别。《南史·刘俊传》记载刘悛从武陵内史还都时,“吏人送者数千万,悛人人执手,系以涕泣,百姓感之,赠送甚厚”,刘悛人人执手,与当今某些政要的习惯相同。除了分别时之外,见面也行执手礼,《魏书·辛纂传》载:“永熙三年,除使持节、河内太守。齐献武王(高欢)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谒王。……王因命前侍中司马子如曰:‘吾行途疲敝,宜代吾执河内手也。’”总之,古人相见或分别所行执执主人手,与西洋握手致意类似。但华夏行执手礼的另一场合,是在吊丧时,由吊客执主人手,以示安慰,这当是东晋以后才兴起的礼俗。《南史·东昏侯本纪》载:“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斩缞絰杖,衣悉粗布。群小来吊,盘旋坐地,举手受执,蔬膳积旬,不听音伎。”这是东昏侯萧宝卷以帝王之尊受人执手吊唁。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说:“江南凡吊者,主人之外,不识者不执手。”既称江南“主人之外,不识者不执手”,若认识丧家众人,便须一一执手,则大江以北的礼俗,对主人家众孝子,无论相识舆否,吊客皆应一一执手慰问,当可推而知之。今人吊丧,上香礼毕,大多趋前握孝子手,以示慰问,这并非西洋礼仪,而是传统礼仪,只是行礼之人不知其所以然而已。[16]

叶国良:传统礼学的现代应用

祭祖之事,乃是子孙自动自发的行为,《礼记·祭统》早已言之:“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其目的则如《白虎通·爵》所言,乃是为了“追孝继养”,即持续表达对先人的感恩和孝心,与迷信无涉,因为梵蒂冈教廷并不反对教徒祭祖。而多数华人竟视之为迷信,弃之如弊屣,甚为可叹。所幸台湾及东南亚华侨家庭仍循古礼祭祖者极多,尚无失传之虑。《礼记·王制》云天子至士七庙至一庙不等,而“庶人祭于寝”,寝者,居家之谓,庶人无庙,因而置祖先神位于家中宽敞处以时祭拜。今日已无贵族,国民都是“庶人”,有何须打倒之处?闽俗祭品有三牲,熟猪肉一条、熟鸡一只、熟鱼一条而已,其他菜肴丰俭由便,客家人甚至更为俭约,其规格均远低于《仪礼》所载士大夫之祭礼,仍然遵循古代庶人之礼,并未奢侈浪费。全家上香默祷,怀念先泽,以尽慎终追远之忱,何能以迷信视之?简易若此而不行,可谓全无感恩之心,望其报国,岂可得乎?

四、传统礼学的现代运用

传统礼学,既有理论,内容又有沿革,数据丰富,对于专门研究礼学的学者而言,必须能够“通古今之变”,充分掌握其来龙去脉,并能斟酌情理,甄别其优劣高下,以利朝野采择。如此,探讨传统礼仪应如何运用于现代社会,便有基础。在此前提下,笔者以为倡导宣扬时,宜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斟酌古今之宜

上节虽指岀现今仍保存若千古礼,但乃属不受社会结构、生活环境变迁影响的部分。其他更多礼仪其实已有因革,甚至融入异民族文化的元素,已非纯粹之先秦古礼,但这些是历史的已然,而且丰富了华夏的文化,不必特为惋惜[17]。重要的是如何让当代的礼俗合宜而优美。《礼记·礼器》称:“礼,时为大。”礼的施行,必须合乎时宜,而不必刻意区分古今中外,古礼合于今用者,即是今礼,今礼浇薄者,亦可予以改造。朱熹便说:

古礼于今实难行。尝谓后世有大圣人者作,与他整理一番,令人苏醒,必不一一尽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义刚)

古礼难行,后世苟有作者,必须酌古今之宜。(贺孙)[18]

《文公家礼》是否朱熹自撰虽有争论,但其中有朱熹意见则不必置疑,该书便是“酌古今之宜”而撰成,有些地方与北宋司马光的《温公书仪)不无出入,也是因为斟酌南宋社会民情而定。其实,礼俗问题在每个时代都需要关切处理,杜甫名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9],便指出了礼俗笃实或浇薄实为古人政治理想关注之焦点。

(二)先自日常生活做起

凡是倡导,最忌空唱高调,而应讲求本末先后,逐步教育民众。古人幼学曲礼、小学,长学经礼、大学[20],当今亦应循此步骤,先行倡导“曲礼”,亦即《国民礼仪规范》。其中笔者认为最应改进者,乃是当今家庭中的亲子礼仪,如果做不到,不必奢求其他。譬如出门、返家,日本人不论亲子都发声向家人致意,《礼记·曲礼上》也有“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的古训,而今日青少年出入家门往往噤声无语、亦不参见父母,旁若无人。造成此种情形,责任首在家长,平日既不曾以身示范,也未曾在儿女幼时予以机会教育,因而儿女养成不良习惯而不自知。此外则小学教师亦应负起责任,小学教师既要求学生在校对师长须讲礼貌,便应教导在家对父母家人应有的礼貌。

其次应迅速改进者,则是国民在公众场合的礼仪。《仪礼〉十七篇,乃是记载冠婚丧祭射乡聘觐等不同公私礼仪的礼典[21],每种礼仪多与的人员都都不在少数,但都秉持“敬、静、净”的精神来进行,用今语诠释,即尊重他人、保持肃静、讲究卫生。而今大陆人土举止无礼、上车插队、大声喧哗、乱扔烟蒂、随地吐痰等,极为常见。造成此种情形,除学校外,媒体舆论当负责任,因为媒体舆论不予针砭,众人便有样学样,习惯成自然,见笑于国际而不自知。

凡是此类,改善不难,效果明显,只要家长留心关注、小学中加强具体而明确的教导、舆论常予提醒,便可奏效。

(三)适度恢复传统礼典

工商业社会事务繁忙,若干传统礼典的确予人力不从心之感,但并非全部如此。譬如海峡两岸都有恢复成人礼和射礼的呼声,这是许多人士目睹当今青年处事幼稚、不肯负责任并且缺乏团队精神而发,目的在改善国民素质。笔者认为此事有可行性,并非迁阔之谈。如果有些民族至今仍行成人礼,国人没有理由不能,成人礼所需时间不过半日,如果青年有时间参加毕业典礼,没有理由不能参加象征人生重要阶段的成人礼。当今已有若干公私单位进行多年,问题只在于如何设计出斟酌古今且具有切身意义的仪式[22]。如果韩国至今仍行射礼,国人没有理由不能,射礼需要的时间最多一日,如果青年有时间参加运动会,没有理由不能参加具有体能、礼仪训练以及凝聚团队精神的射礼,问题只在于如何区隔射礼与射箭比的差别。

叶国良:传统礼学的现代应用

至于过于繁复的传统礼典,因应之道,在适度简化,但这方面似可无庸操心,因为民众必能自行调整。需要操心的反而是过度简化,模糊了礼典的核心价值,从而使仪式失去意义。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3]。过度简化将无法使礼仪达到合宜而优美的境界。譬如今日大陆之丧礼,实在太过简化,生者往往无法致其哀,死者亦无处显其荣,情何以堪?似应参考古今中外的礼仪适度调整为宜。紧要者,在政府对婚丧等事,应设法辅导礼仪公司,要求其提供仪节之流程,并详述其代表之意义,以避免其引导民众行礼时趋于庸俗浇薄或奢侈铺张。

(四)保持民族特色

百余年来,华夏贫弱,国人遂有一种迷思,以为贫弱的原因在传统文化的妨碍,因而必欲除之而后快。文化较抽象,礼仪较具体,传统礼仪遂被视为封建、保守、迷信之尤,首应打倒。以今日观之,此迷思当可澄清,传统礼仪实可与现代化、国际化并行不悖。近年又有一种迷思,以为全球化将使各国文化趋于一致,故无需讲究传统文化、传统礼仪。但观察各先进国家,却都反其道而行。

全球化乃是跨国企业的商业行为与口号,对于世界各国的食衣住行育乐确实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各先进国家并未因此而抛弃传统文化、传统礼仪,反而极力维护本土文化民族特色。譬如东京街头、徳国乡间,传统服饰、传统礼仪随处可见。原因极为简单,科技可以追赶,商品易于仿制,而传统文化、传统礼仪乃是富于历史记忆的宝贵资产,无法追赶与仿制,而且一旦失去,便难以恢复,因而民众自动自发予以维护保存。以旅游为例,缺乏民族特色的水泥丛林,大众欠缺兴趣,而富于民族特色的地区,则游客趋之若鹜。以彼准此,千篇一律的礼仪,缺乏主体性,众人只是行礼如仪而已;而富于民族特色者,则既有主体性、又引人欣赏。因此国人应以传统礼仪自豪、不应以落伍或不时髦视之。譬如传统的打躬作揖,动作优雅·又具有民族特色[24],和握手礼也可并行不悖,其实值得大力提倡,特别是传染病流行时,确实远较握手礼卫生且令人放心,于人于己两便,何故而不为?

总之,现代化、国际仁、全球化,不必以牺牲传统礼仪、民族特色为代价。

五、结论

华夏礼仪,渊远流长,部分传承至今,部分有所因革,但枝叶虽异,根干犹存,值得珍惜[25]。过去百年,因民族自卑心作祟,竟妄予摧残,令人痛心。所幸禹甸之内,礼书保存完整,各式具体礼仪尚有遗存,而且甚为丰富,礼学家自宜努力研究,以供朝野采择。对民众则先自平实易行者倡导弘扬,然后逐步深化,俾民众均能“富而好礼”[26],俯仰无愧于世界,再现大国风采。


[1] 《礼记·礼器》。

[2] 《礼记·三年问》。

[3] 《礼记·坊记》。

[4] 《礼记·冠义》。

[5] 《孟子·离娄上》。

[6] 《论语·卫灵公》。

[7] 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4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卷四,《复礼上》。

[8] 王国维:《观堂集林》(台北:河图洛书出版社,1975年),卷六,《释礼》。

[9] 《汉书·韩安国传》中王恢语。类似说词,尚见《武帝纪》、《匡衡传》及王符《潜夫论·断讼》等。

[10] 参杨儒宾:《论公孙尼子的养气说——兼论与孟子的关系》,《清华学报》,新22卷3期(1992年9月),页223-253。拙作:《公孙尼子及其论述考辩》,《台大中文学报》,第25期(2006年12月),页25-50。

[11] 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15。

[12] 宋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经学理窟》,页264。

[13] 同上。

[14] 参拙作:《中的论述及其影响》,收入拙著:《礼学研究的诸面向》。

[15] 本段详参拙著:《礼制与风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篇《靠右边走》。

[16] 本段详参拙著:《礼制与风俗》,第7篇《执手与握手》。

[17] 参拙作:《从婚丧礼俗中的异族文化成分论礼俗之融合与转化》,收入拙著:《礼学研究的诸面向》。

[18]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八四,《论考礼纲领》。

[19] 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镜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卷一。

[20] 参拙作:《从“小学”论述看朱子礼学思想的转变》,收人拙著:《礼学研究的诸面向》。

[21] 此处“礼典”一词,借用已故礼学家沈文倬语。“礼典”的语意与传统的“经礼”相近,但经礼指为了某种较隆重的特定目的而实施的一整套仪式而言,礼典则指其仪式的文字记录而言。

[22] 参考叶国良、李隆献彭美玲:《汉族成年礼及其相关问题硏究》(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该书〈导言〉对成丁礼、成年礼、成人礼曾予讨论,成丁礼乃部落阶段甄别是否能成为勇士的仪式,成年礼旨在强调其生理业已成熟,成人礼则在强调其道德学养已能在社会上立足。当今热心办理之公私单位,大多使用“成年礼”,未能掌握其社会意义,因而对青年的提示作用亦相对降低,应予改进。

[23] 《论语·雍也》。

[24] 参考拙著:《礼制与风俗》,第6篇《揖的种类》。

[25] 参同注17。

[26] 参《论语·学而》、《礼记·坊记》及《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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