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辛辛苦苦讀了四年本科，等到工作卻覺得什麼都得從頭學起？為什麼越來越多的民工家庭不願讓孩子讀大學，寒門越來越難出貴子？既然從大學裡學到的知識對日後的工作並無太大影響，那大學教育還有用嗎？
這些問題看似非常之中國式，但事實卻是，很多西方國家都在某些歷史階段，遭遇了同樣的問題。高等教育與工作職業之間，看似是無比緊密的上下游關係；但無論是很多企業還是求職者，早已不再執著於“專業對口”這樣的神話故事了。不過更奇怪的是，哪怕從業界到教育界，都不再對大學“作為職業培訓基地”的可行性抱有幻想，但“教育－職業”的迷思依然猶如宗教信仰一般，深深紮根於人們心中，這似乎成了一個比“大學教育究竟有沒有用”這一問題本身更難索解的難題。
蘭德爾·柯林斯於1979年出版的《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雖然距今已近40年，但其結論卻依然歷久彌新，特別是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殘酷真相：教育看似增強，但實則卻阻礙了社會流動，並藉由“政治工作（閒職）－技術工作”、文化通貨等理論概念，捅破了文憑表面光鮮亮麗、內裡卻不名一文的那層窗戶紙，在將近40年前，就回答了那個困惑我們許久的問題——文憑，為什麼越來越不值錢？
從技術訓練走向文化通貨
在柯林斯看來，大學可以提供職業教育所需的必備技能，無疑是大學教育的最大神話：學生們在大學中學習了大量與未來工作無關的知識，而那些所謂“實用”的內容，多半也趕不上工業界、企業界日新月異的發展。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問題，就是將學校視作為職場提供“技術管制功能”祛魅。
但是既然學校無法提供真正實用的技術人才，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包括企業）對學校乃至文憑趨之若鶩呢？柯林斯認為，勞動可以被分為兩種，一種是生產勞動，比如種地、製造業工人；另一種則是政治勞動，比如投行諮詢、或是一般大企業的管理層——前者生產財富，我們經常將其稱之為實業；後者分配財富，一般不直接創造價值。政治勞動因為主管分配，所以其實越來越趨向於“閒職”（sinecure sector）；而隨著體力勞動被機械化生產所代替，勞動市場上的“閒職”也越來越多。文憑則是幫助僱主區分“政治勞動者”與“生產勞動者”的重要手段。
那麼，為何要用文憑來區分兩者呢？作者通過對醫生、律師和建築師這三類工作的歷史社會學考察，發現文憑所代表的往往不是生產型的技能，而是政治型的“文化通貨”——從大趨勢上看，任何時代凡是取得較高文憑的人，大多數具有較好的家庭背景、較為強烈的受教育慾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以及足以支撐脫產教育的經濟條件。
這些人的屬性，完全符合“閒職”的要求。就這樣，文憑幫助僱主在僱傭“閒職”人員時進行區分。比如，投行的工作並非要求僱員精通經濟學或金融——頂級投行往往更傾向於家世良好、名校畢業的學生，因為這意味著學生（及其父母）較廣的關係網，也有利於企業對外的整體形象——這些內容，招聘者往往很難直接問出口，或是提問的時間成本太高；而一張文憑往往就能解答所有此類問題。
這種社會建構下的文憑，其實代表了一種“文化通貨”。“文化通貨”雖然叫“通貨”，但並不是金錢，而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貨幣——往好的方面可以理解成“腹有詩書氣自華”，往壞的方面或許就是金錢的“文化”外衣。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往往更有意願，也更有餘力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資。這些孩子上得起補習班，學得起鋼琴課，父母更願意他們能讀大學，而不是希望他們在初中或是高中畢業後就開始掙錢，哪怕父母也知道如今的大學生早已不再是上世紀80年代的“天之驕子”，但他們還是希望把孩子們送入大學——因為最高學歷將會決定孩子日後更可能是從事“生產工作”還是“政治工作”——文憑，就是這種文化通貨的最直接體現，也是一個人家庭背景的最直接體現。
在這個意義上，美國高等教育不僅沒有像其一直所宣揚的那樣，促進社會流動，給予家貧者以擺脫其本身社會階層的契機。相反，一旦學校－職場這架機器進入正式運轉中之後，文憑越來越會變成阻礙社會流動的堤壩——因為與文憑更相關的，往往不是實際的能力與技術，而是教育資源的傾斜、父母家庭的背景……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十年來“寒門難出貴子”“新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的重要原因。
教育社會學脈絡中的柯林斯
柯林斯的《文憑社會》看似論證驚世駭俗，結論聳人聽聞，但其背後有深刻的學理脈絡。
首先，本書所誕生的上世紀70年代，正是帕森斯所主導的“功能論”在北美社會學界節節敗退之時。在哈佛大學，對這種具有意識形態調和色彩的功能主義進行批判，簡直成了某種社會學的政治正確。而柯林斯此書，正是在這一大環境下誕生的：社會學家不再把教育視為某種社會功能的組成部分，而是將之放在階級衝突的框架內予以理解。所以，在柯林斯看來，文憑所代表的高等教育，不僅無法提供社會流動，無法為企業提供在技術層面上的有用人才；相反它成了利益階層手中的工具，完全且徹底、但又無比義正辭嚴地將無力負擔高成本教育的人群拒之門外。
其次，《文憑社會》也受到了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重要影響。彼時，布爾迪厄與帕斯隆的《再生產：教育、社會、文化》（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剛於1977年推出英譯本；雖然其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概念要到上世紀80年代才漸趨成熟，但其核心理念已然顯露無疑。柯林斯的“文化通貨”無疑深受法國理論啟發（柯林斯也把布爾迪厄的《繼承人》和《再生產》兩書列入參考文獻）。此外，《再生產》中布爾迪厄認為現代社會的當權者更傾向於運用“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而非“物理暴力”（physical violence）來維持其統治地位——這與柯林斯的政治勞動、生產勞動的概念劃分高度相似，甚至我們也可以把文憑理解成布爾迪厄“符號暴力”的一種另類形式。
從更加教育社會學的角度來說，自鮑爾斯和金提斯1976年出版《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之後，北美學界的批判教育社會學開始崛起。《文憑社會》也是在這一波浪潮之中嶄露頭角。柯林斯在本書之後，轉向微觀社會學、衝突社會學，之後更是提出旨在打通社會學微觀宏觀壁壘的“互動儀式鏈”，其研究重心從教育社會學上轉移。但當《文憑社會》出版20多年後，《教育社會學手冊》（2000）和《智識城市的未來：變革中的美國大學》（2002）等書計劃出版時，兩書主編全都邀請了已經告別教育社會學多年的柯林斯，來重新撰寫關於教育比較歷史視角和“文憑通貨膨脹”的文章，由此也可見柯林斯《文憑社會》一書在教育社會學史上的獨特地位。
最後，必須要強調的是，柯林斯並未完全否定教育在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本書第一章就強調，初級教育（如掃盲）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至關重要；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卻並不顯著。這與之後諾貝爾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 North）所認為的“教育等因素並不能導致經濟增長，教育就是經濟增長本身”不謀而合。雖然分屬不同學科，各自的學科脈絡也完全不同，但兩位優秀的學者卻從關聯議題的不同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對我們的啟示
“中產焦慮”是近年來最為熱門的話題，而教育則無疑是中產焦慮的重災區。教育投資從學鋼琴、學芭蕾、學高爾夫，到一擲千金購置學區房，學校從面試學生髮展到面試家長，“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幼兒園入園排隊搶號、小學入學求人送禮……
這些種種社會怪現象看起來相當荒謬，但如果以文化通貨的視角來看，卻又異常合理。對中產家庭來說，教育的戰爭是一場“不參與，即出局”的多輪博弈——他們無法像貧困家庭那樣因“力不從心”而“自暴自棄”，但也無法像鐘鳴鼎食之家那樣“花得起”“輸得起”。中產家庭時刻要面臨階級滑落的心理危機，只能通過對於文化通貨的投資，來保證孩子取得一紙文憑，得以在高度競爭的社會中不要掉隊，希望可以通過自己有限的經濟資本，來儘量撬動孩子教育上的文化槓桿，換取最划算的文化通貨，讓孩子在“政治職位”的競爭中謀得一席之地。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文憑社會，也與美國類似，走向了“文憑通貨膨脹”的極端——博士一走廊，碩士一禮堂，學士一操場——學歷的通貨膨脹，已然帶來了文化通貨的泡沫破碎，博士、碩士的含金量大大貶值，這也逆向助長了很多扭曲的學術行為（如抄襲、注水），同時也使得教育在社會評價體系中每況愈下。雖然很多人文教授不得不祭出“自由而無用的靈魂”、“（文科）無用之有用”——但很可惜，如果高等教育只能仰仗這種名為反功利主義、實為保住飯碗的防禦性言辭來維繫自身尊嚴的話，那無疑將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虛無與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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