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文化基质一起发生作用，就形成了广州长于“跳跃式进化”的地域文化特质：作为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岭南文化的中心地。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广州历史上出现的状元、高官、大儒都不多，这与其自由基质里的“远儒”传统有关。而在封建时代接近尾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时，革命家、革命性的思想家就风起云涌，洪秀全、洪仁玕、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郑观应以及许多同盟会元老，均从这里走出。儒家思想重农抑商，这对于人多地少的广州而言就是一个特殊环境，于是催动了它在封建机体内的跳跃式进化，形成并坚持重商传统。甚至敢于“本末倒置”，用商业逻辑发展农业生产，比如在明代，广州的商品性农业就非常蓬勃。
如果单就文化发展论文化特质，粤剧和岭南画派的发展也是跳跃式进化的产物。粤剧前身是广府戏，本来并不用粤语演唱，而是使用中原音韵，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在广东活跃数百年。清末，同盟会的陈少白偶然生成用广府戏宣传革命思想的念头，组建了新的戏班。为了让老百姓更容易听懂，与知名广府戏艺人一道，将演唱语言一朝改为粤语。传统戏剧出现如此根本性变化，竟也大受欢迎，并迅速形成新的表演体系和社会基础。
以其他剧种为参照系，粤剧急速变革竟未遭受社会阻力的现象，就显得特别另类。在电影《霸王别姬》中，袁四爷一直逼问段小楼“霸王应该走几步”“七步还是五步”，极端显示出传统戏剧变革的举步维艰。再说岭南画派，它与粤剧、广东音乐合称“岭南三秀”，其诞生本身就是跳跃式进化的产物。第一代大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在广州创立岭南画派之时，被称为“折中派”，中庸的名称似乎与“突破”无关。事实上岭南画派却是革命性的，正是响应“民主革命”时代潮流，用西方技法改造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结果。一经创立，就成为极具影响力的艺术风潮。
改革开放后，广州的快速发展固然有临近港澳的地理优势因素，但更不可忽视的，仍然是这一以贯之的文化特质的作用。举几个例子。1978年，广州芳村区率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最初塘鱼价格猛涨了四五倍，吸引外地产品流向广州，引得意见纷纭，其他地方甚至向中央告状。广州没有动摇，坚持改革，价格信号促使农民增加塘鱼养殖，很快价格回跌，几年后，在全国18个大中城市中，广州的鱼最便宜。这一突破树立了改革信心，1983年广州全面铺开物价改革，最终带动了全国跟进。广州不在经济特区之列，1984年率先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开发区政策相当于特区，成为全国开发区的先行者。
而当社会前行至互联网普及，这一无垠的平台成为创新创业新天地的时代，人们同样感受到了广州这一文化特质的强韧存在，感受到它持续地为每一个群体赋能。对于新生事物，广州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好感，相信不经意的一刻它就可能迎来蝶变。中国人已经须臾不能离开的微信，就在这里诞生、壮大，并拥抱世界；而当Uber进入中国之后，它惊喜地发现广州迅速成为了它的全球订单量第一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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