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經常爭論什麼是童年。人的幼兒期非常漫長，馬三歲成年，虎三四歲成年，猩猩五至七歲成年，已經算很晚了，而七歲的人類孩子，離成年還有十多年。如此漫長的養育，當然不能不使人憂心牽掛，尤其是被稱為“童年”的那段時間，孩子的心智和身體還都那麼脆弱，不得不倍加小心。
但童年並不是一開始就得到如此關注。歷史學者熊秉真集中研究了古代的幼教或“訓幼”文獻，發現不同時代的士人家庭在教導重點上雖有不同，但普遍帶有功能論的色彩：兒童的存在目的是為了“學做人”，也就是養成符合社會規範的成人特質，以光宗耀祖、延續香火，換言之，在此類書籍中，童年只是成人的準備階段，並不具有其他的任何意義。
同樣，在其他地區的歷史中，我們也能發現類似觀點。一九六零年，法國社會歷史學家菲力浦·阿利埃斯出版了震動西方史學界的著作《兒童的世紀》。阿利埃斯指出：“中世紀沒有兒童”。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把兒童作為縮小的成人來看待，人們只承認短暫的幼兒期的特殊性。
直到十七世紀之前，成人和兒童並沒有不同，成人也會彼此念故事，以致於在現代文學的開端，文學總是以故事集的面目出現。而兒童也要參與勞動。從十五世紀的肖像畫來看，兒童的衣著不過是成人的縮小版，童裝這個概念顯然還沒有誕生。
阿利埃斯考察了中世紀以來人們對待兒童的態度，發現：中世紀人們對兒童期是漠視的，兒童在未成年就穿上成人式服裝進入到工廠工作；父母和子女的關係是疏遠的，因為兒童的死亡率很高；孩子尚未成為家庭的中心，那時家庭是社會性的、開放的，沒有核心家庭，也就沒有現代家庭的私密性。
中世紀也沒有對兒童進行教育的觀念。孩子一斷奶，或者斷奶後不久，就自然成為成人的同伴。因而“人們認識到，對於生活，兒童還不夠成熟。在讓他們進入成人世界之前，兒童必須受到一種特殊的對待，一種保護性的隔離”。這種“隔離所”就是學校，學校將此前不受拘束的兒童關閉在一個有紀律且日益嚴格的體制中。對教育的關注完全改變了社會，學校將兒童從成人社會拉回。
尼爾·波茲曼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童年的消逝》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波茲曼的論斷是基於他對印刷術的觀察。他強調，十五世紀活字印刷術的普及，早就了一個全新的符號世界，這個世界重新定義了何為成年，即有能力進入由印刷品和信息傳播組成的公共言論空間的人。這個世界當然是排除兒童的，他們有童書、有自己的遊戲方式、有自己的交際圈，但進入成人的閱讀世界，被認為是非常危險的。米蘭·昆德拉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這個世界對待孩子的做法，就是在成人的世界外專門開闢一個區域，讓孩子們在其中自由活動。
阿瑞斯和波茲曼的觀點，有兩個共同之處，一是與童年的誕生相隨的，是孩子被認為不再具有經濟生產的價值，也不再被認為只是成人之前的準備階段，而是著重強調他們與父母 “情感上的連結”；二是童年的誕生，是隨著新教的普及和中產階級的崛起而逐漸展開的。兩者都發生在十七、十八世紀。
社會學家薇薇安娜·澤利澤（Viviana Zelizer）將這一轉變概括為，“經濟上無用、情感上無價”。這一轉變的根本原因，是十八世紀以來的，一系列的社會變遷：嬰兒出生率與死亡率下降，家庭規模縮小、不再是經濟生產的單位，童工被認為是不道德與不合法的制度，中產階級家庭主婦數量的增加，等等。
童年不僅在不同歷史階段、社會文化間有所差異，不同家庭，尤其是不同階級的家庭，也存在差異。美國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魯（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和家庭生活》一書中，觀察了不同家庭的培養方式，描述了父母的階級背景是如何影響了孩子的童年。
專業中產階級父母相信孩子都有獨特天賦，父母有責任規劃安排各式休閒與學習活動，來培養子女的才能與思考；父母應運用“講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與孩子溝通，以免傷害孩子脆弱的情緒。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父母則“讓孩子自然長大”：小孩主要互動的對象是其他小孩，父母不會對其學習或成長過程有太多的干預，父母多直接給小孩指令，挑戰父母權威的行為不會受到鼓勵。
或者說，寶貝孩子本身就是中產階級的“天性”，因為中產階級擁有更多的核心家庭，更多的資源，也更奉行專業主義。在新中產不斷崛起的今天，兒童的童年，勢必會變得越來越受重視，也越來越能牽動父母的心。
閱讀更多 鍛彰趣義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