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吴幼雄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
2013年11月至12月，我们对泉州市区、德化、永春、安溪、南安、惠安、泉港区和台商投资区等八个县、市、区进行忠义崇拜社会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泉州古代儒学忠义倡导与忠义崇拜的历史因缘，以及它们先由政府倡导，逐渐转变为民众自发的忠义崇拜的现象。
儒家忠义倡导与民间忠义崇拜是闽南文化精神层面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为历朝所倡导，对政权稳定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越多内忧外患之秋，忠义倡导与忠义崇拜就越被特殊地推崇。因此，这也是今日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意义。本文围绕泉州通淮关岳庙和永春五里街儒林里义烈祠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揭示儒家倡导忠义与老百姓忠义崇拜的同一目的和历史继承。
一、宋代忠义倡导与社会背景
（一）宋代忠义倡导的社会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内忧外患严重之时，为对付危局必倡导忠义，大树死于国事的忠义之士，为其立祠祭祀，优卹其家眷，甚至希望这些忠烈在其为神、为厉之后，依然助朝廷击贼，目的是“所以劝臣子，励风俗也”。一方面对“臣子”，即官员，劝勉也；另一方面对民众，励治民风也，目的十分清楚。
宋政权南渡，仅剩半壁江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海盗猖獗，开禧（1205—1207）以来，“戍卒生还者鲜，舟楫荡不复存。于是军备空虚，军政废坏，有识之士共所寒心。”嘉定十一年（1218年），“近者，温（州）明（州）群盗，窥见单弱，萌侵轶之志”。南下福州延祥寨、兴化军蓼寨及于崇武沿海刧掠；潮（州）、惠（州）海盗则沿漳州沙淘洋、同安管下料罗（金门）海心、晋江管下水澳（永宁）、围头海心北上劫掠。
同时福建陆路群盗烽起。绍定三年（1230年），“环地数百里，莫非盗矣。汀（州）之诸县最先破，未几，蔓延于邵（邵武），而浸滛于剑（剑州）。既陷将乐，窥延平甚急”。又山贼“尝破龙岩、长泰，而次及于永春、德化，乃经行已熟之路，漳、泉有警，则自莆（田）至福（州），皆动摇矣。”形势岌岌可危，发动群众捍卫政权，便成为当政者首要任务。
（二）宋代倡导忠义
宋代推崇北宋泉州人忠义典型人物——苏缄，以倡导忠义精神，事迹如下，云：
苏公之守邕（今广西南宁）而捍寇也。其子曰：家可徙乎？公曰：不可。父老曰：城可弃乎？公又曰：不可。卒奋其力以战，力不继，死之，其家歼焉。
而万历《泉州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上之下，列传，宋）和乾隆《泉州府志》（宋·忠义）记载苏缄忠义事迹尤详，云：
熙宁初（1058年）进加京使广东钤轄，知邕州，充皇城使。交（州）寇陷钦、廉，乘势逼邕（州），破四砦。缄阅郡，得羸卒二千余，选士乘舟逆贼……外兵无一至者，被围四十二日……缄犹领伤卒驰骑，战愈厉而力不敌。曰：吾义不死贼手，亟还州治，杀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乃纵火自焚。贼至求其尸不获，城中吏民被屠者五万余人……神宗闻缄死……嗟悼……叹曰：可惜，苏缄近世忠义之臣，罕见其比。赠奉国军节度使，谥忠勇。赐郡城甲第上腴田十顷，听其家自择。以子元为阖门祇侯，召对便殿谕之曰：邕州赖卿父守御，桂象皆得保全，昔张巡、许远以睢阳蔽捍江淮，较之卿父不能过也……子孙与缄同死者，皆褒赠。后交人谋寇桂州，行数舍，见大兵从北来，呼曰：苏皇城领兵来报怨，惧而引归。邕人祠之，元祐中（1086—1094年），赐额怀忠。
宋代泉州知州真德秀对苏缄忠义行为申谕云：苏缄“卒奋其力以战，力不继，死之，其家歼焉”。苏缄“非恶生而嗜死也”，究其忠义殉节原因，是“吾受君之禄，以荣其身，以及其家。临难而恤其私焉，是孤吾君也。为人臣而孤其君，是犯天下之大戒也”。进而得出结论：“故恩之当报，不以存亡贰其心；义之当殉，不以生死易其节。”最后，导出创建苏缄祠原因，是“尽节于官守，其不愧苏公也。必矣，此泉之士，当朝夕勉焉者也。奉而祠之，且刻其事于壁者。”且云：“苏公之于君，忠极者也”，“主尔忘身，国尔忘家，忠之极也”，“苏公以忠节显，祠之所以劝臣子，励风俗也”。
宋代对忠义的要求是分层次的。对象是食禄的官员，如苏缄，他们“受君之禄，以荣其身及其家人”是第一层次；对象是一般民众，忠义则另有要求。然泉州太守真德秀为了打破忠义的层次之分，拔高对民众忠义的要求，继续申谕道：“夫忠之为义，先儒以中心释之，又以尽己言之。盖本诸心而无伪者，忠也；发乎己而必尽者，亦忠也”。真德秀以“中心释之”，“尽己言之”涵盖忠的范围，即所谓“圣贤之言忠，不颛于事君。为人谋，必忠也；于朋友，必忠告也；事亲，必忠养也。至于以善教人，以利教民，无适而非忠也”。宋儒真德秀如此阐释“忠”，就把过去所谓“事君者，必得位而后可也”的官员必须遵循行为，扩大到“为人谋”、“于朋友”、“事亲”、“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等无所不包的社会各层次民众。当然，与苏缄一起为皇朝而战死的士卒、百姓，都是为忠节守义而死，所以必须建祠以祭祀，且刻石立于壁，祀于府学，祀于通衢，“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为耻”。
综上所述，宋儒泉州知州真德秀祠祀苏缄忠义烈士，其目的在于“劝臣子，励风俗”，要求民众以忠死之士为榜样，效忠朝廷，甚至希望苏缄殉职以后成为神明（前文“苏皇城带兵来报怨”），下级将士死后“为厉以击贼”，即于阴阳两间都忠于朝廷，继续为朝廷击贼。这是宋代完整的激励忠义死国事的机制。
二、明代忠义倡导与社会背景
（一）明代忠义倡导的社会背景
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闽北建州人邓茂七攻陷光泽、邵武、顺昌、尤溪、延平和闽西汀州、上杭，以及泉州之德化、永春。正德年间（1506—1521年），广东盗陷漳州、南靖、长泰、安溪、永春、南安、晋江。嘉靖元年（1522年），广东、汀、漳盗流寇安溪、南安、德化、永春，“知县柴镳率民兵御之……二年元日，贼至自德化，掠永春，官兵邀之……三年冬十月，广东、汀、漳盗复寇永春，初四日知县柴镰败之于高坪。”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自福清海口入寇。三十七年，倭掠安平，陷福清、南安。三十九年，倭陷仙游、永春、安溪。四十年（1561年），倭自漳州掠同安，劫晋江、南安。总之，明朝中后期福建内地山区盗贼与沿海倭寇的掠夺烈度，尤甚于宋代。泉州地方官大力倡导忠义精神，发动乡民以唐朝张巡、许远为榜样，武装抗拒盗贼与倭寇，并对战死者立祠祭祀。其典型者首推嘉靖四年（1525年），永春知县柴镰创建义烈祠（又称邀祠），祀嘉靖元年至三年（1522—1524年）死于战事的永春乡兵。
（二）永春知县柴镰创建义烈祠
柴镰，浙江台州临海人，嘉靖元年至四年（1522—1525年）知永春县。率乡民邀贼（迎击贼），凡十一战，阵亡乡兵35人，县令柴镰创建义烈祠祭祀。由明朝给事中史于光撰碑文，南京吏部考功司陈琛书丹，同进士行人司行人张岳篆额。碑立于永春县五里街儒林里义烈祠西壁，白花岗岩雕成，楷书，碑高202、宽92、厚16，座长120、座高20、座宽20厘米。碑额左右各阴刻兽面图案，中篆书“义烈祠记”。碑落款刻时间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因此新编《永春县志·文物志》发出疑问云：“文撰于明，而碑成于清，两者相去200年”。而新编县志同卷第三章“古建筑”，第四节“寺庙祠阁”第十五条“义烈祠”云：“在五里街镇儒林村，原名邀祠宫、将军爷庙。系二进悬山式土木结构。祀关羽、关平、周仓。明嘉靖间，为纪念抗倭阵亡将士改今名。右廊有碑刻二方，镌阵亡者姓名和业绩。”新县志编者错误地以为先“祀关羽、关平、周仓”，迨“明嘉靖间，为纪念抗倭阵亡将士改今名（义烈祠）”。据万历《泉州府志·秩祀志》记：
义烈祠，在县西二十五都官田市。嘉靖四年知县柴镰建，以祀嘉靖元年、二年、三年，杀贼阵亡义士尤新等三十四人。详见武卫志。嘉靖三十九等年毁于倭寇，仍存故事如前。礼经所载祭法、祭仪甚悉。明有司绎其义、遵其法，祝史典之无敢废，且不忍薄也。
万历《泉州府志》的记载，可以纠正新编《永春县志》几个问题：其一，万历《泉州府志》明确记载永春义烈祠是“嘉靖四年（1522年）知县柴镰建”；其二，明确记载创建义烈祠目的不是“纪念抗倭阵亡义士”，而是纪念“嘉靖元年、二年、三年杀贼阵亡义士”；其三，自县令柴镰创建义烈始，其祠名已定，非由“原名邀祠宫、将军爷庙，后改今名。”邀者，迎击也。邀祠宫，系祭祀迎击“山贼”而阵亡乡兵之祠宫，是别称。将军爷庙，系俗称；其四、义烈祠不是先“祀关羽、关平、周仓。明嘉靖间，为纪念抗倭阵亡将士改今名”。恰恰相反，是先有义烈祠，以后增祀“关羽、关平、周仓”，最终把义烈祠改名关帝庙。现今义烈祠大门门楣悬挂“关帝庙”大木匾。幸好关帝庙外广场上竖立有永春县人民政府于公元二年九月立“义烈祠”文物保护碑，保存了义烈祠原始历史。新编《永春县志》的编者，错误在于未能细读《义烈祠记》碑文、乾隆《永春州志·坛庙》和万历《泉州府志·秩祀志》。
至于新编《永春县志·文物志》所疑的“文撰于明，而碑成于清，两者相去200年”是什么一回事呢？《义烈祠祀》石碑落款云：“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吉日 弟子晋江郑泗清、前溪周瑞玉 仝重新勒石”。石碑为乾隆四十八年“重新勒石”，真相大白。这又是新编《永春县志·文物志》的编者，没有细读碑文所致。
《义烈祠记》（碑文见“附录”）碑右，另砌一方石碑，系“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月 本境李万臣、尤振忠、张廷科 仝勒石”（碑文见“附录”）。碑文补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至四十一年（1562年）因击“寇没于阵者，今照州志纪名”录入碑文。
综上所述，永春县儒林里义烈祠为嘉靖四年（1525年）知县柴镰创建，专门祠祀嘉靖元年、二年、三年在永春、德化、安溪等地抗击“山贼”战斗中阵亡的永春乡兵计35人（加上正德初击贼阵亡的郭景二）。《义烈祠记》为明朝给事中史于光所作，知县柴镰刻立。“嘉靖三十九等年”，义烈祠和石碑毁于倭患，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晋江弟子郑泗清等重立“义烈祠记”石碑。民国十四年（1925年），儒林里人李万臣等立碑，增补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永春抗倭阵亡和存活乡兵计43人。今义烈祠已改变为关帝庙，泥塑关羽、关平、周仓奉祀。
创建于嘉靖四年的义烈祠，经清朝、民国，当地民众认为义烈精神与忠义关公精神是相通的，于是增塑关羽、关平、周仓像奉祀。义烈祠名称逐渐淡出老百姓记忆，而演变为今日的关帝庙。新编《永春县志》的先有关帝庙，后有义烈祠之说，就是随着时间推移民众逐渐淡忘这段历史的明证。
三、清代昭忠祠设通淮街关帝庙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激起台湾人民反清政府的斗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爆发林爽文起义，起义军发布告示：“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剿除贪官，以保民生”，“爰举义旗，共灭剿除，以快民心。”起义军主要成分是农民、佃户、差役、小商人和其他劳动者。而当时台湾的广东、泉州移民则组成“义民”。“义民”主要成分是地主、商人、举人、生员。他们参加清政府的镇压起义行动。此次起义，击毙文官知府1人、同知、知县各4人，教谕、训导、县丞各1人，巡检4人、典史2人；武职官员有总兵、副将各1人，游击7人，都司4人，守备8人，千总29人，把总39人，外委53人；还有幕友11人，生员14人，兵丁1288人。
嘉庆二十年（1815年），清政府下令建昭忠祠，表彰镇压林爽文起义时的阵亡官员、士民和义民。据道光《晋江县志·祠庙志》记载：
昭忠祠，附祀惠义铺涂门街三义庙。因乾隆间征台匪，文武官员、乡勇、兵丁死难，于嘉庆二十年奉文建祠，择地未定，暂附此庙。文武官员在庙后左右二龛，乡勇、兵丁在庙前东西二龛。嘉庆十三年，增设浙江提督李长庚牌位，计祀文武官员六位，乡勇二位，兵丁一百五十九位。”
道光《晋江县志·昭忠庙》条，罗列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在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阵亡官员、士兵和乡勇167人的姓名、籍贯、阵亡地点和殉职原因，比明代永春义烈碑文更详尽。在清政府眼里，刘、关、张的“三结义”与忠烈官员、兵丁和乡勇的精神是相通的，因此可以共祀于一庙。民国时期，可能是改朝换代，或者是三义庙遭火灾，重修后的关帝庙不再奉祀清代忠烈。民国三年（1914年），政令布告天下，“立庙祀关壮缪侯羽、岳忠武王飞”，从此，泉州通淮关帝庙改名关岳庙。
四、民国忠义倡导和忠义崇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福州、金门、厦门相继沦陷。1941年12月，珍珠港战事爆发，日本企图以中国大陆对抗同盟国，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艰苦倍增。1942年，泉州地方绅士和驻军倡导关岳崇拜，以激励抗日士气，由庙董曾尔增、司乐林高翔、司舞李鼎元等三人合编《关岳祀典》，请绅士苏大山作“前言”、绅士曾遒敬书，绅士林骚作跋；又由绅士苏大山编纂《关岳祀典备考》，在泉州通淮关岳庙增祀中国历史上24位忠武人物牌位，并为24位忠武立传，传后附诗赞颂，并请福建省保安纵队兴泉地区指挥官陈重作序，地方绅士吴桂生作跋，地方官员林梦飞、杨远芬题词，举行春秋祭礼。《关岳祀典·前言》云：
然内忧外患，何代蔑有。欲通国皆兵，人知效死，不有慈惠政治，无以浃民之心；不有武毅精神，无以作民之气。若祸变洊至，仓卒号召，驱不教之民，隶于行伍，讵战胜攻克，长治久安之道耶？国家有见及此，以崇拜英雄之意，寓整齐民心之治，立其规模，以示矜式。此关岳二公之祀所由来也。
“前言”点明作《关岳祀典》动机，是“以崇拜英雄之意，寓整齐民治之心”的目的，这便是“关岳二公之祀所由来。”
《关岳祀典备考》序言云：
抗战军兴，大好神州，兽蹄踏遍，所赖我忠勇爱国军人……枪林弹雨，前仆后继……与壮缪力王事，武穆之精忠报国，实足媲美……后人惟能崇其气节，发为事功，有何强敌之不可摧，失地之不可复乎？景仰前贤，效法先烈，愿与同袍共勉之。
“序言”点明作《关岳祀典备考》在于“崇其气节，发为事功”，目的是“景仰前贤，效法先烈”。1966年“文化革命”，庙改为工厂。1983年重修庙宇，不再设24位历史人物牌位。这反映民间信仰神明进出庙宇，是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随机调节的。
五、几个问题讨论
（一）倡导忠义，是历朝政府总结的历史经验。
宋代泉州知州真德秀记载如下二件事，即“绍兴中（1131—1162年），有禁军唐明者作乱，寻被诛戮，军人至今神事之。亦犹幽燕之人，事（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渐染使然。”所谓“渐染”，即批评当政者对大是大非问题，倡导什么，反对什么，倡导既没有及时又不能坚持。长此以往，造成民间黑白颠倒，视敢于反对朝廷的人为英雄，并崇拜为神明。因此，宋儒太守真德秀吸取历史教训，建祠祀奉忠义苏缄，即以“精忠大节，光明卓绝，标准百世”忠义历史人物，“既祠于郡学，便为士者知所劝”，又“祠于通衢，使凡居是邦，与往来之人，皆有所瞻仰”。
宋神宗表彰苏缄是“近世忠义之臣，罕见其比”，“张巡、许远……较之（苏缄）不能过也”。真德秀赞扬苏缄是“非恶生而嗜死者”，是“主尔忘身，国尔忘家”，因此“祠之所以劝臣子，励风俗也”。明朝给事中史于光则从“情”字出发，综合唐朝张巡、许远，宋朝苏缄和明朝柴镰等忠义受后人祠祀原因评论云：“好生恶死，情也。顾有勇于死者，为义所驱，亦情也。以义效死，情之正也。”至于对永春“山烧水田之民，宁能知义？亦驱之者义耳！自古战士之勇竞死何？莫非驱？睢阳之死，张巡驱之；邕州之死，苏缄驱之；永春之死，仲和（柴镰，字仲和）实驱之。”所谓“驱”，即倡导、激励与组织者也。然而，永春县令柴镰，与张巡、许远和苏缄又有不同，在于“睢阳、邕州之死，不下数万，永春十一战，死者仅有三十五人，是非永春之民之幸？仲和竟不至为张巡、为苏缄欤！诚死之民得以祠而祀，吾又叹张、苏之不幸而不得为仲和也。”在这里史于光表达了对殉职忠烈无限景仰、敬慕与惋惜，最后，引用知县柴镰《哭义士诗》云：“覆鼎山头哭个谁，满眶老泪不胜挥。倒囊出去完车税，荷担归来被战衣”。用情动人、用情感人之至。
历史上倡导忠义，也有一个逐渐完善过程，从修编地方志书也可以看到这个历史轨迹。我们知道，修志目的是“鉴古知今”，为的是“资政”。宋代地方志书尚无“忠义”专卷，如宋代梁克家《三山志》，而宋代《泉州府志》则失传。明代万历《泉州府志》亦未有“忠义”专卷，只有“秩祀志”和人物传附有“忠义”内容。至清代，总结历史经验，在地方志书上独立增设“忠义”专卷，如乾隆《泉州府志》卷57，忠义；乾隆《晋江县志》卷10，人物传，增设“忠义”传；而道光《晋江县志》则更细分卷49《忠节》和卷51《义行》两卷。这条历史轨迹便是从附设于“秩祀志”、“人物传”，到有专卷、专目，更到细分为“忠节”、“义行”。这也是历史上忠义倡导逐步完善的历史轨迹。
（二）历朝忠义祠，较少为当朝人创建，而多数是后人追念、仰慕前朝忠义人士而修建，以激励后昆，共赴国难。历朝创建、修建忠义祠的人，有官员、地方绅士，亦有不少是民众，它表明历史上倡导忠义已深入民心，忠义倡导已成为民俗。
正如上文所述，宋代知州真德秀作《忠孝祠记》，是为追念北宋苏缄击“交寇”殉难而作。永春儒林里义烈祠为嘉靖初年县令柴镰创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晋江弟子郑泗清等为追念先贤忠义行为而重立碑。民国十四年（1925年），本境民众李万臣等仰慕嘉靖三十九至四十一年抗倭阵亡乡兵，追补刻碑入祠纪念。泉州类似情况还有万历庚申（1620年）官员张瑞图撰并书《卫民祠碑》，是为追念正统十四年（1449年）泉州太守熊尚初为镇压邓茂七起义阵亡而作。还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祖籍晋江的大学士蔡新，为追念崇祯十六年（1642年）先祖湖南长沙推官蔡道宪，战死于张献忠进攻长沙之役，作《蔡忠烈祠御制碑》。嘉庆二十年（1815年），昭忠祠设泉州通淮街关帝庙，为祭祀镇压林爽文起义阵亡官兵、乡勇。1942年，泉州通淮关岳庙出版《关岳祀典》和《关岳祀典备考》二书，是由庙董、绅士和地方驻军官员发起和执行的，原因是“抗战军兴”，民族危亡关头，追念、仰慕先烈，以“壮缪力王事，武穆之精忠报国”，“崇其气节，发为事功”，“景仰前贤，效法先烈”，“与同袍共勉”，击败日寇，收复失地。惠安县崇武镇“天下第一庙”（即解放军烈士庙），则是当代乡民自发行为。可见，历史上倡导忠义与忠义崇拜之精神源远流长，忠义崇仰文化之深入民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忠义崇仰文化也成为闽南文化精神层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大凡历史上忠义人物之祠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曾经是历史上“精忠大节，光明卓绝，标准百世”的历史人物之祠所，有的被后代官员所废，或因自然废墜而湮没，终于消亡。如宋真德秀创建《忠孝祠堂》，原祀唐朝义阙林攒和宋朝司空苏缄。至明成化十年（1474年），泉州知府徐源废之，理由是林攒系莆田人，乃将苏缄牌位合祀于府学乡贤祠，苏缄地位由专祀降为合祀。久而久之，苏缄终于被老百姓淡忘，没能成为泉州地区的民间信仰神明，倒是祀忠义化身关羽的武庙，于明代出现“上至监司守令居是邦者，迨郡荐绅学士、红女婴孺亡不人人奔走，祷靡不应，应未不神”的社会各阶层顶礼膜拜、虔诚之至热闹场面。至今该庙仍是福建省香火最旺盛的关帝庙，享誉海峡两岸。而唐朝的许远、张巡，被民间称为文、武尊王，享受香火，沿续至今。
泉州另一些历史上忠义人物之祀所，亦随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成为“翁媪膜拜之所”，即转化为民间信仰的神明宫庙。最典型的莫过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泉州东岳庙《第一山重修地祗忠义庙记》，碑文云：
首貌文信公（文天祥），一像特祀焉，精忠贯日月，大义震乾坤……则有继之岳飞、陆秀夫……又有继之以关（羽）、张（巡）、许（远）者。
有宋忠神，何可遗汉、唐神也。位置先后，职一故乎。想之义胆忠肝，聚精神于一堂之上；护国庇民，奠金汤于万山之左；维我温陵，河山巩固，护此在天之灵。
即不论汉、唐、宋历朝忠义，“聚精神于一堂之上”，可以“护国庇民”。同样，不论是永春义烈祠转变为关帝庙，或者泉州通淮关帝庙附祀昭忠祠，以及1942年增祀24位历史上忠武人物，也是“聚精神于一堂之上”，为的是“护国庇民”。或者泉州其他奉祀张巡、许远的宫庙，都是为了“护国庇民”（张、许成为民间挡境神明），为了“河山巩固”。所以，建忠义庙祀神明，又可“护此在天之灵”，相得益彰。如今泉州惠安县崇武镇“天下第一庙”，则是历史上忠义倡导与忠义崇拜精神的延续，是中国传统忠义文化的遗绪，是闽南文化精神层面的重要遗产，因此得到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师、旅、团干部参观后的题匾、题联和题字。
注释：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枢密院措置氵公 海事宜状。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泉州申枢密院乞推海盗赏状。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5，福建招捕使陈公生祠记。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论闽中弭寇事宜白箚子。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4，忠孝祠记。
万历《泉州府志》（卷16，人物志上之下，列传，宋，苏缄）和乾隆《泉州府志》（卷57，忠义，宋忠义，苏缄）。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9，刘氏传忠录后序。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5，重建太守倪公祠记。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51，祭左翼军吴将。
万历《泉州府志》卷24，杂志，盗贼类。
新编《永春县志》卷31，文物志，第四章石刻，第三节碑碣，三，明史于光《义烈祠记》。永春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语文出版社出版，1990年10月出版。
万历《泉州府志》卷8，秩祀志，列祠之祭，义烈祠。
见本文“附录一”，《义烈祠记》碑文。
见本文“附录二”，民国十四年（1925年）碑文。
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道光《晋江县志》卷16，祠庙志，昭忠庙。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
吴幼雄、李少园主编《通淮关岳庙志》卷7，祀典，《关岳祀典》，第184至1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
《通淮关岳庙志》卷5，祭祀历史人物，第91至92页。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7，拾遗，申请武岡军将卒赏格状。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8，忠孝祠堂奉安祝文。
见本文“附录”，史于光撰《义烈祠记》碑文。又见厦门大学出版社重印清乾隆二十二年版《永春州志》卷14，坛庙，州，义烈祠，1994年12月版。但是，义烈祠碑文与《永春州志·坛庙》史于光记录文有10处略有不同，且《义烈祠记》碑文略去“知县柴镳哭义士诗”，诗云：
覆鼎山头哭个谁？满眶老泪不胜挥。
倒囊出去完车税，荷担归来被战衣。
藜苋不充膏草野，執纨世袭厌多肥。
县官无限伤心事，空向西风叹落晖。
粘良图选注、吴幼雄审校《晋江碑刻选》，四，馆祠亭塔，181—183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同注23，第197—199页。
万历《泉州府志》卷8，秩祀志，列祠之祭，忠孝祠。
吴幼雄、李少园主编《通淮关岳庙志》卷3，碑记，李光缙《汉关前将军汉寿侯庙记》，第37页。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第七部分，泉州古民间信仰，五，王爷崇拜，G，13，附录，《第一山重修地祇忠义庙记》，第636—638页。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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