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YOYO
爱情简单，也不简单，
关键是谁遇上了谁？
有些遇见，一见倾心，不早不晚；
有些遇见，相见恨晚，难诉离殇；
有些遇见，一世倾情，不言年月；
有些遇见，只是遇见，再无遇见
…………
就像是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
有些梦，做着做着就醒了；
有些言犹在耳的话，
想着想着就想不起来了……
男女之间，
据说纯粹的相爱，
只能维持18个月；
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来时各自飞；
我们渴望的
“佳偶天成天作之合”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究竟如何做到？
现实生活简单而平凡，
在淡然如水的日子中无限循环，
天长地久只是美好的想法，
相濡以沫终究无法靠誓言来实现，
相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
就是不放弃。
挫折、灾难、病痛、贫穷，
都不能令你放弃。
不离不弃，才是真爱。
不离不弃，才是真爱。
看《我们仨》常常会被感动，
杨绛和钱钟书都是个性十足的人，
可他们依然携手走了一辈子，
在婚姻这个围城里，
经营好了最质朴的爱情，
不离不弃。
在20世纪的中国，
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
胡河清曾赞叹：
“钱钟书、杨绛伉俪，
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
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
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
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
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
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把它念给钱钟书听，
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1966年开始，
钱钟书和杨绛都被打成“牛鬼神蛇”，
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
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
1969年，他们夫妻二人被下放至干校，
年过半百的杨绛被安排去种菜，
钱钟书担任干校通信员，
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
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
与她“菜园相会”。
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
而在此期间，
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
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
八卷本《堂吉诃德》。
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
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
更有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
纵然两人已离世，
其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
生生不息。
民国时期文人的风流韵事数不胜数，
出生贵胄张伯驹早年也概莫能外，
他与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并列为民国四公子，
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旷世奇才。
但他在认识潘素后，
再无风流韵事，
只系心于潘素一人。
潘素与张伯驹不仅是志同道合的神仙眷侣，
更是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1941年，张伯驹遭绑架，
绑匪索要300万元（伪币），
潘素变卖自己的首饰，
四处托人，全力营救。
最后在潘素的周旋下，
友人们鼎力相助，
以40根金条救回了张伯驹，
朋友们称颂潘素侠肝义胆、忠贞不贰。
在之后的岁月中，
无论是张伯驹被打成“右派”
或“文革”遭受磨难之时，
潘素都不离不弃。
张伯驹喜欢收藏珍贵文物，
为此不惜倾家荡产，一掷千金，
只有潘素理解他、支持他，
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
还典当首饰，让他换钱买画，
给了他无限的安慰和力量。
张伯驹一生爱文物，
为保护国宝不流失海外，
不惜倾家荡产，重金收藏，
就算文革时家徒四壁，
潘素也理解他，
不断变卖金银首饰，
毫无怨言地支持他。
张伯驹曾说：
“她嫁与我时嫁妆颇多，
平生来不花我一厘一毫，
倒是我是她养的小儿，
处处破费。”
有次张伯驹找潘素索钱购画，
那时他们的生活已经非常拮据，
他见潘素有些迟疑，
便索性躺地下撒泼耍赖，
潘素见着好笑便拿出首饰答应换画，
张伯驹听完后
乐滋滋地起身掸掸灰尘
直接回屋睡觉了。
就藏在最真实的生活中，
是一种信念、一种选择，
是设想过最坏的结局，
却依然不放弃；
是允许完美中的不完美，
却始终珍惜。
一生成全换来一生相守与珍惜，
七夕将至，
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爱情与婚姻，
不离不弃，相守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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