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屆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將在中國武漢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傳統文化與軸心時代”。“軸心時代”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的重要觀點。此觀點認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文化傳統，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並延續至今。圍繞“軸心時代”話題研究和討論的專家、學者眾多，為了讓社會各界人士更深入地瞭解軸心時代，把握論壇主旨，現將“軸心時代”相關文章輯錄，發佈在本頭條號，以饗讀者。
論“軸心時代”中西方教育的異同
——以孔子和三傑為例
馮曉莉
西安外國語大學基礎教學部講師
“軸心時代”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的一個很著名的命題。他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將人類文明的發展時期劃分為史前、古代文明、軸心時代和科技時代四個基本階段。以下我們就以孔子和古希臘“三傑”為例，陳述“軸心時代”中西方教育理念的相似之處。
一、中國儒家的“大學之道”
在中國歷史上，教育一直佔據著重要的地位。
據歷史文獻記載，早在4000多年的夏朝，就出現了最早的學校教育。《漢書˙儒林傳》說：“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處提到的“庠、序、校”就是早期的教育場所。這些教育場所扮演的主要職責，就是教化人心。相傳由周公一手開拓的禮樂文化，在中國教育史上可謂具有楷模意義。這種禮樂文化到了孔子那裡，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以致形成了影響中國教育數千年的儒家教育體系。
周代的教育是以“六藝”作為教學內容的，教育的目的則是讓受教育者成為”允文允武”、素質精良的管理國家人才，從而影響整個社會的風氣。“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學校的類型是根據學生的年齡段來設置的，按照學習的程度，分為“大學”“小學”兩類。小學是啟蒙教育階段，主要學習“禮、樂、射、御、書、數”等基本技能。大學則在小學教育的基礎上，進一步學習“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本領。
對於如何才能實行好大學的種種教育活動，《學記》有過專門論述：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大學的教學方式，是要將課內學習和課外複習結合起來。課外對各種技能的操演，正是對課內知識的補充和提高。只有做到勞逸結合，才能安心學習，親近師長，樂於交友，堅持信念，日後就算離開師長，也不會違背所學的道理。
周代學校教育遵循的是循序漸進的學習過程，此外還有與這種過程相應的完善、系統的考試製度。大學每年都從小學招收學生，進行培養；對於已經錄取的學生每隔一年要舉行一次大考以檢查其學習成就。第一年考査學生閱讀理解經書的能力，考查他們是否具有正確的學習志趣；第三年考查學生的專業思想是否鞏固，群體生活能否融洽；第五年考查學生的知識是否廣博，學生是否能夠敬愛老師，主動接受教育；第七年考查學生研討學問的本領與交友能力。如果各項考查都通過了，謂之“小成”，也就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太學的學業了。此後再經過兩年的學習，學生具備了豐富的知識修養，對各種事物能做到觸類旁通，他們的見解能力已經能堅定不移，不再出現反覆，這就達到了太學的最高成就——“大成”。這樣才能收到教化人民，移風易俗的效果，使跟前的人心悅誠服，遠方的人嚮往歸來，這就是“大學之道”。
三代之後，雖然學校教育的模式也在不斷改進，但其基本框架和教育理念並沒有太大變動，尤其是周代所奠定的立教育人的思想更是後來中國教育的核心。而在“軸心時代”大力弘揚立教育人思想的當首推孔子。
孔子沿襲了西周“六藝”的教育傳統，但又不完全拘於“六藝”，而是提倡德藝並重，知行結合，致力於打造懷抱經邦治國之志，同時又集“仁、義、禮、智、信”等美徳與“詩、書、禮、樂、射、御”各種技能於一身的通才。他要求弟子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即以道為志向，以德為依據，以仁為憑藉，以六藝為活動範圍。和其他同時代教師們一樣，孔子誠然也很注重開發弟子的智力，訓練他們的才幹，但他更看重的是對他們道德品質的培養。《論語》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學習文獻、規範行為、誠實做人、講求信用，這是孔子教育學生的基本內容。
由朱熹主編的《大學》中記錄了關於“大學之道”的論述，並且認為這就是“孔氏遺言”，實際上，無論這些話的原作者是否是孔子本人，其思想顯然是源自孔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之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以。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這裡所展示的，是儒學“三綱八目”的要求。所謂“三綱”就是“明德”“親民”和“止於至善”。它既是《大學》的總綱，也是儒學立教育人的根本目的。所謂“八目“，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既是為了實現“三綱”而設計的條目，也是儒學為我們展示的人生進修階梯。孔子的教育思想基本上就是遵循著這三綱八目展開的。“三人行，必有吾師焉”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就是要求受教育者實事求是對待問題，就是“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而“溫故知新”“不恥下問”等都是圍繞著“誠意”“正心”的觀點而採取的具體方法。
孔子教育思想“一以貫之”，就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即“內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與“外治”（齊家、治國、平天下）相結合，從而達到一種使自己和周圍人群都能在道德上受益的良好願望。這種“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相結合的人生理想，在孔子之後，成了歷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自覺追求的道德標杆，也是他們獻身使命時的思想基礎。這樣的思想，鑄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心理，直至今日，依然影響著我們的思想和行動。
二、古希臘“三傑”的教育理念
西方文化的源頭是古希臘文明，西方教育的源頭也應該追溯到古希臘時期。這個時期的“三傑”（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所提倡的以“人性修養”為鵠的的教育理念在西方教育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們的思想為後來歐洲各國教育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為現代世界各國教育改革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
“三傑”生活於公元前四五世紀，當時正是奴隸制趨於崩潰的時代。為了尋求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為了建立“理想之國”，他們都把教育與政治密切聯繫起來。
蘇格拉底是在探究哲學和追求真知的論戰中度過一生的。蘇格拉底在政治上傾向於貴族政體，對民主制持懷疑態度。他認為治理國家只能依靠少數優秀人物，而這種優秀人物必須具備高貴的品德。當時雅典在民主制度下，從上到下，道德墮落，風氣敗壞。於是蘇格拉底主動承擔起教育青年、啟迪心智的責任。他說：“只要一息尚存，我永不停止哲學的實踐，要繼續教導、勸勉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他教育青年，要以謙虛的態度不斷向他人學習，只有不斷追求知識，才能消除“自以為智慧”的盲目自大心理，使自己成為一個具有自知之明的人。
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二十歲開始跟著蘇格拉底學習哲學。蘇格拉底死後，柏拉圖周遊各地，企圖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後來，他在雅典創辦“學園”，講學、著書。柏拉圖認為一個國家既然已經正確地建立起來了，它就應該是善的，應該具備“智慧的、勇敢的、節制的和正義的”等美德。要實現這些美德，就必須讓人們接受教育。
柏拉圖認為“教育是一種藝術”，教育可以點燃人的理性之光。在他看來，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就好比被囚禁在洞穴裡的囚徒，一輩子生活在黑暗之中，永遠無法認識事物的真相，只能看到事物的陰影。
柏拉圖認為教育的根本任務是訓練人的心靈和培養人的理性。理性教育是其理想教育的最高階段，而在此之前的前一階段就是以品格訓練為主的和諧發展教育。其中包括音樂教育和體育。他按照“以體操鍛鍊身體，以音樂陶冶心靈”的原則，把學科區分為初級和高級兩類。初級科目的音樂除狹義的音樂和舞蹈外，還包括讀、寫、算等文化學科。高級科目主要有算術、幾何學、音樂理論和天文學。這就是歐洲大學“七藝”教育的起源。這種按照分年齡、分階段的循序漸進的教學方式，與中國古代在“小學”“大學”中試行的“六藝”教育方式極為相似。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和他的老師一樣，他也高度評價教育對於社會政治所起的重大作用，即也把教育看作使人民生活美好和國家治理良好的必要手段。亞里士多德推崇中庸之道，提倡“中庸為貴”，因此他說最好的政治社會應該是由中等階級的公民組成的，因為中等階級的公民乃是一個國家中最安穩的階級，他們組成的社會可以避免產生一種寡頭政治或者極跋扈的民主政治。在國家形成之後，還必須通過立法和教育來協調人們的天性、習慣和理性，以使他們具備正義的智慧，從而使得整個國傢俱備正義和智慧。亞里士多德提倡自由教育，提出“教育應是自由的”。所謂“自由”，在他看來就是“不褊狹”“不鄙俗”，也就是適合於自由民的身體和心靈發展之需要。自由教育的科目則包括“（一）閱讀、書寫，（二）體育鍛煉，（三）音樂，有時還增加（四）繪畫”。
以上是對“三傑”教育思想所做的一個粗略勾勒，而無論是柏拉圖的“理性教育”還是亞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都是以啟發人的心智，發展人的品德為目的的，這樣的教育思想在歐洲教育史上曾經佔據了很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正是今天西方教育中“通識教育”的源頭。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中被稱作liberal education，這也是後來歐洲傳統大學所奉行的教育理念。
liberal education追求的是“擴展心智的、德育的、不單純進行職業教育或技術訓練的”教育，旨在培養具有廣博知識和優雅氣質的人，從而讓學生擺脫庸俗、喚醒卓異。其所成就的，不是沒有靈魂的專門家，而是成為一個有文化的人。為了達成此目標，柏氏和亞氏用系統的課程（主要包括算術、幾何、天文、音樂等）來實踐他們所追求的完整的人的教育，而後來的提倡liberal education的教育家們也往往會為學生開列一長串集中了古今中外偉大著作的書單，希望學生們通過學習這些人類文明的精華，能夠與那些具有卓越素質的偉大的心靈對話。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教育應該面向全體學生，以優秀的思想和豐富的技能來對他們進行培養。使他們成為品德端正、行為規範、有一定文化素養的“君子”。“三傑”的教育理念則是以培養“美德”即“理性”為鵠的的，而要造就理性，就需要知識做基礎。兩種教育思想都是以啟發人的心智，發展人的品德為目的的。這種面向全體，多方培養的方式，對於我們今天如何更好地推行人文通識教育，無疑是極具啟發性和良好的示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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