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對比一下中國古代的《九章算術》與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就知道中國思想習慣與希臘思維方式的巨大差異。
《九章算術》是一個解決具體問題的解題方法，這使得九章算術與其說是一本數學著作，不如說是一本工匠們常用的解題指南。而“幾何原本”乃是由幾個公理按著一定邏輯推理出來的定理構成的知識體系。
這就看出，中國人習慣的是類似於工匠們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希臘人熱衷於尋找普遍的原則和規律。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可能讓古人能夠發現圓周率，但無法形成平面幾何與解析幾何這樣體系化的知識。思維的不連貫，不追求系統化、體系化的知識，是中國傳統工匠們的思維習慣的致命傷。
中國人要想在世界文化舞臺上表演，必須學會體系化地思維習慣。其實，非歐幾何的發現也是工作在歐幾里德幾何體系之外，用整體性的體系觀點才能得到的。
中國在好多領域的發展初期領先於西方，但在數學、哲學和科學上幾乎從來沒有領先過埃及文明和希臘文明的繼承者西方。從上面對《九章算術》與《幾何原本》的比較上，就可看出，中國的所謂數學本質上是“中小學”的算術，達不到高等數學的程度。
體系化、系統化思維的方式是希臘人給人類的貢獻
希臘哲學和科學被西方人繼承發揚，成為西方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成為西方中世紀以來的教育核心內容之一。國人要是不承認自己的祖先思維方式是混亂的，不繫統的，沒有體系的，就不能謙虛地像西方人一樣謙虛地學習希臘哲學和科學思想。
發現勾股定理的一個自然推論就是無理數的發現，畢德哥拉斯做到了這一點，而中國先人沒有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中國先人不是在一個公理體系或者說邏輯體系中研究數學的，這就是工匠與大師的差別。
工匠工作在經驗的世界，碰巧也能找到些特例，而大師是工作在知識體系之上，找出體系的邏輯漏洞然後彌補體系的漏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麥克斯韋對安培定律的修正，愛因斯坦用相對論對牛頓力學的修正，“一生磨一鏡”的荷蘭顯微鏡發明家、微生物學的開拓者列文·虎克由於基礎知識薄弱，使他所研究的內容僅僅限於觀察到的一些事實，所以未能上升為理論。如果他們不是在整個科學體系上研究，他們看不出體系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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