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对比一下中国古代的《九章算术》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就知道中国思想习惯与希腊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
《九章算术》是一个解决具体问题的解题方法，这使得九章算术与其说是一本数学著作，不如说是一本工匠们常用的解题指南。而“几何原本”乃是由几个公理按着一定逻辑推理出来的定理构成的知识体系。
这就看出，中国人习惯的是类似于工匠们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希腊人热衷于寻找普遍的原则和规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能让古人能够发现圆周率，但无法形成平面几何与解析几何这样体系化的知识。思维的不连贯，不追求系统化、体系化的知识，是中国传统工匠们的思维习惯的致命伤。
中国人要想在世界文化舞台上表演，必须学会体系化地思维习惯。其实，非欧几何的发现也是工作在欧几里德几何体系之外，用整体性的体系观点才能得到的。
中国在好多领域的发展初期领先于西方，但在数学、哲学和科学上几乎从来没有领先过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继承者西方。从上面对《九章算术》与《几何原本》的比较上，就可看出，中国的所谓数学本质上是“中小学”的算术，达不到高等数学的程度。
体系化、系统化思维的方式是希腊人给人类的贡献
希腊哲学和科学被西方人继承发扬，成为西方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成为西方中世纪以来的教育核心内容之一。国人要是不承认自己的祖先思维方式是混乱的，不系统的，没有体系的，就不能谦虚地像西方人一样谦虚地学习希腊哲学和科学思想。
发现勾股定理的一个自然推论就是无理数的发现，毕德哥拉斯做到了这一点，而中国先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中国先人不是在一个公理体系或者说逻辑体系中研究数学的，这就是工匠与大师的差别。
工匠工作在经验的世界，碰巧也能找到些特例，而大师是工作在知识体系之上，找出体系的逻辑漏洞然后弥补体系的漏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麦克斯韦对安培定律的修正，爱因斯坦用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修正，“一生磨一镜”的荷兰显微镜发明家、微生物学的开拓者列文·虎克由于基础知识薄弱，使他所研究的内容仅仅限于观察到的一些事实，所以未能上升为理论。如果他们不是在整个科学体系上研究，他们看不出体系的漏洞。
閱讀更多 哲思之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