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南北朝的北魏時期，邢窯受南方越窯影響生產青瓷，經過不斷探索，在北朝時最先創燒出了粗白瓷之後，唐朝時終於燒製出成熟潔淨的細白瓷，與越窯青瓷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映襯局面。白瓷的誕生，讓世人驚歎不已，打開了瓷器胎釉由青色向純淨潔白邁進的大門，是中國乃至世界陶瓷史的一次重大飛躍。就在邢窯如日中天的晚唐時期，邢窯所在地以北不遠處，位於曲陽縣龍泉鎮澗磁村的曲陽窯（即後來的定窯），開始師從邢州，置窯燒瓷，並且技術日漸成熟。
窯址的發現與發掘
在元、明、清時期，世人學習定窯技術、收藏定窯珍品、盛讚定窯功績，雖說定窯已經消失但靈魂一直駐留於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中。儘管經歷了斗轉星移、滄桑歲月的洗滌，並未抹去人們對定窯的記憶，但定窯留存於世的痕跡卻蕩然無存。幾百年來，人們對定窯窯址的確切情況一無所知。時間進入20世紀初，銷聲匿跡了七百年的定窯，再次引起世人的探尋興趣。
葉麟趾著《中外陶瓷彙編》（1934年出版）
1930年代初，中國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北平大學教授葉麟趾先生（即葉赫那拉·麟趾，我國著名陶瓷學家、清華大學教授葉喆民先生之父）到曲陽進行考察，無意中發現了曲陽的定窯遺址，於1934年出版了《中外陶瓷彙編》一書，對外公佈了中國歷史上各個瓷窯的名稱、位置、瓷品和典型特徵等資料，葉老在書中還特別詳細地記錄了自己對定窯窯址的考察和研究情況。《中外陶瓷彙編》已經成為後來尋找定窯、研究定窯所必讀的最重要的經典之作。此後，曲陽便開始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中外古陶瓷學者蜂擁而至，進行實地考察。在眾多的中外探尋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陶瓷學家小山富士夫，他在日本侵華戰爭時期，於1941年來到曲陽考察定窯，取得重大收穫，寫出了大量的考察資料和文章。其中，小山富士夫在日本《陶瓷》雜誌發表的文章《關於定窯窯址的發現》中這樣寫道：“關於定窯窯址，象晴天霹靂一樣使我感到震驚的是，葉麟趾所著《古今中外陶瓷彙編》中的一段記載。這本著作是僅有五十餘頁的小冊，然而在最近刊行的頗有嶄新的具體意見的陶瓷書籍中，卻是最使我敬佩的作品之一。”
《卷十下 土宜物產考》記載龍泉鎮曾生產定窯白瓷而且窯多 後因兵災焚廢
葉麟趾先生在《古今中外陶瓷彙編》中雖然確指了定窯在曲陽縣內的大致方位，但沒有明確找出核心窯址的具體位置，亦沒有探尋挖掘。實際上，清光緒年間重修的《曲陽縣志》有記載定窯的痕跡。《卷十下 土宜物產考》中記載龍泉鎮屬於山嶺地區，土石相間，多不能種植禾麥，宜種樹木，因有煤礦產優質煤，龍泉鎮適宜燒瓷器，現在出黃瓷盆甕，並指出龍泉鎮曾出白瓷，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定窯，也有其他顏色的，宋代以前瓷窯很多，之後因兵災焚廢，（定窯白瓷）講究傳統工藝又有新技術，效益更好。這裡所說的“兵災”，應指金國入侵。這些記載可以說明，龍泉鎮曾是定窯的生產之地。另據《卷六 山川古蹟考》中記載，在曲陽縣城以北六十里，龍泉鎮西北靈山下方圓十里內有很多煤礦，旁邊是澗磁村，在宋代以前有磁窯，如今已廢棄。以上記載表明，龍泉鎮澗磁村就是古代定窯所在地，至少是所在地之一。
《曲陽縣志》還提供了更多的有價值的資料。據《卷六 山川古蹟考》中說，根據《五代史》和《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上記載，龍泉鎮今俗稱南北鎮，古時鎮裡設有鎮使副瓷窯稅使等官職。朝廷都向龍泉鎮派有瓷窯稅使官？這足矣說明此地的瓷窯不一般，至少是瓷窯很多、燒瓷量很大。
上面提到《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記錄了龍泉鎮鎮使副瓷窯稅使事宜，那麼到底記錄了什麼內容呢？請看下面的《曲陽縣志》。據《卷十二 金石錄 上》中的“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記碑”條記載：該碑立於五代後周顯德四年（公元957年），在提名立碑的人中，有“XX使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使御史、充龍泉鎮使、鈐轄瓷窯商稅務使馮翱”。沒想到馮翱這個朝廷正三品大員竟然身兼六職！
1950年代初，我國著名陶瓷考古學家陳萬里先生首先發現這個史料的重要性和價值，把它寫入了他在1953年發表的文章《邢越二窯及定窯》中，從此，這個史料和馮翱這個名字，已經被眾多研究定窯的著作、文獻所引用。“顯德”是五代後周太祖郭威使用的年號，碑文刻於顯德四年二月，說明在五代後周的時候，曲陽龍泉鎮不僅有瓷窯，而且規模和產量已經相當大了，才有眾多的官員在此收取瓷窯稅並在此立碑。
更有意思的是，碑記中還講述了唐末至五代藩鎮以來，各軍多以軍職兼任龍泉鎮稅官，為多收財稅大多都擅立名目、巧取豪奪，而且不盤剝百姓肥私的很少......說明唐代末期到五代這段時間，藩鎮的統治是極其混亂和腐敗的。下圖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拓片的照片。
對於定窯的瓷器貿易，《曲陽縣志》也有側面記載。據《卷十二 金石錄 中》的“販瓷器客趙仙重修馬夔碑記”條記錄：北宋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因曲陽縣龍泉鎮澗磁村附近的王子山院馬夔碑年久殘損嚴重，中山府販磁客趙仙予以重修，並記錄了修繕內容。這段記載從側面反映了北宋後期瓷器市場的繁榮，販瓷器客願意花重金修馬夔碑，說明了三個問題：一是市場繁榮，商人賺錢了；二是定窯沒有被官府壟斷，還在供應社會市場，官窯一說不存在；三是此時此地仍屬太平盛世。注：“馬夔碑”記錄的是五代時後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 公元926 年) 鄉貢進士馬夔重修王子山院的碑石。
以上只是從一般考察和歷史文獻層面，引證了現在的保定市曲陽縣靈山鎮澗磁村一帶，就是古定窯的窯址，但世人關心的具體窯址及遺存在那裡，並不清楚。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北京故宮博物院曾三次派人到曲陽縣調查，實地證實曲陽縣靈山鎮的澗磁村及東西燕川村為北宋定窯遺址。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隊開始對澗磁村定窯遺址進行試掘，但隊員們輾轉數天，始終找不到窯址遺存物。直到有一天，遠處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引起了隊員們的注意，走近一看，大家都驚呆了，那些“小山”原來就是堆積起來的磁片堆，定窯遺址終於找到了。
河北省曲陽縣澗磁村定窯窯址
瓷片堆東一個西一個地散佈在澗磁村的東西北三面，碎片的數量極其驚人，足可見當時定窯的空前規模和生產盛況。隨後，考古隊員們進行第一次試掘，成果頗為驚人：地層中包含晚唐、五代、北宋時期的文化堆積，晚唐灰坑5座，五代窯爐1座，北宋殘牆兩堵和瓷泥槽2處，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遺物251件。從此片堆積物來看，多數是北宋時期的瓷片，金、元尤其元代的瓷片堆很少，這充分說明了定窯規模宏大時期在北宋朝，而到金國、元朝時，其燒製規模有一個斷崖式的下降或萎縮，足見金人入侵對定窯造成的破壞多麼巨大！
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對定窯進行了最大規模發掘。此次發掘面積近2000平方米，燕川村、澗磁村等7個地點的發掘工作同時進行，收穫巨大，窯爐、料場、水井、溝、灶、灰坑等遺蹟和大量瓷器、窯具及錢幣、銅、鐵、石、骨器具相繼出土，僅瓷片就有30萬片。非常珍貴的器物如白釉臥女枕、尚藥局瓷盒更是引起了專家們的關注，也轟動了世界。1988年定窯被確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系列文章，未完待續！）
閱讀更多 品瓷中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