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
那件事距離現在，已經過去了十年。
2008年4月，我在北京的大學裡等著畢業。那天是4月3日，我當時是躺在宿舍床上迷迷糊糊午休，還是一大早沒起床——時間過去太久，記憶還是出現了偏差——總之我在一個很深的夢裡，被一把推醒。
同宿舍作息最規律的青海女孩穿著寬大的淡藍色睡袍，看都沒看我一眼，只把胳膊伸長，將寢室電話的話筒一端對著我的枕頭。
我覺得不對勁，這個時候不該有電話，沒什麼人會這個時候打電話。
“喂。”
“慶慶啊，我是舅舅。我給你說個事兒啊，你別緊張啊，沒什麼大事。你爸病了，你回來看看。”
“啊，嚴重嗎？”
“沒事。你今天就去買票啊，簡單收拾下。”
“噢。”
電話裡似乎仍有尾音，我握了幾秒鐘話筒，直到那聲音完全消失才放下電話。
我揉揉眼睛，才有點清醒過來，機械地穿衣服，去水房刷牙洗臉，然後開始收拾東西。跟我關係最好的雷拉從蚊帳裡探出頭，“是不是出什麼事了？“
我說，“沒事，你接著睡。”
坐了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後，在出口站著來接我的二舅和三舅，這是他們第一次接我，車子直接駛向醫院。
去醫院的路上，沒有人說話，我也不知道要問什麼或者我根本什麼都不想問。
接到電話的一剎那，我擔心他死了，完全不是因為他久病在床或者有什麼大病徵兆，而是我被突然叫回家。
02 /
他是小縣城的中學老師，每月工資只有兩千多，母親多年前辭掉教職後在學校打零工，一學期拿幾千塊。這些是全家所有的經濟來源。
我和妹妹都在上學。後來，家裡拿出全部積蓄，加上借了一部分錢，修建了一棟二層小樓，之後，一家人都在省吃儉用還錢和攢錢。
這種情況下，絕對不會浪費一分錢，更不敢生病。
他以前總說，世界這麼大，我連扎一根針的地方都沒有。後來，終於有了自己的房子，他偶爾會樂呵呵地說，死的時候可以有個地兒躺了。
醫院真繁瑣啊，即便是現在，只要想起醫院，我仍然立馬就會生出一種雜亂擁擠、味道複雜、永遠辨不清方向的煩躁感。
上了無數級臺階，轉了無數個彎，跟許多個白大褂擦身而過後，我才在一間亂糟糟的病房裡看到母親。
她先向我走過來，已經完全說不了話，張開雙手朝我撲過來，眼看著就要軟下去。我膝蓋一彎，加足了力氣想要拖住她，可她的身子竟然那麼重，我完全拖不住。
看著她像是一夜之間垂下去，我的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好多人過來扶她，我越過她蓬亂的頭頂，才看到父親。
時間就在那一刻定住了。
他的整個腦袋被白布帶纏住了，纏得密不透風，只能看到露出一點邊緣的眼皮和嘴唇。整個身子埋在白布單裡，一動不動。
病房裡吵得不成樣子，樓道里不間斷響起路過人的擦地聲，清晰地傳到病房裡。一間病房裡三張病床，另外兩張床也圍滿家屬。這是這座城市最好的醫院，是這座醫院最好的重症監護病房，卻與我想象的差異懸殊。
母親已經被扶起來，站在靠牆的位置。我向病床靠近了只一點點，還是清晰地看到他脖頸處冒出來的一根白管子——他的喉管被切開，插了一根管子使得呼吸，管子和脖子挨著的地方，塞了一團棉花還有一塊已經生鏽的圓鐵片。
此刻的他，呈現出最柔軟的狀態。完全一副任人擺佈的樣子。所有的自傲、清高、靦腆、不善交際，全部跟他一起，靜靜地被蓋在這遠不夠白的白布單下。
03 /
我跟他好像從來沒有好好地相處過，以至於許多年，我在心底對他的稱呼永遠是充滿冷漠和抗拒的“那個人”。
我七歲上小學，六年後上初中。除去這朝夕相處的14年，之後的時間，兩個人的生命交集的時間屈指可數。
讀中學的時候，他還在鎮中學教語文，跟我同年級，但不是教我。有一回，不知道哪裡來的消息，說市裡有個初中生作文大賽，讓每個班的人都寫幾篇收上去，一併送去參加比賽。
他回家跟我說，“你寫，要是能得一等獎，我給你兩百塊。”我知道他是故意刺激我，較勁說，“可別我真得了獎你耍賴。”他只說，“得獎可沒那麼容易。”
之後，年級主任收了幾十篇送上去，結果出來時，我居然真的得了一等獎，甚至是整個縣城唯一得了一等獎的人。這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我自己更是想都沒想。
因為我得獎，帶我的語文老師被學校獎勵了四百塊。語文老師跟他說，“那這錢我就領了啊，原本是你教育出來的啊。”他表現出慷慨的樣子，“當然該你領！”
回家後我對他說，“我得獎了，兩百塊呢。”他打哈哈，反悔，總之不給。我因此記恨了他好長時間，半個月不理他，說他是騙子。
這件事情讓他高興了很久，除了引導我，他自己也愛寫東西。有時候嘆氣跟我說，“被生活操磨著，太多事情擔憂，老不寫就寫不出來了啊。”
等我上高中，他看著學校寄回家的作文，嘆息著說，“你已經比我寫得好了啊。”
但是有那麼一回，學校放學，很久之後他才回來，天已經黑透了。他說自己下班路上看到一個小孩迷路，走了十多里山路把人給送回去，又摸著黑趕了回來。
母親一邊幫他拍身上的土，一邊埋怨著，就你實誠就你好漢。再之後過了一陣子，他神秘兮兮地拿一張報紙給我看，原來他把這件事情改寫成了一個故事，在市裡的日報上發表了。這對他來說意義重大，對他的文學夢想是一種莫大的鼓勵。這之後的很多次，我看到他拿著鋼筆坐在辦公室裡認認真真地爬格子。
我上初三後，他就調到縣高中了。也就是那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如果不能讀個好高中，我就不能考個好大學，我這一輩子就永遠待在這黃土高坡上的黃土裡了。
懷著這樣的想法，加上想遠離他的迫切願望，我第一次開始認真唸書。初中畢業統一中考後，我又參加了市重點高中的獨立招生考試。分數出來後，我離公費線差一分。
公費線以下三分之內是自費線，自費線內如果想讀市重點，需要交4200塊。
他跟我說，“是你自己沒考上，不怪我不供你。”我沒法理直氣壯，也沒法說出“我明明考上自費了啊”這樣的話。
4200塊叫我和他都無法撐直腰桿，我不停地回憶考試的每一個細節，怪自己哪裡差了那一分，我也知道他不是不供我，是這錢真的太多了。
在決定要不要去讀市重點的那段時間，家裡不停有親戚朋友上門來。大多是勸他，極個別是勸我。勸他的都是看著我長大的他的同事們，“錢可以再賺啊，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咱們這個學校幾十年都沒出過這種學生啊。”
勸我的人說，“女孩子啊，讀那麼多書有什麼用，就上縣裡的高中，早點畢業早點嫁人，你要是真有本事，哪裡上學不都一樣。”這種勸說對我毫無作用，我冷冷回應，同時又對那些勸他的人充滿感激，這種感激悄悄激起了我非市重點高中不讀的念頭。
我清晰地記得那個夏天的傍晚，在全家租來的小平房前面的場臺上，黑黝黝的天空深不見底。他和一個多年的朋友就著四面人家漏出的燈光，有一搭沒一搭地喝酒聊天。
當下最緊要的事情是對我的學業做出決定，他們由這個話題聊到自己年輕的時光。我坐在小板凳上，似懂非懂地聽他們說話。一聲緊一聲尖銳的蟬鳴辨不清遠近，那個看不到盡頭的夜晚，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寧靜。這一幕嵌在了我的生命裡。
喝得微醺的時候，他突然大聲地說，“對，去上學，爸支持你！沒準我們家真會出一個厲害的大學生呢！”那種興奮勁兒好像要去上學的不是我，而是他。
我不知道他從哪裡弄到那筆鉅款，只是很長一段時間，一向高傲的他跟人說話都抬不起頭來。
04 /
從我家到市高中要坐4個小時的長途汽車，14歲的我第一次離家。
因為暈車每次坐汽車我都坐在靠窗的位置，以方便隨時開窗吹風或者突然而至的嘔吐。
長途汽車發動後，為了兜攬生意會繞著城裡轉一圈，走走停停一直到座位坐滿，中間走廊擺著的小板凳也坐滿，直到再無法塞下一個人為止。車子已經轉了半圈，轉到了縣城的另一邊。
雨後新陽又幹又曬，我隔著空蕩蕩亂糟糟的護城河往對面望，斜對面正是我的家，不知道父親和母親是不是也在望向我。下意識探頭往車尾看去。啊，是他。
他拼命朝我揮手，一邊奮力跑一邊嘴裡呼喊著什麼，而這時汽車正緩緩開動。我詫異極了，努力回應他，於是拼命揮手叫他別跑了，跟他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當我探頭出去向他招手，他更拼命地揮手。我一下子明白，他是跟我說，我坐的這一側，是汽車匯車的一側，他擔心我因為暈車突然探頭到車外，於是跑過來跟我說，無論如何不要把腦袋和胳膊伸出去。
他哪裡追得上汽車，一瞬間被甩得很遠，直到只剩一個白點。我轉回頭來坐好，車上有那麼多人看著我，我又窘迫又難受，一下子劇烈地哭了起來。除了使勁抑制著不發出一點聲音，整個身子都止不住地顫抖。
那時候他已經有點發胖，幹曬讓他胸前的白襯衫溼了一大片，整個臉因為奔跑和天熱紅通通的，褲腿上濺滿了泥點，一隻皮鞋完全被溼泥包裹住。他是多麼要面子的人啊。
我一邊想著這些，一邊哭得更加厲害。他大概追了我一小時，卻只跟我揮著手交流了三十秒。
05 /
三年後高考，我考了一個足以上國內任何一所大學的分數。
2004年，是我們家最快樂的一年，大概也是他這輩子最開心的一段時間，這種開心完全打敗了生活本身日復一日的平庸無趣以及任何可能的不如意。
9月，他送我去北京報道。這是我也是父親，第一次去這麼遠的地方。出發前，母親為我們準備行李，全家人仔細閱讀錄取通知書裡附加的好幾頁說明，不無興奮地想象著北京該是什麼樣。
那時候去北京還不是很方便，因為第一次去，也不太清楚怎麼走才好，大概覺得直接北上距離短，於是買了經過山西的K打頭火車。
母親和妹妹從縣城跟我們一起出發，送我們去坐火車。從縣城到市裡也有一趟途經的慢火車，跟長途汽車相比便宜很多，但要先坐兩塊錢半小時的公交車到郊區火車站。
我們一家人第一次集體出門，妹妹更是第一次出門，第一次坐火車。那天簡直像一場重大的儀式。到了郊區火車站，母親跟妹妹返程，留下他跟我，氣氛一下子變得沉默起來。
去往北京的火車依然是綠皮硬座，我或者他根本不曾想過要買臥鋪，兩個人的臥鋪票加起來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我總在睡著的時候被他推醒，他在我耳邊輕輕地說一聲，”到榆林了。“再過一會，又被推醒，“出陝西了。”或者突然間被推醒，“你看窗外。”
我每次醒來，含糊地應一聲，順勢抬頭往窗外看，每次看，天色和景色都有了新變化，也只是瞟一眼，又低頭睡去。大概吃了暈車藥的緣故，那種睡意真是難以抵擋。
有那麼一會，我終於徹頭徹尾地醒了過來。他低聲跟我說，“你看看旁邊的那個孩子，你跟人家也學學呀。”我抬起頭，用餘光看過去，原來我們斜對面坐了一個女孩。跟我差不多大，我假裝看她，把頭轉過去，餘光掃向女孩的範圍更大了一些。白白淨淨的，扎一個馬尾辮，脖子長長的直直的挺立著，下巴隨著她不停張合的嘴巴一上一下，格外活潑。
那個時候的我害羞得厲害，就算在高中的課堂上被點名都會瞬間面紅耳赤，連脖頸也是通紅通紅的，像是被燒久了的鐵塊那樣的暗紅。這種面紅耳赤完全不在於我對被提問的問題會或者不會，僅僅在於當眾講話，這種被矚目的講話讓我緊張得渾身顫抖。
後來，我真的變成了他希望的樣子。讀了一所好大學，進了一個好公司，跟來自世界各國的人一起工作過，在幾百人的大會上演講過。見到任何人，都不再會緊張得發抖。可是，那時他已經看不到了，他看不到我已經長成了一個大方得體的人。
火車又轉了幾個山洞，經過幾條河流，穿越了無人跡的荒山野嶺，在毫無人煙的地方，河流的顏色深得與兩岸的植物融合在一起。分不清邊界。我們出了丘陵地帶，到平原了。
如果你能想象黃土高坡的樣子，大概就能體會黃土高坡的人第一次見到平原時的震撼。我生長的地方，出門是山，屋前是山，屋後是山，整個村子坐落在一個山坳裡，即便是縣城，視線稍微探出去，馬上就被不遠出的矮山擋回來。
我回過頭看他一眼，那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一種表情。那完全不是被生活耗損之後的中年人的面孔，那是一種完全靜止在時光之外的表情。眼睛彷彿是空洞的，可是卻閃著奇異的光。多少年以後，我夢迴那座列車，他的眼睛仍是最光彩的一幕。
火車駛出平原。在山西和河北這一路上，因為打開窗戶，我們被含著煤渣的風吹成了灰人，下火車的時候，他大笑，用手指刮我的鼻尖，我不爽快地瞪一眼回去，心裡還覺得莫名奇妙。
我們再換乘長途車從石家莊到北京，在車站的衛生間，我才看到自己像是剛從煤炭堆裡鑽出來，只留鼻尖上被父親刮過的一道白印。
06 /
進入北京地界的時候是晚上，我在汽車上睡著，被他推醒。“到北京了，睜眼看看。”他的聲音壓得很低。
我向車外望去，凌晨四五點的樣子，外面很亮，看起來好安靜。到處都是路燈，我們停在一條寬闊的公路旁邊，被周圍的大樓包圍。我問他，“好奢侈呀，一個人都沒有，可是為什麼亮著這麼多燈？”
也許是被我的問題逗樂，也許是本來就掩飾不住的高興，他整個臉都保持上揚的動作。“我們到北京啦。”他笑著說。我也用力地點點頭，儘管外面是一片未知。
後來他帶我在學校辦完手續，自己在北京轉了一圈，只停留了兩天就回去了。中間他打電話跟我說，“坐公交只要一塊錢噢，我坐了一圈，在天安門前轉了轉。”我問他，“其他地方你去了嗎。”他說，“不啦，下次來北京再好好轉轉。”
一直到我大學二年級寒暑假回家，還能聽到他津津有味、意猶未盡地回憶他在北京的所見所聞。他橫躺在夏天的沙發上，或者坐在冬天的火爐邊，說北京有多大，樓有多高，馬路有多寬，車輛有多密。
高興完了，他又說，待在北京不踏實，去哪裡都要花錢，旅店也貴得要命。
最後他說，“以後等慶慶畢業了，找到工作賺錢了，我們全家都去北京看看。”說話的時候，笑得合不攏嘴。
事實上，兩年後，我從大學畢業，的確接母親來北京住了一陣子。我的薪水比大多同齡人要高很多，我做到了他希望我做的事情。可是我身邊，只有母親孤單一個人。
他去世後第一年，我回家陪了母親一個月。有一回她跟我說，“你爸去世的前一年，有一天晚上半夜，他不知道做了個什麼夢突然醒來，爬起來就要給你打電話，你爸說‘我覺得自己活不長了，我要給慶慶打電話交代一下後事，很多事情需要她知道。’”母親說，“我好不容易按住他，你發什麼神經啊，她這會在睡覺啊，她明天要上課。”
後來他們一直聊到天亮，母親說你爸心裡好多事。母親問我，“人在要死之前自己真的會知道嗎？”我說不出話來，心裡已經流淌成了淚河。
07 /
我最後一次跟他說話是2008年4月1日，連這個日期都顯示嘲弄。那天中午，他從他的辦公室打電話到我的宿舍，電話接起來，我們都沒有說話，幾秒鐘之後他才問我，“你吃飯了嗎？最近都好嗎？語氣裡有尷尬和強撐著的笑意。”
2007年的冬天，過年，我跟他因為此刻已經完全記不起的原因大吵一架，我迅速返校，一直到3月底都沒有給他打過一個電話。
電話裡聽得出來，他跟我說話的語氣在強力避免尷尬，他努力掩飾他的不好意思，掩飾是他主動和好這件事情。彷彿一切都沒發生過。
我在電話裡說，“嗯，吃過了。都挺好的。畢業論文的事情有點忙。”他說，“那就好。注意身體。需要錢就說。”
然後就掛了，這就是最後一通電話，整個通話持續了不足三十秒。卻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聽他的聲音。那天中午我在邊吃午飯邊看一部電影，著急回去接著吃飯，接著看電影。
他1日給我打完電話，2日下班回家後腦溢血突然倒地，再也沒有睜開眼。
那天，我到醫院，他剛做完開顱手術。醫生說手術非常成功，三天後，進行了第二次開顱。第二次手術之後他的身體就開始衰弱，而這第二次的手術是我同意的。
機器和藥物維持了十天，周圍所有親戚都說繼續開著機器只是砸錢，沒有用，會耗盡他的器官，他們問我，“你想看著他受苦嗎？”我大吼著，“隔壁那個人昏迷了半年醒來了啊！”
後來，我因為十天幾乎沒有睡覺，在病床邊毫無意識地睡了過去，醒來的時候堂哥已經簽了放棄同意書，他們說，“你爸要是死了，就不能回家了。”一幫人進進出出撤儀器撤管子，我在病床邊昏了過去。
在救護車上，我握著吊瓶，坐了三個小時車，把他帶到了他自己修建的房子裡。親戚們開始準備後事，所有人等著他嚥氣。
他躺在炕上，我在旁邊，我看著他的呼吸漸漸消失，面頰慢慢發硬，最後變成了灰綠色。可我貼在他胸膛上的耳朵分明還能聽到他心臟緩緩跳動的聲音。就那一下、一下、一下，隔一會一下，沉悶的啪——啪——聲，在我耳邊無法揮去。
下葬那天，瓢潑大雨，看著他的棺木被繩索一點一點往地底下放，直到完全從視線中消失。我在雨中茫然無知，只是兩隻腳麻木地釘在半山腰的水窪裡。
他去世後的幾天，我在家收拾遺物，看到那一大摞當初他伏在案前修來改去的手寫稿，最終也還是無處發表。
離家的車上，我還是習慣性坐在靠窗的位置，車開過護城河，我又想起他當初在車後面追我的身影，不經回頭張望，路上空空如也。
而我也知道，無論我怎樣追，再也追不上他了。
作者魏慶，現為自由職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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