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天津是中外通商中的繁富之区，欧风美雨与封建糟粕，撕扯着这座“得风气之先”的新兴城市。
当时天津报刊《社会教育星期报》曾在一篇报道中，这样描述这座通商大埠的社会情形：“其习奢糜逐声色，其人民趋利忘耻、不以名节为高。自政刑失坠，斯风益炽，虽有力者，莫之挽也。”
1900年，张家姐妹花中的姐姐立姑出生，三年后妹妹春姑出生。两姐妹十多年的人生便是在彼时奢糜环境下的天津度过。
立姑、春姑的父亲名叫张绍庭，原本是南皮县人，少年时逃荒至天津武清，在一家金姓瓷器店做工，后被店主招赘为婿并继承店业。可是好景不长，瓷器店在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时毁于战祸。张绍庭不得不另谋生路，到车行租了一辆人力车做起黄包车夫，妻子金氏也替人做些纺线织布、浆洗衣裳的杂活，一家人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富人们日复一日地在歌舞笙箫中迷醉，穷人们则在生存的艰辛中苦熬岁月。此外，还专有一类人孜孜不倦地搬运穷人的痛苦，去供富人们取乐。皮条客就是这类人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员。
十三年后，这个家庭的男人张绍庭在生活的折磨下病逝了。但寡妻金氏展现出劳苦人民的坚韧，她带着儿女以缝纫为生，独自承担起带领儿女们顽强生存的重任。
然而早在张绍庭病逝之前，立姑、春姑两姐妹的命运，就已经被人种下了悲剧的种子。
张绍庭是个“迂讷易为人欺”的老实人，这种人拉黄包车照例是生意比较差的一种，常常辛苦终日所获车资甚至不抵车租，至于抵偿车款更是不可能。
所以，1910年的某日张绍庭弄丢租来的人力车后，车行老板屡屡索要人力车赔款的咄咄声势，就几乎要击垮这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贫弱家庭。
与危难如影随形的并非只有绝望，有时候会是令人无法跳脱的套路！人们不是在套路中苟且，便是选择以命解套。
立姑、春姑这对姐妹花，最终选择了后者。
一贯混迹在底层民众中替人“消灾解困”的王宝山，忽一日发现相熟已久的“冷灶”张绍庭“热”起来了，便上前替他出了个赔偿人力车款的主意。他对张绍庭夫妇说：“你俩哭是没用的，不如把两个女儿许配人家，就可以用所得聘金来赔偿人力车款。”
于是在王宝山的“撮合”下，长女立姑被许给一个名叫戴富有的人的长子。戴家是个商贾之家，这个颇有家资的富室为何会看上贫家女？
走投无路的张绍庭已经无暇细想，他听从王宝山的安排，将立姑许给戴家长子并立下婚约，用所得聘金解了一家人的覆巢之危，但真正的代价却是六年后一双女儿的两条生命。
1913年张绍庭去世后不久，戴富有的妻子马氏便以亲家的身份，盛情邀请金氏母女到戴家居住。金氏却之不过，便带着儿女到戴家暂住，但戴家的待客之道却相当另类。
马氏以妓院小曲令立姑、春姑学唱，并多次劝守寡的金氏再嫁。金氏至此才发现，戴家所做的其实是皮条生意。前次的婚约和今次的收留全是假意，欲将金氏母女送入娼门才是真章。
戴富有者，蓄妓为业也。其人专门诱骗良家女子，教以歌曲窑调后转卖妓院。这便是戴家的生财之道，最先出面的王宝山便是这位大皮条客手下的小皮条。
发觉事情真相的金氏，在举目无亲、无人相助的情况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在千福寺旁租到住所，并突破拦阻带着儿女离开了戴家。但长女立姑却被戴富有强行留下，其后金氏数次赴戴家要求接回立姑，均被戴妻马氏所阻，并多次遭受殴打。
最后，金氏在邻里的帮助下，求告警察才得以将女儿立姑从戴家接回，但是戴家并不愿意放弃到嘴的肥肉。
戴富有谎称立姑、春姑两姐妹已分别与自己的长子、次子订立婚约，并让王宝山作证，遂以金氏悔婚为由，将之告上天津地方审判厅和直隶高等审判厅。最终，直隶高等审判厅采信了戴富有提供的婚约凭证，判决立姑、春姑两姐妹俱归戴富有。
金氏又控诉戴富有所为实为蓄妓，但审判厅则曰：“此一事，彼一事，不相涉也”。
1916年，戴富有仗着打赢了官司，名义上打发王宝山来跟金氏商订婚期迎娶二女，实际上威逼利诱，就是要来明抢了。
束手无策的金氏不甘一双女儿入虎口，她对两姐妹说：“到时候，为娘跟他们拼命。”
但是两姐妹已在心里想好了对策，她们对母亲说：“父亡弟幼，母有不幸，谁抚诸弟？是绝吾父血食而重女罪也。女等有以自处，母勿以为念。”
当夜，立姑、春姑取火柴磷以煤油服下。次日凌晨，16岁的姐姐立姑毒发，在万分痛苦中身亡，邻里慌忙拿来解药给13岁的妹妹春姑。但春姑拒绝服用，并说“吾姐妹当判定时此志已决，吾纵能免辱，必不负姐以独生”，不久也在痛苦中毒发而死。
悲剧发生后，事件经过当地《社会教育星期报》、《大公报》等报刊的报道，而轰动天津，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各界纷纷为这对节烈的姐妹花送上挽联——
天津秀才刘道原：直隶高等审判厅伤天害理，南皮张氏双烈女杀身成仁。
天津广生惜字社：有志竟成，红尘难染冰霜节；此心不死，碧血长埋姐妹花。
天津商务总会：处浊世而独善其身，姐妹同心拼一死；吊幽魂于九原之下，乾坤浩气炳千秋。
两姐妹老家南皮张氏的名人，也在当时出面为她们寻公道。当时在天津居住的张瑞荫（曾任清朝都察院都御史、山西巡抚、浙江巡抚），以及张之洞长子张权，与张绍庭属于同族同宗。
这两人率先出面联络士绅张凤元、严修、高凌雯、华世奎等，一面向直隶高等审判厅施压，一面为两姐妹筹措丧事。最终，直隶高等审判厅更改原判，将戴富有、马氏、王宝山等人批捕捉拿。
两姐妹的殡礼也在官绅工商学、警厅乐队及警界、商团、体育社等各界的参加下举行，共收到挽联200余幅、奠仪十几万元。前清遗臣、后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徐世昌，为这对小姐妹立碑，并亲自撰写碑文。
但是除了天津秀才刘道原振聋发聩的挽联以外，两姐妹迫于无情世道而无奈做出的以死抗争，却被一群清朝遗老遗臣包装成封建王朝的道德复辟。
事实上，两姐妹之死如果没有这层复辟的功用，极有可能在社会声响中泛个水花后，成为烂尾新闻。
例如，徐世昌将两姐妹的事迹写进《大清畿辅先哲传·列女传》中，并以“癸丑三月”、“丙辰三月十七日”来表示时间，避而不用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可谓是千方百计地将之与“大清”扯上关系。
张瑞荫在所撰碑文中也是念念不忘“皇清”，开头便是“我皇清退位之五年丙辰，吾宗二女伯立、仲春以貞烈殁于津门”。
张的碑文中还有“乾坤虽否，而吾道不穷”之语，意思是说清朝虽被推翻，但维清、复清的希望永存。更有趣的是这碑文的署名，撰稿者署名为“大清监察御史族季父瑞荫”，书写者署名为“浩授荣禄大夫内阁阁丞天津华世奎”，满满的封建气息扑面而来。
立姑、春姑两姐妹以死亡来为自己发声，然而在对这声音的解读中，徐世昌、张瑞荫等人所念念不忘的却是他们的“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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