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等紅燈玩手機該扣分罰款嗎?專家:執法依據需更明確

「争议」等红灯玩手机该扣分罚款吗?专家:执法依据需更明确

文 | 單鴿

來源 | 正義網(微信ID:jcrb_zyw)

“駕駛機動車在路口等紅綠燈時駕駛人玩手機,罰款50元扣2分。”近日,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隊發佈的這一處罰規定引發熱議。海口市交警支隊回應稱,“駕車期間在道路上等紅綠燈時玩手機”的情形,屬於“妨礙安全行車的行為”,應予以提示。

起因:出臺處罰規定

「争议」等红灯玩手机该扣分罚款吗?专家:执法依据需更明确

日前,南海網報道稱,海口市主要道路、路口都安裝了高清“電子警察”執法設備,開車存在看手機、打電話、發微信、搶紅包等行為將被扣2分,罰款50元,等紅綠燈玩手機也不例外。

一時間,該項規定在車主間引發熱議。調查發現,處罰規定使得開車玩手機的行為大大減少,多數車主表示支持。“我支持這樣的決定,等紅燈看手機會轉移注意力,存在極大的安全隱患。”市民鍾先生告訴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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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不少車主認為,等紅燈期間車輛並非行駛狀態,且未妨礙道路安全,部門執法容易“矯枉過正”。

“作為成年人,我對自己的行為有預判,等紅燈的間隙接打電話,並不會影響交通安全。”市民楊女士說。

記者注意到,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在書面回應中提到,近年來,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隊持續加大了對駕車接打手機等妨礙安全行車違法行為的監控抓拍工作力度,並予以曝光。數據顯示,2018年1月至7月,僅海口一座城市,交警就共計抓拍了43000餘起駕駛員撥打接聽手持電話的行為。截至目前,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對“駕車期間在道路上等紅綠燈時玩手機”的違法行為並未納入系統予以處罰,僅在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隊的官方網站上,每隔幾日曝光一批駕駛時撥打接聽手持電話的違法行為。

爭議:等紅燈玩手機

是否屬妨礙安全駕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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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經過梳理發現,對於這一處罰規定,大家爭議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等紅燈期間車輛未行駛,是否屬於駕駛狀態?等紅燈期間接聽電話,是否屬於妨礙安全駕駛的行為?

交通運輸部管理幹部學院教授張柱庭認為,等待紅綠燈只是車輛在駕駛過程中的一個停動。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東紅進一步解釋說:“此時車輛雖然處於相對靜止狀態,但仍位於道路中間,駕駛員依然擔負著對機動車的操控責任,應屬於駕駛狀態。”

對於等紅燈期間玩手機是否屬於妨礙安全駕駛的行為,張柱庭認為對於該問題的解釋要朝著對安全有利的方向。“等紅燈間隙從事其他的事情,在交通安全上叫分心駕駛。注意力不集中是有害的,對於這樣的行為要進行規制和管理。對於海口交警的處罰規定,我認為是正確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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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東紅也對海口交警的執法舉措進行了肯定。“駕駛員如果對手機過分關注,可能導致駕駛員遇到突發情況無法及時排除危險,從而引發交通事故。所以,等信號燈玩手機也應屬於妨礙安全駕駛的行為。車輛駕駛是一個完整的、連貫的行為,海口交警這樣的做法是恰當的。”

王東紅表示,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隊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62條:駕駛機動車不得有撥打接聽手持電話、觀看電視等妨礙安全駕駛的行為。她認為,執法依據主要適用的是此條法規中的“等”。相較於“撥打接聽手持電話”,玩手持電話、查看信息等行為的範圍更廣泛,應當認為屬於“等”的範圍。

“‘等’有兩種理解,等內‘等’和等外‘等’。這裡涉及的就是等外‘等’。”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郎佩娟告訴記者,“可以理解為,凡是可能影響交通安全的內容,都可以歸類到其中,做寬泛理解。”

思考:執法依據

有待進一步作出更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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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區報曾在2017年8月9日的報道中引用過福特汽車委託的一項調查結果,數據顯示59%的中國駕駛人在駕駛過程中看過微信,31%的人玩自拍或拍照。深圳市人大代表提交的另兩組數據顯示,看一眼手機至少要3秒鐘,如果以60公里/小時的時速行駛,3秒鐘可開出50米,相當於這50米屬於盲開的狀態;而人在酒後駕駛時的反應速度與正常反應時間相比慢21%,駕駛狀態中看手機比正常反應時間慢35%,這意味著駕駛狀態中看手機比酒駕還危險。

“駕駛狀態中玩手機已經成為了新晉的‘馬路殺手’。”王東紅表示。

記者注意到,等紅綠燈玩手機扣分罰款的舉措,海口市並非個例,為了加大對“低頭司機”的打擊力度,切實維護道路交通安全,廣東省惠州市、山東省濟南市、河北省廊坊市、江西省南昌市等地也在此前推出了相關舉措,不同的是各地的處罰標準有所不同。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對此類駕車時妨害安全行車行為的處罰是警告或者罰款20-200元,廊坊、濟南等地對此的處罰是扣2分、罰款50元,重慶市對此的處罰是扣2分、罰款200元,而深圳市對此的處罰則是扣2分、罰款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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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郎佩娟看來,儘管各地的處罰金額不同,但是這樣的舉措並不妨礙執法的公平性。“判斷執法有無問題的前提,即執法行為是否有法律依據,執法行為是否可以根據法律依據推導或者推論出相關決定。對法律的執行者來說,只要在執行的時候依據了明確的法律或者規定,那麼執法行為本身就沒有問題。

王東紅認為,之所以在公眾中存在不同的聲音,是因為這項執法依據未作出明確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實施時,智能手機尚未普遍使用,法規中也未能將玩手機列入。”王東紅告訴記者,“但並不是所有的被約束的行為都能夠在法律法規中窮盡列舉。這就需要立法機關或執法機關通過細則和規範來調整。”

“立法機關和執法機關是相互關照的,法律的完善一定是立法和執法主體之間產生良性的互動,並且有這種互動的機制。”郎佩娟說,“比如,對於此次問題的爭議,海口市交警完全可以提請海口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常務委員會,對條款進行進一步的細化,明確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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