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经大半个中国的世界第三长河，沿江造就和串联了无数大小城市乡村。随着中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步南移，长江沿线特别是江南地区更是成为世所瞩目的财赋重镇。加之天堑浩荡，长江成了很多人瞩目的天然“马奇诺防线”，引得古往今来南渡的小朝廷和偏安本地的割据政权费尽心机想要以长江为限分割南北。
可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这类“划江而治”的念头最终都无法抵挡来自北方的军队，最终不过变成了衬托中华“大一统”辉煌事业的几缕如梦云烟而已。
江山自雄丽 风露与高寒
对于所有企图“划江而治”的江南政权而言，划江而治有两个自然地理上的不可克服的困局——一是如果以宜昌以下的长江为防线，防御正面绵延数千里，不可能处处布置重兵，而进攻一方却可以选择一点进行突破；二是长江虽然号称天堑，但并不是整个中下游都是宽阔无际或水流湍急的天然屏障，有许多地方反而是易攻难守的突破要点，如采石矶、瓜洲、田家镇等。
看似天险的长江，实则处处都是漏洞，所以意欲以北平南的英雄们大都不太看得起长江天堑的作用，正如《三国演义》中荀彧为曹丞相划策所云：“先灭袁绍,后灭刘备,江汉可一扫而平矣”！
划江而治的另一个问题是军事防线离政治和经济中心太近。
江南所有大都会基本都在江边或离长江咫尺之遥且无天险可供扼守，前者如南京，后者如杭州。长线一旦被北军突破，江南政权因为缺少缓冲，政权中心被兵临城下很快就会势如山崩——从南唐到南宋再到南明无不如此。
因此，自孙吴之后历来经营江南的政权都牢记“守江必守淮”的经验教训，力图将防御中心部署在淮河流域。从地理形势来看，淮河作为四渎之一，在古代也是一条比较宽的河流，而且两岸河网密布，湖泊众多，这对来自北方的入侵者会形成很大的阻碍。而且淮河距离长江尚远（即使今日从淮河中游的蚌埠乘坐高铁去南京都需要近1小时），就算淮河防线没挡住对手，南方政权也有足够的缓冲余地。
如果吴国能压到淮河一线， 河南就将门户洞开 ，魏国不能不将基地北移到河北或山西 ，吴国未必会败。
在北军南下的过程中南军可以利用密布的水道迟滞敌人进攻，再辅以游兵骚扰，更会让入侵者叫苦连天。等北军克服千难万险来到长江边，早已成为强弩之末，而南方政权反而靠近了补给线，越打越强，胜算大增。 因此凡守淮的南方政权往往能偏安长久，甚至北上争雄；而守江的南方政权却很难长期支撑，大都是些风雨飘摇的短命朝廷，一朝江北大兵云集，通常都能以如汤泼雪之势赢得胜利。
长江巨浪征人泪 一夜西风共白头
诚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南直方舆纪要序》中所言：对于偏安江南一隅的小朝廷而言，“其时之盛衰，大约以淮南北之存亡为断”，因而“守江必守淮”成为划江而治者奉若圭臬的原则。比如后来的宋室南渡，凭借江淮之间的缓冲优势，熬过了金太宗到海陵王的数次南侵，甚至面对所向无敌的蒙元军队也能苦熬数十年。
南明小朝廷本来也想“复刻”一把，无奈江北诸镇缺乏统一指挥，甚至有自相残杀者，史可法督师江北独木难支。加之甫一入关的八旗精锐确实战力惊人，瞬间冲垮了江北孱弱的防线。
自古至前清，历来长江下游的危局多是大江南北分属两造，争霸局势几乎只能围绕江淮所属权而展开。而鸦片战争之后，即使南方地方政府或割据政权可以“守淮”而治，却因为海上的西洋火轮更多了一个受敌方向，越发难以防守。
撞开国门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就是因为英舰队溯江而上，扬言进攻南京，清廷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不得不屈膝求和而签订的。随着西人东来，火轮飞渡，长江失去了天堑作用，划江而治似乎也就随着太平天国的覆亡成为尘封的前朝往事了。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江最后一次作为军事防线而出现。
几十年后，长江又一次被给予了“天堑防线”的期望。
国民政府当然知道争夺淮河对保卫首都南京的作用，与解放军在江北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然而淮海战役一毕，江北土地尽失，国民政府又一次面临南陈和南唐的窘境。期待凭借“长江防线”保全东南半壁的蒋介石，就像历史上将偏安一隅的希望寄托在滚滚长江的统治者一样失败了。
但是这场失败与古代历史上的南北对峙还有所不同。得到了外界科技和装备输入的南军看上去实力更胜一筹，而解放军还没有现代化的海空军——这与古代历史上北军往往拥有更强军事装备正好相反。
可战争并不是唯武器论的天下，人的战斗意志能够逆转装备上的差距。解放军在没有专门渡江器材的情况下，前赴后继地发动了渡江作战，仅三天就拿下了南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古往今来，长江两岸兵革频发，硝烟散尽之后回首往昔，“划江而治”之所以美梦难成，可能更是民族的命运使然——长江万里，不是划分南北的天堑，而是滋养和融合华夏民族的血脉。
正如海陵王的豪言：“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这也是千百年来英雄们向往的目标，太平天下，岂容金瓯有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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