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腔熱血保家衛國 半個世紀情繫雷達
2015年4月11日，西電校友工作組一行赴成都專訪了53級校友、雷達對抗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張錫祥，以下為採訪內容
張錫祥院士與專訪組成員校友總會辦公室主任肖剛合影
坎坷少年求學路：四門考試三門滿分
記者：張院士您好，非常高興能夠採訪您。請給我介紹一下，您是在怎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張錫祥：我出生於1933年。我曾祖父那一輩從河南逃荒到山西當長工，就在山西成了家，生了我祖父他們兄弟四個，早年去世了兩個，就剩下祖父他們兄弟兩人，一個是在張家口做生意，一個是在家管家，生活條件屬於中上等的水平。
我的父輩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兩人。父親跟著祖父在張家口做生意，伯父在老家。我父親年輕的時候乾得很好，但是他那時染上了抽大煙，就被老闆解僱了。那個時候村裡面年輕人抽大煙的很多，幾乎屬於普遍現象。父親回到老家後開始做些皮影戲工作，但在那期間仍然抽大煙，不斷地賣家裡的地，後來在1936年左右，伯父跟父親分了家。我祖母當時跟著父親過，因為她是親生母親，也責罵我父親抽大煙不爭氣。我母親是非常普通的家庭婦女，常常偷偷的哭也不敢講什麼。當時還有一個輿論，說抽大煙的人用不了幾年就得賣兒賣女換錢買大煙，所以當時其他同齡的小孩也常常譏笑我和姐姐，說我們肯定過不了幾年就要被賣掉了。
後來到了1937年盧溝橋事變。1937年底，來了八路軍，在農村建立了新政府，叫抗日人民民主政府。新政府當時有兩項重要工作，一項是宣傳抗日，另外一項就是改造抽大煙的。他們把抽大煙的人集中在一起，戒菸後才放行，大概集中了三個月後，大部分人都戒了煙。我父親出來後，就又去了張家口原來做生意的地方，中間僅回來過兩次。1944年他回來那次，在路上得了傷寒病，持續發高燒一個星期後就去世了，家裡面就剩下了祖母、母親、我和我姐姐四個人，我們就只能依靠地裡面的收入維持生活。
記者：您能跟我們說說您少年時代的求學經歷嗎？
張錫祥：我從1939年開始在村裡上小學，直到1945年。這期間城裡被日本人佔領，成立了縣政府。農村裡面是八路軍成立的抗日人民民主政府。我們一邊念日本人要求的語文、算數，一邊偷偷的念八路軍發的宣傳抗日的書。那時村裡很缺勞力，因為中青年男子都參加八路軍去了，所以學校裡只有冬天上課，一到夏天，老師、學生都要回家種地。
到了1947年，蔣介石重點進攻延安，八路軍的野戰部隊就撤去保衛延安。我們躲在家裡，根本不敢在外面活動，生怕被抓去當兵。我那時14歲，當時抓兵名義上要求是18歲，但實際上他不管年齡，只量個子，身高超過1.5米就給抓走了。1947年的秋後，我們村有一個老師在文水中學教書，當時的兵役制是隻要上了中學就可以不用去當兵，所以我和三個同學就一起跑到了那裡，實際上並不是去唸書，而是為了避免被國民黨抓去當兵。
剛到文水中學時一切還算平靜，但到了1948年初的時候，就開始搞自白轉生運動，這個運動的含義就是讓原來八路軍所佔領地域上的人們，向他們交代以前都給八路軍幹過什麼事，還要保證以後絕不給八路軍幹任何事，實際上就是劃清界限。我們四個同學是從農村來的，我們村叫東堡村，離雲周西村約三華里。劉胡蘭在1947年1月12日犧牲後毛主席為她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從此劉胡蘭的名字在解放區是家喻戶曉，閆錫山的兵稱雲周西村為“小延安”。所以他們就認為我們是八路軍的人，是八路軍的偵探，對我們四個人進行了三個月的嚴刑拷打，將四個人分開，一人分別住在一間房裡，分別審問我們到底是不是八路軍派來的偵探，上的刑法包括坐老虎凳、壓槓子，我們才都是14、15歲的小孩子，確實為躲避勾子軍的抓兵而到文水中學的，打了我們三個月，也沒有找到任何證據是八路軍的偵探。後來由老師做擔保，說我們都是家裡的獨子，怕被抓去當兵才來到這裡的，就這樣我們才被放了出來。
記者：您的經歷，我們現在聽起來不可思議，太殘酷了。之後您又去了什麼地方繼續求學呢？
張錫祥：1948年夏天，文水縣全境解放了。秋後文水中學就開學了，通知我們村的四個同學再去上解放後的文水中學讀書。我們又上了解放後的文水中學，老師知道我們曾受到過嚴刑拷打，對我們幾個都很關心。上了一個多月的課，學校就推薦我們到農村去搞土改，直到1949年5月土改才結束，文水中學和汾陽中學合併，那時我也沒去汾陽中學上學就回家了，在7月份跟著一個親戚去了北京。
到北京後，我在報紙上看到有一箇中學在招生，然後就報名，結果就考上了。於是，我就在1949年9月1日正式開始上初一，那年我16歲。當時那個中學的名字是民國中學，是國民黨時期的一個私立學校。那時候，我除了吃飯睡覺之外的所有的時間都在學習，在學校一次考試中，四門課我考了三個100分，一個99分，一下子在學校出了名，從那以後，我整個人都自信起來了。
冬天放寒假時，我也沒有回家。一方面從北京回山西太遠了，另一方面也為了省路費，當時我念書每個月大概七塊錢伙食費，都是親戚資助的。那個寒假，我就一個人在宿舍裡自學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學完了初一下學期和初二上學期的課程，後來就考了插班生，跳級到北京勞動中學，讀初二下學期。三年初中我只用了兩年時間，於1951年夏天畢業。
初中畢業了以後，我本來是想考火車司機的，後來看到國家號召抗美援朝參軍，我就報名參軍了，完全沒有跟家裡商量。一兩天後就獲知被批准了，我們一批人就在北大集中，被運到了張家口中央軍委工校，先進行了五個月的政治學習，解決生活觀、生死觀問題。後來考上預科，上了雷達系。
八年西電專業學習：搞研究必須養成連續的思路
記者：當時是5年制，您為何在學校生活了8年呢？
張錫祥：到了軍委工校，我們政治學習用了半年，然後經過考試，被分為報務、預科和工程系三個等級進行正式學習。上過大學的，還被直接抽調出來當了老師。因為之前我上過初中，就被分到了預科班學習。1953年，預科學習完畢，我開始正式就讀工程班雷達系。這是我們國家第一個正式以培養雷達技術人才為目標的雷達專業。我所在的班級叫534班，也就是53年入學的4系的意思。
當時是五年制，我們這個班本應該是1958年畢業，但那時學校剛好要從張家口搬到西安，在搬遷前學校安排我們去南京720雷達廠實習，學習雷達整個的加工過程，等實習完了以後我們就沒有回張家口，而是直接去了西安，在1959年4月正式畢業。
記者：從張家口到西安，您在學校學習的最後一段時間是如何度過的？
張錫祥：到了西安以後，我們參加了半年的工廠實習，我是在西安的786廠，也就是黃河廠實習。當時，我在那裡搞了一個小課題，叫做“雷達的慣性跟蹤”。這個課題要解決的問題是：當雷達跟蹤目標過程中，如果丟失了目標，天線還應該繼續按照原來的速度和方向，再跟蹤上20-30秒鐘。
為了做好這個課題，我們經常是住在實驗室，也不回宿舍，晚上連夜幹，太累了就在桌子上趴著睡一覺。大約1個星期左右，課題就有點眉目了，知道該如何入手了。這段經歷告訴我：從事科學研究，如果連續不間斷，效率能夠提高好幾倍。就像你連續一個星期思考一個問題，一定比斷斷續續想上兩三個月的效果都要好。停下來去幹別的事情，思想不連續，回頭還得重新開始！要想搞專業、搞科研，必須養成連續的思路。
記得當時我做實習課題的時候，思想一直處於不間斷的狀態，除了睡覺之外，連吃飯、走路都在想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當然也有人問累不累，我沒有正面回答他，而是反問到：你們打麻將整夜整夜地打累不累？我和你們一樣，你們對麻將入迷，我對課題入迷。只是入迷的對象不一樣，沒別的什麼區別！總之，我始終覺得，一個人要想成就一番事業，除了有責任心外，還必須要有濃厚的興趣，而且興趣要到入迷的程度！
在實習期間我還做了別的課題，指導我的老師對我很滿意，他認為我是所有同學中畢業設計做得最好的，我記得這個老師找我談了三次，希望我能留在他們廠裡工作，我說我是軍人，是要服從組織分配的。後來在四月份時，我被分配到了北京機關通訊兵部，在雷達連當兵，做電子對抗方面的工作。
記者：在長達八年的求學生涯，您印象最深刻的事都有哪些？
張錫祥：首先是教師都非常有名、都很敬業。當時，給我們上專業課的都是非常有名的教師。他們有的是參軍後調到軍委工校的，有的是大學畢業了直接留校任教的，還有的是從浙江大學、中山大學等名校調過來的。在張家口，周圍環境比不上大城市，條件還很艱苦，這些教師卻從來沒有因為從大城市到了山溝而鬧情緒。當時雷達還是新興學科，除了畢德顯院士外，好多老師都沒有學過這門課程。因此，在專業課學習過程中，畢德顯院士親自給我們講雷達原理，丁鷺飛教授給我們上雷達實習，保錚院士給我們講脈衝技術，蔡希堯教授也給我們上過課。名師授課，終身受益，他們淵博的知識，敬業的精神讓學生佩服不已！
其次，當時的軍事課印象也很深。給我們上軍事課的是國共戰爭期間被俘虜的國民黨軍官，他們接受過正規的軍事理論訓練，而且還有實際戰役的指揮經歷。因為朝鮮正在打仗，所以我們的軍事課，都是從實戰出發，從最基礎的班進攻開始，連排進攻，一直到師團進攻。課堂上，教師模擬給你配備炮兵、坦克、飛機，教你如何排兵佈陣，軍事課學習得很有意思。這段軍事課學習的經歷，對我後來從事電子戰研究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打仗不完全是技術問題，它必須和戰術結合才行！
軍事課學習期間還有一個小插曲。一天晚上，我們被緊急拉到張家口的野外，然後被告知根據所學知識自己尋找回學校的路。張家口的野外，沒有任何可供使用的工具，分辨不清方向和距離，我們只得通過星星的位置、甚至是樹木的長勢確定方向，摸黑往學校趕。從理論到實踐，從實踐到實戰，這就是張家口軍委工校的學習方式，這對於我一生的學習、工作都有很大的影響。
第三就是張家口期間的學習條件。我們是預科班，按照當時的軍委工校學生分類，算是年級最低的。我們居住在西山坡，曾經是日本人的騎兵營，條件很艱苦，學生住的是9個人連在一起的大通鋪，教室是養馬的馬棚。雖然馬棚安上窗，但房子還是四處漏風，我們只得自己動手把漏風的地方糊起來。上課時，房子裡面雖然也有一個小火爐子，但還是冷得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上課記筆記，記著記著墨水就會結冰凍上，只得用嘴巴呵上幾口熱氣，才能夠融化了繼續記！上預科的後期才由西山坡搬到東山坡，雖然東山坡也很艱苦，但比西山坡好多了。
從事雷達工作一輩子：西電的影響是決定性的
記者：您剛參加工作時的情形時什麼樣的？
張錫祥：我在北京當兵半年後，那時國家要慶祝新中國成立十週年，要進行空軍檢閱演習，一個師的空軍排隊起飛，編隊飛行，我們就在雷達顯示器上看他們編隊飛行目標回波信號很是壯觀，這是在學校看不到的。我下連當兵，相當於操縱員或者雷達維護技師的工作，使我收穫很大。
當兵回來以後，我就正式開始做電子對抗工作了。記得當時從蘇聯進口了幾個地對空的干擾機，體積特別大，大概需要三個拖車才能夠拉走，而且我們手上什麼資料也沒有，更沒有任何培訓，唯一有的就是一個說明書，全是俄文。領導給我們的任務是三個月後要把這些機器開動起來。我們起初感到非常困難，就一點點的鑽研，後來還真成功了。通過那一段時間，我的業務技能有了很大提高。
後來從蘇聯來了三個專家，他們培訓了西電的幾位老師，在西電成立了第一個電子對抗班。在1960年下半年，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面臨的一個難題是培訓班該如何辦下去？由誰來代替蘇聯專家？就在這個時候，領導安排我和我的一個同學和一個同事一起，將培訓班的任務接了下來。後來大家的反響還都很好。
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又研究了一個操作訓練模擬器，孫俊人部長很滿意的，他說想不到我們司令部參謀裡面，還能搞出這麼高級的模擬訓練器，就說要將這樣的人送到研究所去，不應該留在機關裡面。所以我就被調到了國防科工委第×研究院×所的電子對抗研究室。
到了1965年，電子對抗研究室被從×所抽出來，來到四川變成了現在的研究所。所以說，我從畢業以後，工作雖然換過幾個地方，但是所從事的專業一直沒變。到了研究所後，我所做的課題，最後獲得過國家科技進步獎一、二、三等獎都有，以及省部級科技進步獎多項。
記者：您是著名的雷達專家，您一生從事的工作和您在西電曾經接受的教育有什麼樣的聯繫？
張錫祥：西電對我一生的影響是決定性的。
總結一句話：如果當初沒有上西電，我現在可能就只是個火車司機。當時我準備考司機培訓班，都已經考了一門了。後來才抗美援朝參軍，參軍後才又逐漸的上了雷達專業，那是一個轉折點。
現在想想，當時在張家口學習的熱情為什麼那麼高呢？原因是最初去那裡是要準備拼命打仗的，可是到了之後發現，不但不用拼命上戰場，而且還是管吃管穿的學知識，心裡頭非常滿意，特別珍惜，所以學習特別賣勁兒。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雷達這個詞語，也是從那時開始，我這一生都沒有離開過雷達事業。
記者：您在幾十年的雷達對抗工作中，主要取得了那些成就？
張錫祥：因為保密的關係很多不好講，這一方面我用成果來說明，獲得國家級的獎3個，省部級的獎7、8個。
情繫母校發展：要重視基礎教育和專業教育
記者：您對現在高等教育有怎樣的建議？
張錫祥：大學裡面一定要重基礎。想當年，我們是5年制的，數學、物理、專業基礎都學得非常紮實。現在雖然也有4年，但是學習外語花費的時間太多，還得留出半年時間找工作，和以前相比，充其量算是2年半制的。
我和高校來往頻繁，我發現學生學習外語的時間太多，甚至佔用了大學的三分之一左右，這個問題值得商榷。當時我們上大學時，學的是俄語，不過目標很明確，就是能夠藉助字典看得懂本專業的書籍，所以我們學習外語佔用的時間非常少，從而留出了大量時間認真學習專業基礎。
當前，我們國家大學生的確比較多，但是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具有國際水平、頂尖水平的學生卻太少！對比一下當年的教育和現在的教育，也就容易找到問題的癥結。當時的大學生，要實打實地學5年專業技術基礎，因此創新能力強；而現在雖然是四年制，實際上頂多認真學了兩年多專業知識。這個問題，責任既不在學校，也不在學生，而是國家教育體制的問題！
我個人的觀點是，中學、小學可以學習外語，大學外語應該是選修，願意繼續學習的你就學，不願意學得太深的，有了以前的基礎也就可以了，應該把時間儘量花在專業基礎或技術基礎的學習上。畢竟，我們每年出國的、去外企工作的學生，那是少數，充其量有10%。因此，為什麼一定要讓90%的人跟著10%的腳步跑呢？
現在不是50年代，每年大學生只有2-3萬人；現在每年數百萬的大學畢業生，只要有40-50萬對英語很精通，也就足夠了！外語要好、又能夠發表SCI論文、還能夠進行技術創新，這些同時在一個人身上實現，是極不合理的。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麼都會！
大一點說，一個群體，只有有了分工合作，才是真正的高水平團隊！要求每一個人都要會，那是低效率的群體。記得在《恰同學少年》中，講到毛澤東主席的學習方法時，就有一個觀點：由四個在各自領域的頂尖專才組成的團隊，那是高水平的教學團隊；四個什麼都會一點的人組成的教學團隊，那是一個普通的團隊！
因此，現在教育體制對英語的要求是極不合理的；要求每年600多萬的學生都過四級、過六級，也是極不合理的！實際上，自主創新能力和外語水平的高低並不大，卻和專業基礎、研究思路的關係很密切。要知道，並不是外語好，創新能力就強！因此，我建議高校對外語的要求要放寬些！
記者：今天的西電正處於全面深化綜合改革的關鍵時期，作為校友和專家，您對學校的建設發展有哪些建議？
張錫祥：學校在建設過程中一定要發揚西電的優良傳統，這個決不能丟。
第一個方面，我覺得還是要重視基礎教育和專業教育，西電在這方面比別的學校有優勢。當年在張家口條件那麼差的情況下，我們培養出來四個院士，這個成績在行業裡比清華、北大都好。現在工程院一個學部裡，西電畢業的年輕院士比較多，同一個組裡，西電人所佔的比例也比較大。這些人的發展過程，都離不開在西電所受的基礎教育和專業教育影響。
第二個方面，我覺得還是要堅持德智體全面發展。學生們將來畢業後，不管是做技術、搞創業、經商，還是繼續深造進行科學研究，德智體這三個要求有一個不滿足，都會出問題。雖然現在的時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這三個要求我覺得始終沒變。
第三個方面，是要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我記得我們上學時，老師會留一些選做題，鼓勵大家主動思考，舉一反三。現在有好多學生不知道如何思考，老師講了的會，沒講的就不會，這在科學研究方面是絕對不行的，因為科研的對象都是未知的，未知是要在已知的基礎上發展出來，所以獨立思考能力應該在學校時就注重培養。
記者：您對年輕人的發展有什麼建議？
張錫祥：對於年輕人的發展，我的建議是選擇一門專業，就要一直堅持下去。我的一生有兩個特點，一是在西電學了八年的專業基礎知識。另一個就是在工作的50多年中，工作單位變過，但是專業從沒變過。
我分析了一下，工作中實際上是有1/3的時間是在學新東西，20年裡面就等於又學了6年，這些時間可以積累很多的知識。年輕人要想搞成一件事，就要一心一意，攻克困難，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成為一流專業人才。
（本次專訪組成員：校友總會辦公室主任肖剛、研究生教育管理辦公室主任盧毅）
成長過程中的回憶
張錫祥
呂梁窯洞記憶深，馬棚教室能育人。
東山坡上辦大學，培養多批高材生。
為國為民創新品，建設祖國萬事新。
國家興旺又發達，帝國主義不敢攻。
鴉片戰爭成歷史，祖國遠洋全球行。
人君有志遍地花，不看形式看內容。
【三點說明】
1、成長過程的回憶：（1）呂梁窯洞記憶深，指我在1948年12月至1949年5月在牛家垣村搞土改時，住的是窯洞。（2）馬棚教室能育人，指我在張家口預科學習時，是馬棚改的教室。（3）人君有志遍地花，指的是人若有志氣，不論幹什麼工作都能搞出成績來。
2、勾子軍是閆錫山的兵，他們到村後就搶糧抓壯丁，老百姓給他們起外號稱“勾子軍”。在1948年春，勾子軍搞的“自由轉生”運動，為什麼把我們東堡村去的四個同學，進行了三個月的嚴刑拷打。因為我們東堡村離雲周西村很近，約3華里。1947年1月12日劉胡蘭犧牲了，毛主席為劉胡蘭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以後，在當時的解放區大為宣傳劉胡蘭的英勇事蹟。勾子軍稱雲周西村是“小延安”。她活著的時候我們都見過，她的年歲與我們差不多，死的時候還不滿15週歲，只比我大7個月。因此勾子軍懷疑我們村去的四個人是八路軍派去的“偵探”。因此，對我們四人進行了三個月的嚴刑拷打，最後沒有找到任何證據，找保了事。
3、學校推薦我搞土改：因為當時1948年冬，在我們那裡區縣幹部很缺，要支援三大戰役、支援解放太原、要籌建南下工作團，又要搞土改。因此，政府號召學生，本人自願，學校推薦。我們村的四個同學都自願報名參加土改，我們經過半個月的土改培訓後，我被分配到牛家垣村搞土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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