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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思義系前英國倫敦經濟政策署署長，現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本文為英國經濟學家羅思義就“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推出的系列文章的第4篇，其他三篇為：第一篇《中國的改開成就有哪些“世界之最”？》，第二篇《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跟馬克思有什麼關係？》，第三篇《拋棄錯誤的增長核算法，西方花了150年才轉向馬克思的立場》。文尾附有相應鏈接。本文刊於7月9日觀察者網。
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經濟增速低於1929年後同期增速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取得了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成就，相反西方深陷國際金融危機泥潭不能自拔。後者2008年遭遇了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此外，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後遺症尚未完全得到克服，西方經濟體增長緩慢的形勢仍將繼續。2007-2017年，西方發達經濟體GDP年均僅增長1.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新平庸”。
由此帶來的累積效應是經濟長期持續緩慢增長，而非個別年份緩慢增長。正如圖23所示，截至2017年年底，距國際金融危機的前一年——2007年10年，作為西方發達國家代表的G7集團增速慢於1929年大蕭條後同期增速——1929-1939年G7集團GDP總增長15.90%，2007-2017年則僅為10.9%。西方經濟體這種極為緩慢的增長形勢必然加劇政治動盪——2016年特朗普違背美國絕大多數建制派意願出人意料地當選美國總統,並在正式就任總統後導致美國社會陷入嚴重衝突；英國非理性脫歐；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民粹主義政黨崛起；甚至德國這種傳統上一直保持穩定的國家一度面臨組閣危機。中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經濟形勢說明了什麼？
圖23
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正如上文所述，亞當·斯密創建的現代經濟學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礎，而且也是西方經濟學的基礎。雖然馬克思注意到斯密沒有看到的許多影響深遠的問題，而且糾正了斯密的個別觀點，但馬克思是繼承而非推翻斯密在《國富認》開篇所點出的基本框架。此外，西方計量經濟學提供的數據印證了馬克思/斯密分析的正確性。那麼，為何邊際主義經濟學無視馬克思與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以及西方專家在這一領域所論述的事實呢？
原因是，揭露事實不符合資本主義的利益。凱恩斯在《通論》指出：“和思想的逐漸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過分誇大了。”62馬克思則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即得利益，更確切地說階級立場，意味著真理將因支持錯誤的意識形態遭到忽視。”當然，馬克思被證明是對的，而凱恩斯則錯了。
個人創業
斯密、馬克思與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結果，不被邊際主義經濟學接受的原因很容易解釋。要使資本主義合法化，必然就得宣稱，拉動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力量是資產階級。因為邊際主義經濟學不喜歡談階級，因此將“資產階級”這個詞彙改頭換面為“個人創業的主力軍——個人企業家”，但本質並無不同。
據稱，個人創業在推動進步和確保供需平衡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問題是，斯密/馬克思的理論框架與經濟增長成因實證研究，與“個人創業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力量”的說法完全不同。相反，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實際研究顯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按重要性遞減順序排列是：體現中間產品/流動資本增長作用的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細化，全球化的作用，固定投資/資本密集型生產呈上升趨勢，勞動力技能改善，科學技術進步的主要力量——研發投入。總之，實證研究導致馬克思和習近平主席得出結論——工人階級是提高生產率和增長率的最重要因素。因為這樣的結論對資本主義來說是不可接受的，資本主義不得不創建一套經濟理論宣稱“個人企業家/資本家是提高生產率和增長率的最重要因素”。
問題是，這一理論不符合事實，據此理論制定政策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只重視短期供需變化，卻忽視供需平衡時經濟如何發展這個更重要的問題，邊際主義經濟學剝奪了自身準確瞭解經濟如何增長的能力。正如下文所示，邊際主義經濟學創建的經濟理論不符合事實，這一點有助於解釋西方經濟體無力克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原因。
這個理論問題很容易得到檢驗。如果個人創業是拉動生產的最重要因素，那麼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應超過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個人創業屬於TFP的一部分。但正文上文所述，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太小——TFP對30大發達經濟體和30大發展中經濟體增長的貢獻率分別僅為2%和9%。即使個人創業有助於增加TFP增長的整體貢獻率——這是完全不合理的，因為這意味著科技進步、經濟規模與其他因素在TFP增長中沒有發揮作用。事實上，個人創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小。
作為個人創業發源地的美國，顯然可以幫助我們看清形勢。TFP增長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的確高於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雖然它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遠低於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增長。如圖24所示，1990-2016年資本投入對美國GDP增長的貢獻率為48%，勞動力投入為31%，TFP為21%。正如上文所述，這符合二戰後整個發展階段的研究成果：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是中間產品，其次是固定投資，然後是勞動力投入，最後是TFP。
鑑於美國是世界科技最發達的經濟體，沒有理由認為所有TFP增長都源於個人創業，但即便如此，這也意味著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個人創業的4倍。也即是說，即使以美國為例，“個人創業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的說法，也不符合事實。事實上，有必要指出，資本投資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TFP的兩倍多，勞動力數量投入（勞動工時）的作用和TFP一樣——勞動力投入的總體作用顯著高於TFP增長。此外，美國TFP增長率高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因此，個人創業的作用甚至小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
圖24
總之，因為作為既得利益者/階級利益的代表，邊際主義經濟學不得不隱瞞經濟發展事實。但這將帶來不可避免的結果：基於這種錯誤的經濟理論確保經濟增長或者解決經濟問題，將不可避免地遭受失敗。正如下文所示，這導致西方陷入新平庸。
索洛的錯誤得到糾正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索洛上世紀50年代創建的西方增長核算法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是沒有區分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即用現代西方經濟學術語來講就是沒有區分勞動力數量與勞動力質量。
索洛犯的另一個錯誤，是用資本存量，而非資本在一定時期內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測算資本投入。用現代西方經濟學術語來講就是，索洛所犯的錯誤是用資本存量而非資本服務分析資本投入。
1994-2001年經合組織、聯合國與美國統計機構正式用新的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糾正了索洛的這些錯誤，這在喬根森所著的《為何聯合國、經合組織與美國正式改變其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有詳細分析。而邊際主義經濟學用了150多年的時間才接近馬克思和斯密的分析。但令人擔憂的是，部分中國媒體發表的文章仍用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索洛的錯誤的經濟增長成因核算方法。
米爾頓·弗裡德曼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總體框架，二戰後試圖挑戰源自於斯密與馬克思理論框架的邊際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當屬米爾頓·弗裡德曼。他將攻擊目標對準凱恩斯，他的攻擊點是試圖推翻“投資佔經濟比重呈不斷上升趨勢”與“資本密集型生產呈上升趨勢”的分析。正如上文所述，這也是對馬克思/斯密理論框架的直接攻擊。因為這個問題不僅關乎斯密、李嘉圖、馬克思到凱恩斯理論的正確性與否，而且也關乎中國改革開放與新結構經濟學，因此值得詳細分析。
弗裡德曼之所以專門選擇將他的攻擊重點放在“資本密集型生產呈上升趨勢”這一點上，是因為凱恩斯曾指出經濟動盪加劇對這種趨勢的影響。正如弗裡德曼在《消費函數理論》指出：
“凱恩斯具有爭議性的理論——市場機制不能自動地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時的均衡狀態，令我對凱恩斯消費函數理論的正確性的疑慮加深。”63
弗裡德曼藉助美國經濟數據，以反駁李嘉圖、馬克思到凱恩斯源自斯密的經濟分析。他為此專門寫了《消費函數理論》這門書64，以推翻凱恩斯等人的觀點。
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
弗裡德曼試圖通過西方計量經濟學家進一步的實證分析，反駁斯密-李嘉圖-馬克思-凱恩斯的分析。這些現代計量經濟學研究結果確鑿地證明，弗裡德曼犯的一個錯誤是依賴美國而非全球經濟數據，而斯密、李嘉圖、馬克思、凱恩斯所作的“資本密集型生產隨著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的分析則是正確的。
弗裡德曼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是他沒有核實，美國是一個例外，而非總體或國際趨勢。他錯在僅以個例為準，而沒有進行全面的國際比較。正如作為反凱恩斯的大將，新古典主義的羅伯特·巴羅（RobertBarro）就主要經濟體的研究結果也不得不總結指出：
“美國國內投資率和國民儲蓄率穩定性一直很強……但引人注目的是，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是個特例，因為其他國家國內投資率和國民儲蓄率均有明顯的增長，特別是相比二戰前大幅增長。因此，長期數據顯示，國內投資總額和國民儲蓄總額佔GDP比重隨著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65
當然，這只是印證了馬克思/斯密以及上述相關最新經濟研究成果，也充分印證弗裡德曼是錯誤的，而斯密-李嘉圖-馬克思-凱恩斯所作的“資本密集型生產隨著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的分析則是正確的。
凱恩斯
上節談到，弗裡德曼試圖攻擊凱恩斯與斯密、馬克思等人的理論框架，結果事與願違。儘管如此，弗裡德曼仍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至少他明白這個問題的意義所在。該問題是為何不管是從經濟理論角度，還是從實踐角度來看，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仍然深陷新平庸的原因。
弗裡德曼費盡心機攻擊“資本密集型生產呈上升趨勢”與“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呈不斷上升趨勢”的分析，是因為凱恩斯指出，投資佔經濟比重呈上升趨勢帶來的必然結果是，投資下降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會日益嚴重：
“社會越富裕，其實際產出和潛在產出之間的差距越大……貧窮的社會往往會消費掉它的很大一部分的產量，所以數量非常有限的投資便會足以導致充分就業。反之，富裕的社會必須為投資提供更加充足的機會來導致充分就業，如果想使該社會的富人的儲蓄傾向與該社會的窮人的就業不發生矛盾的話。如果在一個潛在富裕的社會中，投資動機微弱，那麼儘管存在著潛在的財富，有效需求原理的作用會強迫該社會減少它的產量，一直到存在著潛在財富的該社會貧窮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產量的多於其消費的部分被減少到與它的微弱的投資動機相適應時為止。”66
或者，正如凱恩斯指出，這意味著產出和就業越來越依賴於投資水平：
“當實際收入總量增加時，總消費量也會增加，但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這樣，為了能維持既定的就業量，就必須要有足夠數量的現期投資來補償總產量多出在該就業量時社會所願意消費的數量部分……因此，在既定的被我們稱為消費傾向的條件下，就業量的均衡水平（即對全部企業家來說有沒有動機促使他們擴大或減少就業量的水平）取決於現期的投資數量。”67
但正如凱恩斯所指出的，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確保必要投資量以維持有效需求的自動調節機制是不存在的。即薩伊定律所宣稱的“供給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的說法是錯誤的——在這一點上，凱恩斯得出的結論與馬克思70多年前得出的結論一致。凱恩斯總結道：
“因為，與充分就業相對應的有效需求是一種特殊事例……然而，只有在偶然的場合或者通過人為的策劃，使現期的投資量對需求所提供的數量正好等於充分就業所造成的產量的總供給價格，大於社會在充分就業時所願意有的消費量的部分。”68
簡言之：
“個人進行的儲蓄行為——可以被說成是——今天不用餐的決策。但這一決策並不必然導致一星期或者一年以後用餐或者買雙皮靴的決策。”69
用更專業的術語來說，就是：
“老式說法的錯誤在於根據個人的儲蓄行為便作出似是而非的推斷，認為也會使總投資增加相同的數量。”70
任何投資缺口都會被我們熟知的“乘數效應”放大，最終產生更大幅度的經濟週期波動：“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依靠乘數的一般原理來解釋為什麼佔國民收入相對微小比重的投資的波動會造成總就業量和收入的波動，而波動的幅度遠遠超過投資波動本身。”71投資結合消費的這種波動，反過來會決定就業：“消費傾向和新投資的數量二者在一起決定就業量。”72
西方陷入新平庸的根源
上述實證分析證明，投資調控問題成為西方經濟體陷入新平庸的決定性因素。但要了解這一點，就有必要明確指出，西方經濟體增長放緩並非僅僅是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因為西方經濟體經濟放緩已有數十年。因為後一種趨勢容易被短期經濟週期波動掩蓋，所以圖25為大家呈現按照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西方發達經濟體GDP年均增長率——用長期移動平均線是為了消除純粹的週期波動影響，以利於看清基本趨勢。可以看出，西方發達經濟體GDP年均增長率從1980年的4.5%，分別降至2002年的3.0%、2016年的2.0%。過去36年的數據顯示，西方發達經濟體GDP增速下降一半以上。就更長時間的數據而言，如美國一樣，他們增長放緩的時間更長。
圖25
當然，用較短的時間段來分析趨勢，會體現出更大的波動，但不會改變西方經濟體趨勢。圖26呈現的是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西方發達經濟體GDP年均增長率。可以看出，西方發達經濟體GDP年均增長率從1966年的6.9%，急劇放緩至1988年的4.0%，2000年的3.3%，2016年的1.7%。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1966-2016年西方發達經濟體GDP年均增速下降超過70%。
圖26
美國經濟
對所有西方主要經濟體的詳細分析顯示，他們都呈現同樣的趨勢，即這種嚴重放緩是普遍趨勢，沒有例外。為避免文章過於冗長，所有西方經濟體的詳細圖表將不會一一呈現，但由於美國是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將把其作為代表性的例子來說。圖27呈現的是按照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美國GDP年均增長率。可以看出，美國GDP年均增長率從1969年的4.4%，下降至1978年的4.1%，2002年3.5%，2017年的2.2%。也即是說，美國經濟放緩已超過半個世紀。
圖27
為何凱恩斯不被西方經濟體接受？
鑑於前面章節曾詳細分析了何謂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過去數十年西方經濟體經濟嚴重放緩的原因顯而易見。理論上，這樣的放緩是由於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勞動分工減少造成的。這確實是1929年後大蕭條爆發的關鍵原因——這一時期以美國斯穆特-霍利關稅為象徵的的貿易保護主義，嚴重抑制了國際勞動分工。
但現階段的貿易保護主義，與美國出臺的一些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比如針對太陽能、洗衣機、鋼和鋁等徵收高額的保障性關稅），與20世紀30年代的超貿易保護主義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也沒有證據證明，反映中間產品增長的勞動分工過程已經逆轉。因此，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不同，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西方經濟體持續緩慢增長是受到全球化崩潰或國際勞動分工中斷的根本性影響。
但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二重要因素的固定投資形勢卻截然不同。圖28呈現的是西方發達經濟體淨固定投資（總固定投資-資本折舊）佔國民總收入（GNI）比重比較。西方發達經濟體投資水平下降顯而易見。
最新數據顯示，西方發達經濟體淨固定投資佔國民總收入比重從1973年的13.4%，下降至1979年的12.1%，1989年的9.9%，2000年的7.7%，2006年的6.9%，2015年的4.1%。也即是說，西方發達經濟體淨固定投資佔國民總收入比重下降近70%。因為資本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二重要的因素，固定投資嚴重下降必然導致西方經濟體經濟嚴重放緩。
圖28
美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呈下降趨勢
通過分析美國數據可以清楚地看清這一進程，因為美國數據時間跨度較長，並非僅僅是二戰後數據。圖29呈現的是1929-2016年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比較。發展曲線顯而易見。1933年大蕭條最嚴重時期，美國淨固定投資為負，即美國折舊消耗的資本大於新增的資本——美國資本存量實際上是下降的。
二戰期間的1943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出現空前增長，達到14.8%——因為投資激增，美國經濟經歷了戲劇性增長，從二戰爆發到1945年，美國GDP總增長91%，年均增長11.3%，這是美國曆史上增長最快的時期。
二戰後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有所下降，但在1966年達到10.9%的峰值——這正好與二戰後美國經濟蓬勃發展相吻合。此後五十多年，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2010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降至2.1%的低點，直到2016年才僅升至3.8%。1966-2016年，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下降了近三分之二。鑑於資本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二重要的因素，美國經濟嚴重放緩不可避免。
圖29
西方實施凱恩斯的部分政策遭受失敗的原因
過去數十年西方經濟體淨固定投資嚴重下降，導致其經濟增長嚴重放緩，並不可避免地陷入新平庸。但問題是，為何西方經濟體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扭轉這種局面呢？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因為了解形勢，甚至不需要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從二十世紀西方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凱恩斯理論角度來看，很容易解釋。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原因，當面臨國際金融危機的嚴峻形勢時，西方經濟體實施了凱恩斯的部分政策，但拒絕實施最重要的部分——這是為何西方經濟體陷入緩慢增長，且增速慢於1929年後增速的原因。分析這個問題也清楚地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結構優於西方經濟體。
正如上文所述，凱恩斯認為經濟波動的關鍵在於投資變化。他根據這一分析得出意義更為深遠的結論——財政赤字作用——這一問題的分析拉大了他與邊際主義經濟學之間的距離。但原因顯而易見，邊際主義經濟學並不願意承認凱恩斯的結論。
除了財政赤字政策外，西方經濟體願意接受凱恩斯的結論之一是，當經濟存在嚴重問題時，應實行低利率政策。2008年至今長達10年之久，西方所有主要央行都在實行超低利率，利用量化寬鬆降低利率，而這直接源自凱恩斯的分析：“資本邊際效率相對於利率的波動可以被用來解釋和分析繁榮與蕭條交替的行進。資本邊際效率相對利率的波動，可以用來描述和分析繁榮與蕭條的交替。降低利率的目的是削減借貸成本，提高利潤，從而增加投資吸引力，刺激投資需求。”73更確切地說，凱恩斯認為，在現代經濟中，投資資金基本上來源於借貸，超低利率的目的是為使貸款更便宜，使投資更有利有圖、更有吸引力。
反過來，量化寬鬆政策的必要性，源自於凱恩斯認為只依靠純粹的市場力量，利率不會降到足夠低水平的事實。或者正如凱恩斯指出：
“在富裕的社會中，不僅邊際消費傾向微弱，而且由於它的資本積累已經較多，除非利率以足夠快的速度下降，進一步投資的機會就較難具有吸引力。這就使我們來研究利率理論並且考察為什麼利率不能自動下降到應有水平的原因。”74
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所有主要央行（美國、日本、歐盟）都採取了量化寬鬆政策。也即是說，凱思斯的政策僅得到部分實施。
某種程度的投資全面社會化
儘管凱恩斯支持低利率，但他並不認為單靠低利率就能克服投資下降帶來的影響。因此，凱恩斯得出結論，這就需要政府發揮更大的作用：
“然而，只有經驗才能證明：在何種程度上，控制利息率能夠持續地刺激投資，使它處於合適的水平。以我自己而論，我對僅僅用貨幣政策來控制利息率的成功程度，現在有些懷疑。我希望看到的是，處於能根據一般的社會效益來計算出長期資本邊際效率的地位的國家機關承擔起更大的責任來直接進行投資。”75
因此，凱恩斯認為，控制投資水平應由政府而不是私人部門承擔：“我的結論是，我們不能把決定當前投資總量的職責放在私人手中。76因此，有必要設法‘由社會控制投資量’。”77
但如果政府決定當前投資總量，那麼凱恩斯會得到如下結論：
“單靠銀行利率政策帶來的影響不足以決定最合理的投資率。因此，我設想，某種程度的投資全面社會化將是確保充分就業的唯一手段。”78
凱恩斯指出，“某種程度的投資全面社會化”並不意味著消滅私營企業，而是政府投資和私人投資協同合作：
“這並不排除政府當局和私人主動性合作的一切折中和饋贈的形式……但除調節消費與刺激投資必須由中央控制之外，更多的社會化經濟生活則沒有必要……當然，確保充分就業所需的中央控制，會擴大政府的傳統職能。”79
顯而易見，凱恩斯設想的經濟結構是決定現時投資量的重任不能交予私人手中，政府應發揮設定總體投資水平的作用，但不能所有生產資料都國有（即不是1929年後蘇聯所推行的模式）。
凱恩斯所設想的經濟結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存在，因為在那是由私人資本設定投資水平。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經濟體接受了凱恩斯的財政赤字和量化寬鬆政策，但拒絕他的“某種程度的投資全面社會化”的建議。如果設定投資水平脫離私人資本控制，那麼資本主義制度將不復存在！
相信大家現在已經對中國經濟結構有所瞭解，雖然大家是通過凱恩斯經濟學而非馬克思主義框架角度瞭解的。“抓大放小”的政策（保留大型國有企業為國有制，放活小型國有企業為非國有/私有制），加上放棄計劃經濟，意味著中國經濟不再是管制模式，但政府在必要時可啟用宏觀調控手段，包括設定投資水平，正如凱恩斯所主張的。
宏觀調控和投資
對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立的經濟結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傢俱有決定性的優勢這一事實，《華爾街日報》準確描述道：
“大多數經濟體可以用兩種方法來促進經濟增長：財政和貨幣。中國有第三種選擇……加快投資項目的審批流程。”80
這種經濟結構的優勢顯而易見。比如，2016年初中國經濟增速創28個季度新低——回顧當時的國際背景，當年是西方經濟體，特別是美國經濟增長極為低迷的一年。當時中國推出政府投資計劃，同年4月政府投資同比增長23.7%。這有助於確保適當的經濟增速。
作為一種連鎖反應，這種增長刺激了私人投資，同年11月低迷的私人投資開始加速。這說明，新自由主義所宣稱的”政府投資對私人投資存在擠出效應，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的利益是是相互對立的"的說法是錯誤的。相反，中國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刺激私人投資，即在中國經濟制度下，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是相互補充的，而非相互對立的。
顯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立的經濟結構，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也接近於凱恩斯所設想的結構。在這樣的結構下，中國不是用管制手段調控經濟，而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正如上文所述，中國可利用政府投資避免投資嚴重下降（為避免經濟過熱，中國也可減少投資），解釋了西方陷入新平庸的原因。但為何西方不使用這樣的手段避免其投資嚴重下降，並導致陷入新平庸呢？
原因在於政治層面，源於西方本質上是資本主義國家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事實。凱恩斯所設想的經濟結構，或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對西方資產階級來說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政府資本而非私人資本調控總體投資水平的局面，對堅持私人經濟利益必須占主導地位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因此，雖然這種手段可克服新平庸，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並不準備實施。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凱恩斯是西方經濟學家，美國和歐洲國家的經濟結構和意識形態卻令他們不可能實施凱恩斯的政策，甚至在2008年面臨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時，他們也不願意接受大規模政府投資，某種程度的投資全面社會化的理念。相反，中國應對危機的措施遠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接近凱恩斯所設想的。
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結構，因為允許政府控制投資率和某種程度的投資全面社會化，因此需要利用凱恩斯所分析的政策工具，而這是美國和歐洲國家所不能的。尤其令人諷刺的是，雖然凱恩斯明確希望拯救資本主義，但結果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卻無法運用他所建議的工具，反倒是中國能。鄧小平和陳雲的設想不符合凱恩斯的框架，但凱恩斯的設想在鄧小平和陳雲的框架內可得到靈活實施。
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
這些也明確表明，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結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媒體所宣稱的“中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因為中國近40%的投資是由政府實施的，而沒有哪一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能做到如此。正如上文詳細分析所示，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拋棄了1929年後蘇聯模式推行的管制經濟。但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可以沒有顧慮地同時利用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正如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重申：
“我們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81
或者正如習近平指出:
“當然，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82
具體來說就是：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不是起全部作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但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職能是不同的。全會決定對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確要求，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強調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第二，關於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習近平主席就後一點指出：
“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關係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
全會決定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83
用更通俗的說法來說，就是正如習近平2015年9月首次作為國家主席訪美之前接受《華爾街日報》時指出：“‘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84因為獨特的經濟結構，中國可以同時運用‘看不見的手’（市場機制）和‘看得見的手’（政府宏觀調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沒有這樣的結構。
這種運用“兩隻手”而非西方純粹依賴私營企業之手的實際效果，可在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所取得的空前成就，以及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濟表現遠優於西方國家中看出來。鄧小有一句名言：“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也即是說，對於中國來說，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私有企業，只要有利於中國經濟，都是“好貓”。但西方只堅持私營企業才是“好貓”，導致他們陷入新平庸。
概括來說，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印證了中國經濟手段和理論的正確性是一個正面例子，而西方經濟體陷入新平庸則是一個負面例子。
國際影響
現在可以清楚地知道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取得勝利的原因。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僅是過去五個世紀存在的第三種主要經濟模式，前兩者是資本主義經濟和1929年後蘇聯建立的管制經濟。中國的這一經濟制度並非為推翻馬克思主義，而是為迴歸馬克思主義。迴歸馬克思主義為十九大強調的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奠定了基礎。此外，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證研究，均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
這當然並不意味著，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可確保中國沒有問題與危險。當前中國面臨的最大危險是美國新保守派可能尋求實現推翻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如果美國新保守派真得逞的話，那麼這對中國乃至全人類將是一種打擊，並且中華民族將遭受沉重災難，正如前蘇聯所發生的一樣。這將是中國乃至全人類的災難。
鑑於此，十九大強調要採取各種措施進一步鞏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正如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時強調：“我們要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85這也凸顯了2018年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的政治意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應指出的是，除對中國自身的影響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不乏對國際社會的影響，正如習近平在2017年10月召開的十九大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86但問題是，大多數國家都不信仰馬克思主義。那麼，其他國家能否機械照搬中國經驗？
對這一問題的答案需要分兩部分來回答：
·首先，中國的實踐成就會鼓勵其他國家。其他國家不能照搬中國，但可以借鑑中國經驗；
·其次，雖然改革開放理論是在馬克思主義框架內發展而成的，但運用西方經濟學術語也能解釋。
下舉例說明：
·馬克思是在斯密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他自己的理論，但並沒有推翻斯密最重要的結論。
·這也說明，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凱恩斯理論框架內很容易理解。
·與中國改革開放理論相一致的新結構經濟學，也可在西方新古典經濟學框架框架內得到解釋。事實上，林毅夫已經指出過這一點，這使得新結構經濟學在西方得到更廣泛的理解。
綜上所述，雖然改革開放理論是在馬克思主義框架內發展而成，但在其他理論體系中也能得到解釋。因此，在採納馬克思主義框架之前，其他國家很可能已領會改革開放理論。
根據中國自身經歷，很容易看清國際形勢。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引領和推進中華民族復興的核心力量。但中國共產黨從未說過，它是引領和推進中華民族復興的唯一力量，反而呼籲與中國一切愛國力量攜手合作。現在，除了政府對政府關係，中國共產黨還組織與許多國家的政治團體大規模對話。比如，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吸引了來自世界上120多個國家近300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領導人。
但正如上文所述，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得到實證研究證實，即其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其他主要的經濟和政治流派在他們準備接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之前，事實上已經開始接納中國改革開放理論。因為這種合作案例可以團結海內外一切愛國力量，中國共產黨可以與其他國家的其他流派與經濟框架進行合作，為他們提供實證分析幫助。事實上，後一過程已經在行進中：
·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失敗日益明顯，導致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經濟框架的興趣日益增加。比如，非洲一些國家就表現出了相當的興趣。近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的非洲國家如埃塞俄比亞就公開承認，其正在向中國學習。越南、老撾和柬埔寨自借鑑中國經驗後，其經濟便開始快速增長。還有一些特例，比如雖然印度不承認借鑑中國，但事實上用行動表明了立場——印度總理莫迪任命中國問題專家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為首席經濟顧問並非偶然。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發達經濟體陷入經濟持續低增長的新平庸的累積效應，導致其內部政治動盪和兩極分化加劇。這在2016年達到頂峰，同年G7集團GDP同比僅增長1.4%。這不可避免地引發政治動盪——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與英國脫歐。2016年極為低迷的表現後，2017-2018年發達經濟體必然出現週期性復甦，2017年G7集團GDP同比增長2.0%便是明證，但這不足以穩定政治形勢——圍繞特朗普當選總統的政治衝突仍在持續；英國脫歐公投導致的混亂仍在繼續；德國政治動盪蔓延，甚至一度難以組閣；意大利大選無政黨贏得多數議席。這種情況必然導致這些國家加強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以及對中國經濟政策的興趣日益增加——這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歐洲經濟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波蘭採用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發展戰略理論。因為西方發達經濟體陷入新平庸，中國經濟政策的吸引力將日益增加。
鑑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兼具中西經濟理論優點，其他國家應嘗試借鑑中國經驗。
結論
最後，讓我們回到起點。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87……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88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事實充分印證了習近平的話。意即：
·改革開放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事實上，改革開放是迴歸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理論幫助中國取得了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成就，這不僅惠及中國，而且惠及全人類。
·馬克思主義理論符合經濟發展事實，這是為何改革開放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
·馬克思主義理論促成了改革開放，這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馬克思主義理論並未切斷中國與其他經濟理論與流派的聯繫，而是堅持實事求是。可以說，它是忠於事實的最具連貫性、最具發展性的理論框架。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證明，經濟結果與經濟理論是不可分割的整體。這四十年不僅是中國實踐成果的勝利，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勝利。
註釋：
62.見凱恩斯《通論》第283頁（2013年版）。
63.見米爾頓·弗裡德曼1957年所著的《消費函數理論》第5頁。
64.“庫茲涅茨對1899年以來美國儲蓄的研究顯示，儘管實際收入大幅增長，但儲蓄佔收入比重並沒增加。根據他的研究，美國儲蓄佔收入比重和整個期間是一樣的。”，節選自米爾頓·弗裡德曼1957年所著的《消費函數理論》第3-4頁。
65.見羅伯特·巴羅與夏威爾·薩拉伊·馬丁2004年所著的《經濟增長》（EconomicGrowth）第15-16頁。
69.見凱恩斯《通論》第210頁（2013年版）。
71.見凱恩斯《通論》第122頁（2013年版）。
73.見凱恩斯《通論》第144頁（2013年版）
76.見凱恩斯《通論》第320頁（2013年版）。
77.見凱恩斯《通論》第325頁（2013年版）。
78.見凱恩斯《通論》第378頁（2013年版）。
79.見凱恩斯《通論》第378頁（2013年版）。
80.見歐樂鷹(TomOrlik)2012年5月29日發表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674004577433763683515828
81.見人民網2013年11月16日報道“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6/c1024-23560847.html
82.見習近平2013年11月9日講話“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
83.見習近平2013年11月9日講話“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
84.見韓村樂(CharlesHutzler)2015年9月22日發表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DespiteSlump,China’sXiJinpingPledgesEconomicReforms》：https://www.wsj.com/articles/despite-slump-chinas-xi-pledges-economic-reforms-1442894460
85.見習近平2016年7月1日講話《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節選自《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37頁。
86.見習近平2017年10月18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87.見習近平2012年11月17日講話《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
88.見習近平2012年11月17日講話《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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