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溝村“古代水例碑”考略
洪洞縣趙城鎮後溝村上世紀90年代初，在玄帝宮遺址修建蓄水窯時，發現兩通水例碑。一通是明朝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鐫刻，另一通則是此後222年的清朝道光22年（1842年）鐫刻，兩塊碑雖然相隔這麼多年，但敘述的則都是有關後溝泉水澆地的事。第一塊碑碑版殘高48釐米、寬65釐米。
碑銘是“後溝莊水例碑記”（注：後溝莊明清時屬趙城縣西鄉仇池裡管轄，解放後改為後溝村）。碑記論述水對農業的重要性：“夫田禾之賴以澆灌者，惟水而利之。”緊接著講述了以前用水中存在的問題“近因奸頑者欺善良，強暴者凌懦弱，數年來不惟不能享水之利，反而且受水之害矣”。可見當時因澆地用水，產生了不少矛盾，使用水人受了水之害。
為解決地多水小，不能滿足澆灌用水之矛盾，村人共議按徵收銀兩水地數117畝，按時間用水的辦法，把地分為上中下三節，28日一調。上節地離泉源近，每日夜派定澆地5畝（共六日夜），中節每日夜派定澆地4、5畝（共十日夜）。下節離泉源較遠，每日夜派定澆地3、5畝（共十二晝夜）。這樣一改過去按夾口澆地，變為按時間澆地，不但解決了水小地多水源不足的矛盾，而且解決了多少年來爭水霸水的糾紛，實在是一個好辦法。由於這個辦法適合大家的需要，一直沿用到1957年的高級合作化時期。
清朝道光22年（1842年）鐫刻“後溝渠重立水例碑序”碑一通。青石質，圓首。碑版高113釐米，寬55釐米。額題“永誌不忘”四字。碑記重申了“此規相沿已久，不容或紊。”碑中講述嘉慶13年（1808年）仇池村人“張其麟越水盜灌”；道光21年（1841年）仇池村人“馬敬業挖去賴水”等事件，均因有此水規，經告發當時的縣太爺均按水規斷定“伊等不得以南河裡之名爭水，不許圖賴”。由於萬曆年間水規定的好，切合實際，所以多年來不但按此規澆地，同時用此規解決了不少糾紛，使農民大受其益，並且一直沿用至今，還在繼續使用。由於按時間用水，超過時間別人就把水接走了。這樣促使人們把自己的地畦儘量弄得小些，地收拾得儘量平些，想辦法省水些，所以這個只有不到3秒升的泉水每28天可澆地約200畝（後來人們逐漸擴大了水澆地叫三類地，餘水可澆，但不分配有澆地時間）。
話又得說回來，這個澆地的規則，沿用了300多年，直到50年高級社成立後，土地歸了集體，生產隊專門派了兩個社員澆地就不受這個規矩限制了。可是到了70年代包產到戶後，地成了社員承包，澆地的矛盾有突出了。怎麼澆地更有效呢？村幹部和村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按時間澆地的規矩，於是村裡規定每口人澆地一個小時（因為地是按人口分的），全村700餘口人，一個月正好可以輪流澆地一次，這樣高級社廢棄的老規矩又重新發揮了作用，沿用至今天，可見這個水規的無限生命力。由此聯想，如果我們的霍泉，七一渠、五一渠等大大小小的渠道，都能按時間用水，那該能節省多少水，多澆多少地，又可緩解多大缺水的矛盾呢？後溝村水例碑的發現，是為我國研究“水利管理”提供了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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