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戰役作為紅軍成立以來遭受最大損失的一場戰役，既是一場本可以避免重大傷亡的戰役，又是一場因為重大傷亡而驚醒夢中人的紅軍涅槃重生之戰；既是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第三次“左”傾錯誤危害的頂點，也是全軍上下決心結束這一錯誤的爆點；它既標誌著形式上的“三人團”最高權威的盛極而衰，也標誌著實質上的兩人決策核心名存實亡，更為關鍵的是，它為廣義的遵義會議開啟了大門，從而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偉大轉折提供了契機。然而，這樣一個既可歌可泣又可悲可嘆的歷史轉折點，長期以來在學術界受重視的程度卻遠遠不能與其歷史地位相匹配，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以至對湘江戰役紅軍究竟是勝了還是敗了、到底傷亡多少人這些基本問題都難以達成共識。然而，這段歷史縱有迷霧，依稀可見的部分也已經足以讓我們管中窺豹、殷鑑未來。
湘江戰役之前的戰場形勢“鐵三角”與“抬棺材”
紅軍長征初期，國民黨軍由於倉促佈防、各懷鬼胎，在前三道封鎖線未能給紅軍以重創。蔣介石為把中央紅軍殲滅在湘江以東地區，先後調集中央軍8個師，湘軍7個師，粵軍6個師，桂軍5個師共26個師30餘萬兵力，由何鍵的“追剿軍”（含薛嶽的中央軍）與粵軍、桂軍相配合，憑藉湘江天險，設置第四道封鎖線，組織五路軍隊，從四面對中央紅軍進行圍追堵截。蔣介石在全州、灌陽、興安組成的“鐵三角”地帶紮好了口袋，“前堵後追、左右側擊”，等著紅軍向西硬闖，形勢對中央紅軍極為不利。
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紅軍總政治部發出“突破敵人之第四道封鎖線，並渡過湘江”的作戰命令。當天17時，朱德急電紅一、三、五、八、九軍團及軍委縱隊首長，發佈搶渡湘江，向全州、興安西北之黃山地域進軍的命令。當時，中央紅軍分4個縱隊向湘江前進。第一縱隊由紅一軍團主力組成（為右翼）；第二縱隊由紅一、紅五軍團各一部和軍委第一縱隊組成；第三縱隊由紅三軍團和軍委第二縱隊、紅五軍團一部組成（為左翼）；第四縱隊由紅八、紅九軍團組成（兩個新建軍團，布在左右掩護兩翼）。紅五軍團擔任後衛，保護著居中的中央兩個縱隊。毛澤東把這種帶著罈罈罐罐的突圍稱為“叫花子搬家”，劉伯承形容這樣的行軍陣形像是“抬轎子”，彭德懷則直言不諱地說這是“抬棺材送死”。
11月27日，中央紅軍主力進至廣西全州、灌陽。紅一軍團先頭部隊第二師順利渡過湘江，控制了興安界首到全州腳山鋪的渡河點並架設浮橋。紅三軍團第四師也於28日渡過湘江進至界首。此時的局勢對中央紅軍較為有利，但因為後續部隊行進遲緩，錯過了轉瞬即逝的渡江機會。隨後，敵第一路“追剿軍”4個師向紅二師發起進攻。11月29日，其他幾路“追剿軍”也向道縣、文市等地的中央紅軍後衛部隊發起進攻。此時，桂軍主力也分兩路北進，向湘江東岸和西岸的中央紅軍發起進攻，企圖將中央紅軍圍殲於湘江兩岸。
“送客式追擊，敲梆式防堵”
如果各路“追繳軍”能夠按照蔣介石的戰役佈局展開，那麼紅軍強行渡過湘江的大門將被徹底關閉。幸運的是，蔣介石一生最精密的一次戰役籌劃卻少算了一樣：人心。蔣介石此役要實現的目標太過複雜：既徹底消滅紅軍，又坐收漁翁之利順帶消滅地方派系特別是新桂系，即便是薛嶽的部隊也並非嫡系，只是中央軍中的雜牌軍。然而，此一石三鳥之計一開始就被識破了。“小諸葛”白崇禧意識到自己的部隊就是一塊門板，如果關上了紅軍前進的大門，廣西就會對中央軍門戶洞開。在“有匪有我，無匪無我”的考慮下，白崇禧制定了對紅軍“不爛頭、不斬腰、只擊尾”的策略，把原來沿湘江部署的南北陣形變為以湘江為立軸的東西陣形，原本鐵板一塊的湘江防線一下子閃出了近100公里的口子。他“擊小尾”的策略，便是為了儘快讓紅軍通過自己的地盤，而把主要精力用在防止薛嶽入桂上。
白崇禧一面以紅軍進攻賀縣、富川為藉口，將全州、興安主力悉數撤回，一面電告何鍵“請湘軍填接”。何鍵也不是傻子，一旦讓湘軍主力去填接那近100公里的防線，湖南同樣會對中央軍不設防，於是他耍了個滑頭，只接防到全州，而不是興安，並沒有完全堵死紅軍西渡湘江的缺口。此時，即便是薛嶽的中央軍，也並沒有在追擊過程中對紅軍窮追猛打，只是走走停停，逼著紅軍去和湘軍、桂軍決戰後，自己坐收漁利。東南方的粵系陳濟棠更是早就與何長工、潘漢年達成了秘密協定，紅軍過廣東時幾乎就是“目送通過”，現在戰火不在他的地盤，更是出工不出力。於是，各懷鬼胎之下，出現了“送客式追擊，敲梆式防堵”的局面。
然而，此等天賜良機就在眼前，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走到道縣卻停了3天，等到紅軍抬著罈罈罐罐作“甬道式”前進慢吞吞地抵達湘江渡口時，南北兩路敵軍已經抵不住蔣介石的壓力嚴陣以待，一場本可以避免的血戰在所難免。
湘江戰役後，當地流傳：“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魚”湘江戰場主要由“四大阻擊場”——腳山鋪、光華鋪、新圩、後衛阻擊場以及湘江渡場構成。
腳山鋪阻擊戰
腳山鋪距離中央縱隊渡河的界首渡口25公里，是中央紅軍能否渡過湘江的生命線，也是敵我雙方投入兵力最多、中央紅軍犧牲最大的一戰。敵軍投入湘軍4個師約六七萬人，而紅一軍團第一、第二師人數不足1萬，雙方在此鏖戰了三天兩晚。
11月29日，湘軍兩個師在數十門大炮和9架飛機的掩護下發起強攻。紅一軍團先頭部隊第二師在尖峰嶺一次次打退數倍於己的敵人，並抓住時機反衝鋒。後在敵人的猛烈攻擊下，尖峰嶺失守，第二師退守黃帝嶺。第二師第四團團長耿飈率部在陣地上堅強阻擊，打得敵人屍橫遍野。
11月30日清晨，第一師兩個團從湖南瀟水趕到腳山鋪投入戰鬥。12月1日上午，紅一軍團第十五師等8個師還在江東。戰鬥已到最後時刻，堅守腳山鋪一線的紅一軍團將士死守全州鳳凰嘴、麻市渡口，為了確保江東部隊贏得搶渡時間，在10多公里長的戰場上逐個山頭與敵爭奪。戰鬥最危險的時候，一股湘軍竟摸到了距離紅一軍團指揮所僅有40米的地方，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等都拔出了手槍，指揮身邊的警衛員、炊事員投入戰鬥，最後才殺出重圍。據不完全統計，紅軍在腳山鋪傷亡約2000人。
光華鋪阻擊戰
光華鋪阻擊戰主要是阻止桂軍北上，以保證相距僅僅5公里的界首鎮三官堂渡口安全。光華鋪主要由紅三軍團第四師負責，任務是阻擊由興安北進之敵。紅三軍團第四師前衛第十團過江後，團長沈述清率先頭第三營到光華鋪南面勘察地形，兩個連在正面向興安縣城方向構築工事。不久，敵軍迂迴至第三營身後直插渠口渡，與第十團主力交火。營長張震急忙帶著隊伍往回打，與桂軍展開夜戰直至11月30日拂曉。
朱德、彭德懷等人在湘江邊的三官堂設立指揮所。11月30日，中央縱隊由三官堂渡口過江，中革軍委第二縱隊黃昏時由此過江。此時敵軍已經佔領光華鋪，為保證中央縱隊安全過江，僅第十團就擋住了敵一個師又一個團的兵力。在此阻擊戰中，紅軍團長沈述清犧牲，年僅26歲；幾小時後，繼任團長杜中美也被子彈擊中犧牲，時年35歲。全團傷亡400餘人。
11月30日中午，在桂軍兩個團反覆攻擊第十團陣地，界首渡口十分危急的情況下，紅三軍團第四師兩個團接應第十團，第五師第十三團則迅猛打擊東岸立足未穩之敵。第二天天亮時，第五師主力(兩個團)從新圩趕來，與第四師一起打退了桂軍主力數十次的連續進攻，以超人的毅力堅守到12月1日中午才奉命撤離。
新圩阻擊戰
灌陽縣新圩距離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擔任此地阻擊任務的先後有紅三軍團第五師、第六師第十八團和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他們主要負責阻擊由灌陽北進的桂軍主力兩個師。
11月28日至30日下午，李天佑率紅三軍團前衛第五師進行阻擊。指戰員們浴血奮戰，師參謀長胡震與幾名戰士被50多個敵人包圍，最後與敵人同歸於盡。第五師第十四團團長黃冕昌腿部中彈，仍然指揮戰鬥直到犧牲。第十五團團長白志文和政委羅元發負傷。3名營長中兩名犧牲。第五師兩個團的營連幹部非傷即亡。11月30日下午，第五師撤出新圩陣地。在湘江之戰中，第五師全師3000多人損失達2000多人。接防的第六師第十八團在楠木村背靠的楠木山山谷裡，阻擊了3個師的敵人，最後彈盡糧絕幾乎全部陣亡，團長姓名至今未查清。在此參加阻擊戰的還有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身負重傷，後斷腸自盡，壯烈犧牲。
後衛阻擊戰
長征開始後，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一直是總後衛隊。湘江戰役中，該師在湘桂邊界的蔣家嶺、永安關、雷口關一帶堅守，阻止國民黨軍7個師的追擊，掩護紅八、紅九軍團從永明進入廣西，紅十三師和紅三軍團第六師一部在水車一帶負責接應。
11月30日下午，紅九軍團經水車向湘江進發，紅八軍團30日下午才到水車，此時紅六師主力已撤往湘江，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仍在永安關、雷口關抵禦追兵，邊打邊退到水車一帶。12月1日，在灌陽的優勢桂軍將紅八軍團截成幾段衝殺，整個紅八軍團過江後剩下不足2000人。
強渡湘江
到11月30日深夜，中央縱隊還在過江，只有四個師抵達湘江西岸，未過江的還有紅一軍團第十五師、紅三軍團第六師以及紅五、紅八、紅九軍團。
12月1日，國民黨軍發動全線攻擊，企圖奪回渡口，封鎖湘江。腳山鋪的戰鬥進入白熱化階段，新圩、光華鋪與桂軍的戰鬥也進入殊死階段。中午，軍委縱隊從界首渡口過了湘江。下午3時，眼看桂軍蜂擁而來，工兵炸燬了浮橋。東岸剩下的紅九軍團大部、紅八軍團、紅五軍團第十二師只能改從下游12公里處的鳳凰嘴渡江。紅三軍團第六師第十八團和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被國民黨軍隊前後夾擊，無法過江，第三十四師政委程翠林在激戰中英勇犧牲，其餘6個師在付出了巨大犧牲後渡過湘江。後續部隊傷亡慘重，未能過江的部隊後來在游擊戰中基本全軍覆沒。湘江戰役後，整個江面密密麻麻漂浮的都是紅軍的遺體，以至於當地流傳著這樣的民謠：“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魚。”
紅軍兵力損失問題紅軍雖然渡過了湘江，但也遭受了有史以來最慘痛的一次減員，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已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餘人。然而，關於湘江一戰紅軍兵力損失到底有多少，至今無法達成共識，主要有折損過半說、5萬說、4萬說、3萬說、2萬說等觀點。
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一文中說：“雖然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折損過半。”近年來有研究者指出，中央紅軍第一次突圍減員3700餘人，第二次突圍減員9700餘人，第三次突圍減員8600餘人，共減員2.2萬餘人。所以，中央紅軍突破第四道封鎖線之前的兵力，不再是出發時的8萬多人，而是不足6.4萬人。筆者認為，不論是8萬人折損過半，還是6萬人折損過半，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對於只走了不到2000公里的紅軍長征來說，這樣的損失都是災難性的。
我們或許永遠不能確知湘江一戰中紅軍損失的兵力總數，但我們能夠確知的數字如下：戰鬥力最強的紅一軍團損失6000餘人，長征出發前統計共10922人的紅八軍團由於所剩無幾被整建制撤銷，紅三軍團第六師第十八團和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全軍覆沒，其餘各部編制均不足半數。在指揮員方面，師級陣亡7人，團級犧牲16人，營連指揮員基本換了個遍。如此巨大的代價，即便是勝了也是“慘勝”，如果說是敗了就只能是“慘敗”。
湘江戰役勝敗之論
談到紅軍的湘江戰役，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敗仗，其理由大致有這幾種：一是從紅軍長征開始時的8.6萬多人到經過湘江戰役後只剩下3萬多人，損失太大了，所以是敗仗；二是引用劉伯承的回顧，“由於‘左’傾路線在軍事行動中的逃跑主義錯誤，繼續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來說明湘江戰役損失慘重，故不能說打勝了，所以只能是敗仗；三是依據當年參加長征的紅軍將士的回憶說是敗仗。這些說法固然都有一定道理，但並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
也有很多人認為湘江戰役紅軍勝利了，給出的理由卻是基於一些並不十分可靠的計算，諸如相對於國民黨軍的損失紅軍是以少勝多，回憶錄中認為紅軍取勝的人多於認為失敗的人云雲。這樣的理由無疑也是站不住腳的。在不能明確判定一方打敗另一方的情況下，唯一可以參照的標準就是雙方預期目的是否達成。
從紅軍一方來看，主要的作戰目標就是渡過湘江。為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中革軍委制定了《我野戰軍前出至全州、興安西北之黃山地帶的作戰部署》，並於11月25日17時正式下達。同時，中共中央、紅軍總政治部還下達了進行湘江戰役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的政治動員令：“我野戰軍即將進行新的、最複雜的戰役，要在敵人優勢兵力及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條件下，來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並渡過湘江……協同其他紅軍部隊（二、六軍團，四方面軍），一致進行全線的總反攻與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到12月1日，中央和軍委機關安全地渡過了湘江，紅軍主力也渡過了湘江，已經“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並渡過湘江”，基本達到了政治動員令中所提到的主要目的，因此湘江戰役應該說是勝利了。但也應看到，紅軍制定的作戰目標並沒有完全實現，因為湘江一役過後，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希望基本破滅。然而，恰恰是因為無法實現湘西合兵，遵義會議的撥亂反正才有了可能，因此，不能以此為理由否定勝利的結果。
從國民黨軍方面來看，蔣介石本來準備“一石三鳥”，結果不僅紅軍沒被殲滅在湘、漓二水以東，地方派系也保住了自己的地盤，除造成戰鬥各方大量人員傷亡以外，蔣介石的主要作戰目的無一達成。因此，國民黨軍的失敗是可以蓋棺論定的。然而，我們界定這場戰役勝利歸屬於紅軍一方，並不能掩蓋紅軍遭受的重大損失，更不能掩蓋“三人團”特別是兩人決策核心的諸多錯誤。這樣一場慘勝，有太多教訓值得總結。
湘江慘勝的歷史反思
湘江一役，給予中央紅軍幾乎毀滅性的打擊。對於本可避免而沒能避免的這場劫難，博古、李德脫離紅軍實際的指揮作風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在轉移中，其“左”傾指揮錯誤具體表現為：
無視敵強我弱，不容他人意見，前進目標死板僵化
李德自恃是共產國際派來的，利用博古的支持和中國同志對共產國際的尊重，迅速取得軍隊的絕對指揮權，獨斷專行，不僅剝奪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指揮權，而且把毛澤東正確的軍事路線，當作所謂“遊擊主義”“逃跑主義”加以反對和攻擊。李德還把堅持原則的劉伯承從紅軍總參謀長位置貶到紅五軍團當參謀長。
長征開始時，臨時中央確定的第一個落腳點是到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突破第二道封鎖線後，蔣介石已知紅軍主力在實施突圍但具體方向還不清楚。在紅軍通過第三道封鎖線進入湘南的嘉禾、藍山、臨武地區後，蔣介石才搞清了紅軍戰略轉移的目的是進入湘西與賀龍、蕭克的部隊會合。面對敵人30萬大軍，毛澤東、周恩來曾提出，紅軍隊伍要向西走，不能進湖南。彭德懷也向最高三人團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這些建議都是中肯的，能在最大限度上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但博古、李德無視變化了的敵情，不做調整地急於趕到湘西會合紅二、紅六軍團，拒絕了毛、周、彭等人的合理建議，並於11月25日下達了強渡湘江，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前往湘桂邊境的西延山區的命令，這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建制不當、陣式呆板、行軍緩慢
“左”傾中央長征前在根據地擴大了紅軍，但沒有補充好主力部隊，使得新部隊缺乏戰鬥力，老部隊缺少兵員，在過湘江時吃了大虧。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回憶說：“這次過湘江，我們不僅要掩護中央機關，而且還要掩護幾個新成立的部隊。那時候，教條宗派集團，不注意主力兵團的充實建設，卻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礎的新部隊。我們主力兵團又缺乏兵員補充，是打掉一個少一個，而新部隊的戰鬥力不強，我們既要完成主要任務，有時還要掩護他們。”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從中央蘇區撤出，蔣介石在紅軍西進途中精心部署了四道封鎖線。對於中央紅軍來講，要突破敵人的封鎖線，最為要緊的就是要和敵人爭速度，搶時間。可是臨時中央的領導人卻忽視了這一點，在出發時“不但不把主力部隊擴大，反而把直屬隊擴大，每一個軍團都成立後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擔子，有的八百副擔子……供給部、衛生部人很多，連一個石印機都要帶上。野戰醫院還以為就在蘇區附近打仗，所以連屎盆、尿盆都帶上了”。
臨時中央命令部隊以“甬道式”隊形前進，以紅一、紅三軍團為左右開路先鋒，紅九、紅八軍團為左右兩翼，中央縱隊居中，大批輜重物資隨軍行動，紅五軍團殿後。這樣就造成擁擠不堪，行動遲緩，被敵人追著打。11月27日，紅一軍團前鋒部隊挺進到湘江東岸，並佔領了浮橋以及湘江西岸界首和腳山鋪之間地域，此時敵人還不是很多，這時中革軍委也到達了離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陽以北的桂巖地區。如果博古、李德在25日發佈強渡湘江命令後，能採取果斷措施，輕裝疾進，中共中央和其他中央紅軍至少可提前一天半過江。然而，博古、李德等人沒有這個智慧和本領，不知兵貴神速，錯失了一次絕好的渡江機會。11月26日，部隊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短短不到80公里，帶著從中央蘇區搬出來的“罈罈罐罐”的隊伍，竟整整走了4天，全然沒有意識到每拖延一分鐘就要增加前方紅軍將士更多一分的傷亡。同樣的路，紅六軍團此前用了4天，而中央紅軍用了11天，致使紅軍掩護部隊成建制地被敵擊散，蒙受慘重損失，使湘江幾成紅軍絕地。
缺乏統戰遠見，再次錯失良機
李德等人不僅在軍事上瞎指揮，而且根本不懂得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擴大敵人的內部分裂，孤立和打擊主要的敵人，創造對我有利的環境。國民黨軍閥間的貌合神離，曾給紅軍留下過順利渡江的機會。可惜李德等人對敵情的這一重大變化並不瞭解，繼第五次反“圍剿”時沒利用好“福建事變”那一轉機打敗敵人“圍剿”的極好機會之後，紅軍又喪失了一次突圍的機會。
不幸卻又萬幸的是，湘江慘勝引起了全黨全軍的極大震撼、悲憤。接連的失地、喪師迫使他們思考紅軍的出路在哪裡，革命向何處去。更重要的是，紅軍戰士的英勇奮鬥為革命保存了珍貴的火種，並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從而在組織上為毛澤東的復出和“左”傾路線的滅亡做好了實踐和思想上的準備，使得中國革命轉危為安。沒有苦難，何來輝煌，無論是教訓還是功績，80多年前湘江邊的這場生死決戰都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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