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梁启超所著的《康广仁传》所说，戊戌年间，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屡次劝哥哥出京。
他认为，改革的时机尚未到来，不可操之过急，应当从长计议，废八股、开学堂，已经打开局面，而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都该离开北京，到南方投身教育和舆论，“激厉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如果留在北京，由于慈禧大权在握，满族人猜忌，守旧派嫉妒，不仅难以成事，反有性命之忧，康有为事业正多、责任正重，死于此时此地，十分不值。
以康有为一贯的固执，自然不会听取弟弟的建议。他决然答道：“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
这番话有一关键词，可称之为“华德里飞砖”——这件事确实对康有为产生了不大不小的影响。
如果担心梁启超代人立言，可从康有为的著述当中找出印证。话说戊戌政变爆发前夕，康有为仓皇出京，曾在南下的船上留下两份遗书，其一致弟子徐勤，托以后事。二十年后（1917年），康有为六十岁生日，翻出遗书，加以跋语，谈及逃亡经过，称光绪下旨，令他到上海办报，他死活不走，欲留京营救皇上，谭嗣同和康广仁把此事包揽下来，催他速行，康广仁甚至跪地请求，“吾以死生命也，少年在粤遭华德里落砖，如死久死矣……”
此外还有一处佐证。康广仁致康有为弟子何易一信中云：“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伯兄（康有为）亦非不深知，以为死生有命，非所能避，因举华德里落砖为证，弟无如何。”
这三种文字，从三个角度，论证了华德里飞砖之说。不过三者口径并不一致，梁启超所叙述的语境是“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康有为则把时间点延后至戊戌政变即将发作的前夜，康广仁书信未尝明言，结合前后文，似与梁启超相近。当然这只是小节，真正值得关注的乃是华德里飞砖本身。作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与隐喻，它至少隐藏了两重因素，一是偶然，二是命运。
康有为和梁启超
我一直认为，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偶然。由历史必然性所衍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规律、历史决定论云云，其实是一种外在于历史的事物，其属性，与其说历史，不如说政治，其价值，不在诠释历史，而在指引现实和未来。说白了，哪怕有一百种历史哲学、一千种历史规律、一万种历史决定论，都无法改变历史的偶然本质。所谓华德里飞砖，便是历史偶然性的一记注脚。
从华德里上空忽然坠落的那块砖头，只划破了康有为的脸，假如向后半寸，则将砸中他的脑袋，即便不至一命呜呼，那也极有可能导致脑神经严重受损，使圣人沦为愚人，从此世间再无康圣人，以及与其相关的种种历史。这半寸的距离，便是偶然，甚至飞砖本身，也是偶然，超出了人的测度，无法预判，无法规避，是否会撞上，几时会撞上，还是偶然——有人将之归结于命运，其实命运不是必然，而是无限的偶然，偶然到无限大，大到令人惊惧，令人拜服。
所谓历史，即众多偶然汇聚一处，所形成的一种概率。有些偶然能改写概率，有些则不能。华德里飞砖属于前者。笃信历史必然性的人也许会说：纵使那块华德里飞砖砸死了康有为，还会有李有为、王有为们挺身而出，上书皇帝，呼吁改革，组建强学会、保国会等，推进戊戌变法……我却以为，康有为只有一个，不消说当时，纵观中国近代史，他也是独一无二，无人可以替代，如果没有康有为，历史必将改写，呈现为另一种轨迹。由此可知，那块华德里飞砖以及那半寸差距何其关键。
戊戌年的康有为，屡屡遭遇华德里飞砖。譬如康广仁苦劝他离京，他若听从，也许戊戌变法依然失败，不过应该是一种温和的写法。再如他与谭嗣同筹划兵变，围园杀后，所游说的军人是袁世凯而非董福祥——这在康党内部曾有激烈争议——这固然不会影响戊戌变法的结局，却严重影响到晚清的政局：袁世凯就此上位，最终扮演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角色。说到这里，我们发现历史已经变换了主角，那块华德里飞砖，不是与康有为，而是与袁世凯擦肩而过。
数十年来，康有为始终认为，自己能从华德里飞砖之下逃生，意味着一种天命，一种神迹。他是要做大事（“救全世界之众生者”）的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所以屡屡历险而不死。如戊戌年的逃亡路上，他曾经历“十一不死”：
吾先出上海办报，则上海道掩捕立死；皇上无明诏、密诏之敦促，迟迟出京，必死；荣禄早发一日，无论在京在途，必死；无黄仲弢之告，宿天津，必死；从仲弢之言，出燕台（烟台），亦必死；搭招商局之海晏船，英人欲救无从，必死；是日无重庆之轮开，或稍迟数时开，追及，必死；飞鹰快船不因煤乏还，必死；莱青道非因有事往胶州，则在燕台，必死；上海道不托英人搜，则英领事不知，无从救，必死；英人不救，亦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无所济。
这十一次与死神的交错，皆可视为华德里飞砖的余绪。如此而不死，难怪康有为和梁启超要一同感慨“岂非天哉”！他们认为，天生康有为，专为救中国，康圣人不死，证明中国不亡，大道未绝。对此，不宜责难先贤的虚妄，然而恰可见天命的虚妄。因为戊戌年后的康有为，借用梁启超的术语，已经沦为历史的反作用力，他的不死，其实阻碍了历史，要是死了，反而可能会助推历史，反正不管哪一种情形，都难与“中国不亡”扯上关系。如果能够认同这一论断，可知“岂非天哉”的感叹何以荒诞。华德里飞砖与“十一不死”，与天命无关，说到底还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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