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大國興衰是理解貿易政策之選擇的永恆邏輯。
歷史經驗顯示，新興大國大多是通過貿易保護政策發展壯大的，而守成大國則傾向於執行自由貿易政策。但當後者霸權地位受到新興大國威脅時，往往會退回到保護主義的狀態。這種政策的轉換，大多發生在經濟危機或者是戰爭時期。自由化的國家更容易受到經濟危機的衝擊，並且其經濟實力往往會受到較大的影響。而原本實行保護政策的國家，受到的衝擊則較小，並且可以趁機取得世界霸權地位。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的英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而後轉向保護主義，在大蕭條期間更為明顯。美國自19世紀初到20世紀中葉的“追趕”過程中，一直奉行貿易保護政策，二戰後開始選擇了自由貿易政策。隨著德國、日本、中國的崛起，美國國會的保護主義開始興盛，主張對這些交易夥伴進行制裁。石油危機後，分別對日本和德國等國發動貿易戰。2008年金融危機後，又是針對中國的貿易戰。美國知名經濟學教授巴格沃蒂說，美國並不是不在意貿易規則的不對稱，而是不在意比自己弱很多的貿易對手。當這些夥伴國不斷壯大，不對等的規則就開始是個問題了。
從大國興衰交替和貿易政策的選擇中，我們可以發現，有兩股力量——經濟危機和霸權衰落，推動著保護主義興起。並且，他們往往是相伴而生的。2008年金融危機就是兩股力量的交匯，一方面美國經濟遭受重創，另一方面中國卻保持著較高的增速，兩者的差距在加速收窄。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美國GDP佔比從2007年的25%下降到2017年的24.32%，而中國則從6.1%上升到14.84%，差距縮小到個位數。據北大林毅夫教授的估計，中國或在2025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或許才是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國的最根本原因。
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闡述了貿易保護主義更容易贏得政治話語權的原因。實際上，帕累託早在1927年的《政治經濟學手冊》中就舉例說明了該原則的精髓：
為了解釋為何貿易保護主義的聲音更易於為人所知，我們有必要對社會活動的一般原則做一考察。個人所選擇的工作強度往往並不是與工作所帶來的收益或者這份工作使其免受的損害程度成正比。如果某一措施A會使1000個人每人失去1法郎，同時使1個人獲得1000法郎，後者將會千方百計地去獲得此收益，而前一類人則沒有什麼動力去組織該項損失的發生；到最後，很可能那個想獲得1000法郎的人會獲得成功。
縱觀二戰後美國的貿易政策，實際上是從戰後的全面多邊自由貿易轉變為上世紀80年代的局部多邊和全面多邊“兩條腿走路”，至今又發展為“三條腿走路”：以WTO為代表的全面多邊自由貿易、以G7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為代表的局部特惠貿易協定，再加上針對不同國家的雙邊貿易協定。但特朗普的原則是一致的，那就是公平，而且是美國定義的“公平”。特朗普聲稱，他的終極目標是“真正的自由貿易”。但是，任何特惠貿易協定（如雙邊或區域），本質上都是貿易保護主義，它建立了雙重標準，而且往往是不經濟的。
巴格沃蒂教授對此持悲觀態度，他在《今日自由貿易》一書中引用了日本財務省副大臣2001年在達沃斯論壇上的一段話：日本最後被迫簽訂雙邊貿易協定以追求貿易自由化，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真的很擔心，……世界範圍內的雙邊貿易協定是大小形狀各不同的石頭，很難想象如何將它們用來建立多邊自由貿易。
（作者系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長按識別二維碼更多精彩
閱讀更多 東方財經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