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大国兴衰是理解贸易政策之选择的永恒逻辑。
历史经验显示，新兴大国大多是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发展壮大的，而守成大国则倾向于执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当后者霸权地位受到新兴大国威胁时，往往会退回到保护主义的状态。这种政策的转换，大多发生在经济危机或者是战争时期。自由化的国家更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并且其经济实力往往会受到较大的影响。而原本实行保护政策的国家，受到的冲击则较小，并且可以趁机取得世界霸权地位。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英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后转向保护主义，在大萧条期间更为明显。美国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追赶”过程中，一直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后开始选择了自由贸易政策。随着德国、日本、中国的崛起，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开始兴盛，主张对这些交易伙伴进行制裁。石油危机后，分别对日本和德国等国发动贸易战。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是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美国知名经济学教授巴格沃蒂说，美国并不是不在意贸易规则的不对称，而是不在意比自己弱很多的贸易对手。当这些伙伴国不断壮大，不对等的规则就开始是个问题了。
从大国兴衰交替和贸易政策的选择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两股力量——经济危机和霸权衰落，推动着保护主义兴起。并且，他们往往是相伴而生的。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两股力量的交汇，一方面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中国却保持着较高的增速，两者的差距在加速收窄。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GDP占比从2007年的25%下降到2017年的24.32%，而中国则从6.1%上升到14.84%，差距缩小到个位数。据北大林毅夫教授的估计，中国或在202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或许才是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国的最根本原因。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阐述了贸易保护主义更容易赢得政治话语权的原因。实际上，帕累托早在1927年的《政治经济学手册》中就举例说明了该原则的精髓：
为了解释为何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更易于为人所知，我们有必要对社会活动的一般原则做一考察。个人所选择的工作强度往往并不是与工作所带来的收益或者这份工作使其免受的损害程度成正比。如果某一措施A会使1000个人每人失去1法郎，同时使1个人获得1000法郎，后者将会千方百计地去获得此收益，而前一类人则没有什么动力去组织该项损失的发生；到最后，很可能那个想获得1000法郎的人会获得成功。
纵观二战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实际上是从战后的全面多边自由贸易转变为上世纪80年代的局部多边和全面多边“两条腿走路”，至今又发展为“三条腿走路”：以WTO为代表的全面多边自由贸易、以G7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局部特惠贸易协定，再加上针对不同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但特朗普的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公平，而且是美国定义的“公平”。特朗普声称，他的终极目标是“真正的自由贸易”。但是，任何特惠贸易协定（如双边或区域），本质上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它建立了双重标准，而且往往是不经济的。
巴格沃蒂教授对此持悲观态度，他在《今日自由贸易》一书中引用了日本财务省副大臣2001年在达沃斯论坛上的一段话：日本最后被迫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以追求贸易自由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很担心，……世界范围内的双边贸易协定是大小形状各不同的石头，很难想象如何将它们用来建立多边自由贸易。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长按识别二维码更多精彩
閱讀更多 東方財經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