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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夏文明浩浩湯湯的歷史長河裡，他像是築起了一個蓄水池，讓那釋老之道、周易之理、濂關之學在這裡積累、沉澱，讓孔孟、兩程、楊時遊酢、羅從彥李侗在這裡匯成一體，隨後打開閘口，從這裡，源源不絕流淌而出的，已是華夏文脈最為正本之清流了。也難怪那句詩：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會是出自他之手了。
朱熹
從28歲師奉李侗到33歲那年李侗辭世，承襲了道統血脈之朱熹，應詔入對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時，所呈三札：一札論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反對老、佛異端之學；二札論外攘夷狄之復仇大義，反對和議；三札論內修政事之道，反對寵信佞臣。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求學問道間，已然隱隱一代宗師之風範。
彼時，楊時遊酢胡安國早已不在，羅從彥胡宏李侗也剛辭人世，尚還年輕的他，一身苦修後，滿懷絕技中，舉目四方，卻突然有了“舉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的惆悵感。
所幸他還是碰見了一位難得的對手，一位比他年輕三歲，亦傳承了閩學精華並開創了湖湘學派的對手。
張栻
時至今日，在湖南嶽麓書院的講堂之中，依舊傲然端放著兩個座椅，這講堂之上，似乎朱熹、張栻兩位超越時代的大師餘音還在迴盪，那座椅之間，兩種千年猶暖的文脈餘溫還在躍動。
800多年前，朱熹，這個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哲學家、經學家之一，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南宋“閩學”的創始人，繼孔子後的另一座高峰；張栻，南宋著名的理學大師，抗金名將張俊之子，胡安國胡宏的嫡傳弟子，與朱熹、呂祖謙合稱“東南三賢”，為湖湘學派的一代宗師。這兩位當時處於中國學術文化最前列的頂級大師，在這裡，用精密嚴謹的思維、平等大度的交流、尊道創新的探索，探討了哲學意義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秘密，開啟並進行了一場幾乎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文明對話，史稱“朱張會講”。在“朱張會講”凝重深厚的文化背景下，時至今日，那講堂之中，兩把普普通通的座椅，依然高高在上，悄然俯視著嶽麓文脈、湖湘文脈甚至是華夏文脈，令人可望而不可及，可拜而不可坐。
朱張會講
公元1167年8月，在和張拭通過信箋緊密交流，論道神交了一些時間後，雖然地位遠在張拭之上，但頗有相見恨晚之感的朱熹，還是心懷坦蕩地，率先帶著一批弟子，從福建崇安啟程，走了一個多月，行程近2000公里，抵達其時由張栻正在主教的嶽麓書院。由此，嶽麓書院，在兩顆深邃靈魂的碰撞下，迎來了其漫長歲月裡第一次劇烈的心跳。兩位絕世高手的過招，就如同古龍筆下那場西門吹雪與葉孤城的決戰紫禁之巔，讓南宋的學者文人士大夫乃至許多普通民眾都趨之若鶩，蜂擁而至，以致嶽麓書院“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作為南宋乃至未來千年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文化事件，“朱張會講”，不僅確立了嶽麓書院獨一無二的學術地位，推動了閩學和湘學的交流融合，擴大了湖湘學派影響，自此之後，嶽麓書院，也開始以聲聞遐邇的理學傳習基地，一躍而起，成為全國四大書院之首。
嶽麓書院
書院講學兩個多月後，朱熹與張栻兩位知己同遊南嶽，張栻送別朱熹直至株洲，方舍告別，並作《送元晦尊兄》詩贈朱熹，其中有云：“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遊。不遠關山阻，為我再月留。”而朱熹呢，亦以詩作答，稱“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況憚湘水深”，“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在這樣的相知相識、相和相酬裡，不難看出，兩人間的那份高山流水會知音之感懷。
1180年，張栻在留下了《南軒文集》、《論語解》、《孟子說》等著作後，病逝於湖北江陵，年僅48歲。許是因早逝，這張栻的文化智慧之光終是不如他的兄長朱熹，亦有許多人認為，這也正是張栻在成就及學術地位上不及朱熹的重要原因。而他病逝後，其弟也正是恭請朱熹為其撰寫墓誌銘。除了朱熹，怕也是沒人再提得這枝筆、寫得此篇文了，就算是近千年後的今天，想來也該是如此吧！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似如朱熹所言，“朱張會講”後，朱熹不僅完成了重要的著述——《東歸亂稿》，更在兩年後的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舊說”之非，用“敬”和“雙修”思想重讀兩程著作，以全新角度及視野獨創“中和新說”。這不僅標誌了朱熹理學思想的全面成熟，更是華夏理學學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影響十分深遠的重大事件。
體悟中和新說之後，在同一年的時間裡，朱熹還開始了長達六年的靜心傳道授業並著書的時間。
寒泉精舍
這年的九月，朱熹母親去世，朱熹於建陽建立了生平的第一個書院——寒泉精舍為母守墓，開始了長達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時期。在這裡，朱熹完成了《資治通鑑綱目》、《伊洛淵源錄》、《論語集註》、《孟子集註》、《論語或問》、《孟子或問》等著作。
在寒泉精舍的時光一直到1175年，那年的正月，朱熹在寒泉精舍迎候了浙東名儒，浙學金華學派領袖，與朱熹亦是同出“武夷三先生”門下之呂祖謙，這次的碰面聚首，被後人稱為“寒泉之會”。在寒泉精舍，他們共同研讀周敦頤、二程和張載的著作二十七種，深感這些著作博大精深，難以為初學者所掌握，於是採擷其中切合日常用的六百二十二條，編成《近思錄》，作為理學的入門書，由朱熹弟子蔡元定一同協助編輯。兩人於武夷區域交遊、講學、論道直至同年五月，在呂祖謙、朱熹遊覽武夷名勝，一同至六曲響聲巖下，由朱熹題寫之遊記，時至今日，這一題刻仍清晰地印刻在響聲巖上，而那更為醒目的朱熹四字題刻：逝者如斯。更是千百年來，讓每一個後來者，都不忘這次的寒泉之會，他用這樣特別的一種方式，將自己和同門師弟的情誼深深地鏤刻進了久遠的未來時空……
鵝湖書院
而後，朱熹一路將東萊先生呂祖謙送到了江西信州鵝湖寺（今鵝湖書院）。而呂祖謙呢，更提前約來了陸九齡、陸九淵兄弟前來相會，這便是文化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鵝湖之會的直接動因，是呂祖謙想利用這個機會調和朱、陸學說之間的矛盾。此次的會面，讓朱的客觀唯心主義和陸的主觀唯心主義的作了一次全面直接深入的爭論，在呂祖謙的主持下，上百位社會賢達、名士儒者雲集相聚，一同見證了這次全方位的哲學論戰。鵝湖，那個生機勃勃、綠意盎然的初夏，讓思想因獨立自由而變得生動，因激辯堅守變得豐厚，也是從那時候起，整個中國的思想史，都開始在聆聽這場思辯迴音中，慢慢地深邃久遠著中國哲學史上一次堪稱絕對典範的學術討論會。
鵝湖之會
如果說，“朱張會講”更多的是一次關於太極、中和的過手，最好的招式是高山會意流水般的交融；而“寒泉之會”，則是一次對先賢古聖的簡明，最佳的招式當是清風通達明月的合作；而這一次呢，卻是完全道不同不相為謀的針鋒相對，陸九淵的開場詩：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似乎從一開始就預示了這已然難能成為共識，最終幾個日夜的激辯也未能達成一致。但那把孤獨許久的劍，終於再度出鋒，罕見地有了可以過招的對手，想來他是欣慰的。惺惺相惜的背後，卻是不知，彼時的他，能否得知，在此後的幾百年時間裡，接引著“鵝湖之會”的源泉，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卻綿延跌宕出了一次次時代思辨之爭，至今不絕。 但無論理學心學之爭如何之勢同水火，綿延不絕，豁達如朱熹，於私交上，還是引陸九淵為知己，五年後，朱熹在重建白鹿洞書院時，便邀請陸九淵前來講學，而陸九淵在其兄陸九齡離世時，請得正是朱熹為其兄撰寫墓誌銘。
“鵝湖之會”後，朱熹返回福建崇安時，路過福建和江西交界的武夷山脈“分水關”，站在這“八閩第一關”前，俯瞰福建和江西兩省，而分水關向南之水流匯入福建的閩江，向北之水流匯入江西的贛江。此時的朱熹不由有感而發，以水流分合的情景，表達了求同存異的哲思，寫下五言絕句：
《題分水關》
地勢無南北，水流有西東。
欲識分時異，應知合處同。
此後，在風雨飄搖的時代裡，朱熹把對民族的憂患寄託於教育拯救，將教育作為一生的追求，並且認為教育的最好平臺就是書院。因此，朱熹在寒泉精舍後，又興建、修建、擴建了雲谷書院、武夷精舍、考亭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湘西精舍等書院十餘座，遊講各地書院數十所。他為廬山白鹿洞書院講學時制定的學規，也用在了嶽麓書院，被稱為“朱子學院教條”，之後，中國四大書院的白鹿洞書院與嶽麓書院，同以此規訓學生達千年之久。
52歲時，朱熹才將《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註》《孟子集註》四書合刊，經學史上的“四書”之名終於第一次出現。此後，朱熹將大多數的精力，嘔心瀝血於修改《四書集註》，並將《四書》定為封建士子修身的準則，《四書》的出現，真正構成了朱熹的一個完整嚴謹的理學思想體系。
水長無華，相蕩而生漣漪；石本無火，相擊始發靈光。朱熹自是深明此理，55歲時，帶著理不辯不明的信念，他還遠赴浙江，同小自己十幾歲的陳亮展開義利王霸辯論，力陳浙學之非。
也許是那場“慶元黨禁”讓他經歷了太多的風霜，又或許前一天修注《大學章句》，耗費了太多的心血，公元1200年3月初9，這個風燭殘年的老者終於倒下了。所幸，彼時，他的高足們如黃幹，劉爚，陳淳們已經接過了他的衣缽。在他們的致力下，朱子理學，山高水長，播撒到了四海之大，川流不盡。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朱門映柳中，他們將華夏之道統，朱熹手上那個的接力棒一起接過，薪火相傳。
在公元1200年，這個世紀開元年裡，似乎一切的大事都提前預知了朱熹的辭世，選擇了躲避與退讓，這大概也算是天地萬物與自然人神冥冥之中，對於這個偉大者，一份最為特別的敬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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