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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文明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里，他像是筑起了一个蓄水池，让那释老之道、周易之理、濂关之学在这里积累、沉淀，让孔孟、两程、杨时游酢、罗从彦李侗在这里汇成一体，随后打开闸口，从这里，源源不绝流淌而出的，已是华夏文脉最为正本之清流了。也难怪那句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会是出自他之手了。
朱熹
从28岁师奉李侗到33岁那年李侗辞世，承袭了道统血脉之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时，所呈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求学问道间，已然隐隐一代宗师之风范。
彼时，杨时游酢胡安国早已不在，罗从彦胡宏李侗也刚辞人世，尚还年轻的他，一身苦修后，满怀绝技中，举目四方，却突然有了“举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惆怅感。
所幸他还是碰见了一位难得的对手，一位比他年轻三岁，亦传承了闽学精华并开创了湖湘学派的对手。
张栻
时至今日，在湖南岳麓书院的讲堂之中，依旧傲然端放着两个座椅，这讲堂之上，似乎朱熹、张栻两位超越时代的大师余音还在回荡，那座椅之间，两种千年犹暖的文脉余温还在跃动。
800多年前，朱熹，这个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创始人，继孔子后的另一座高峰；张栻，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抗金名将张俊之子，胡安国胡宏的嫡传弟子，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这两位当时处于中国学术文化最前列的顶级大师，在这里，用精密严谨的思维、平等大度的交流、尊道创新的探索，探讨了哲学意义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秘密，开启并进行了一场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明对话，史称“朱张会讲”。在“朱张会讲”凝重深厚的文化背景下，时至今日，那讲堂之中，两把普普通通的座椅，依然高高在上，悄然俯视着岳麓文脉、湖湘文脉甚至是华夏文脉，令人可望而不可及，可拜而不可坐。
朱张会讲
公元1167年8月，在和张拭通过信笺紧密交流，论道神交了一些时间后，虽然地位远在张拭之上，但颇有相见恨晚之感的朱熹，还是心怀坦荡地，率先带着一批弟子，从福建崇安启程，走了一个多月，行程近2000公里，抵达其时由张栻正在主教的岳麓书院。由此，岳麓书院，在两颗深邃灵魂的碰撞下，迎来了其漫长岁月里第一次剧烈的心跳。两位绝世高手的过招，就如同古龙笔下那场西门吹雪与叶孤城的决战紫禁之巅，让南宋的学者文人士大夫乃至许多普通民众都趋之若鹜，蜂拥而至，以致岳麓书院“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作为南宋乃至未来千年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事件，“朱张会讲”，不仅确立了岳麓书院独一无二的学术地位，推动了闽学和湘学的交流融合，扩大了湖湘学派影响，自此之后，岳麓书院，也开始以声闻遐迩的理学传习基地，一跃而起，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首。
岳麓书院
书院讲学两个多月后，朱熹与张栻两位知己同游南岳，张栻送别朱熹直至株洲，方舍告别，并作《送元晦尊兄》诗赠朱熹，其中有云：“君侯起南服，豪气盖九州。顷登文石陛，忠言动宸旒。……尽收湖海气，仰希洙泗游。不远关山阻，为我再月留。”而朱熹呢，亦以诗作答，称“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不忧天风寒，况惮湘水深”，“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在这样的相知相识、相和相酬里，不难看出，两人间的那份高山流水会知音之感怀。
1180年，张栻在留下了《南轩文集》、《论语解》、《孟子说》等著作后，病逝于湖北江陵，年仅48岁。许是因早逝，这张栻的文化智慧之光终是不如他的兄长朱熹，亦有许多人认为，这也正是张栻在成就及学术地位上不及朱熹的重要原因。而他病逝后，其弟也正是恭请朱熹为其撰写墓志铭。除了朱熹，怕也是没人再提得这枝笔、写得此篇文了，就算是近千年后的今天，想来也该是如此吧！
“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似如朱熹所言，“朱张会讲”后，朱熹不仅完成了重要的著述——《东归乱稿》，更在两年后的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两程著作，以全新角度及视野独创“中和新说”。这不仅标志了朱熹理学思想的全面成熟，更是华夏理学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
体悟中和新说之后，在同一年的时间里，朱熹还开始了长达六年的静心传道授业并著书的时间。
寒泉精舍
这年的九月，朱熹母亲去世，朱熹于建阳建立了生平的第一个书院——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在这里，朱熹完成了《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等著作。
在寒泉精舍的时光一直到1175年，那年的正月，朱熹在寒泉精舍迎候了浙东名儒，浙学金华学派领袖，与朱熹亦是同出“武夷三先生”门下之吕祖谦，这次的碰面聚首，被后人称为“寒泉之会”。在寒泉精舍，他们共同研读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著作二十七种，深感这些著作博大精深，难以为初学者所掌握，于是采撷其中切合日常用的六百二十二条，编成《近思录》，作为理学的入门书，由朱熹弟子蔡元定一同协助编辑。两人于武夷区域交游、讲学、论道直至同年五月，在吕祖谦、朱熹游览武夷名胜，一同至六曲响声岩下，由朱熹题写之游记，时至今日，这一题刻仍清晰地印刻在响声岩上，而那更为醒目的朱熹四字题刻：逝者如斯。更是千百年来，让每一个后来者，都不忘这次的寒泉之会，他用这样特别的一种方式，将自己和同门师弟的情谊深深地镂刻进了久远的未来时空……
鹅湖书院
而后，朱熹一路将东莱先生吕祖谦送到了江西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而吕祖谦呢，更提前约来了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相会，这便是文化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此次的会面，让朱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作了一次全面直接深入的争论，在吕祖谦的主持下，上百位社会贤达、名士儒者云集相聚，一同见证了这次全方位的哲学论战。鹅湖，那个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初夏，让思想因独立自由而变得生动，因激辩坚守变得丰厚，也是从那时候起，整个中国的思想史，都开始在聆听这场思辩回音中，慢慢地深邃久远着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绝对典范的学术讨论会。
鹅湖之会
如果说，“朱张会讲”更多的是一次关于太极、中和的过手，最好的招式是高山会意流水般的交融；而“寒泉之会”，则是一次对先贤古圣的简明，最佳的招式当是清风通达明月的合作；而这一次呢，却是完全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针锋相对，陆九渊的开场诗：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似乎从一开始就预示了这已然难能成为共识，最终几个日夜的激辩也未能达成一致。但那把孤独许久的剑，终于再度出锋，罕见地有了可以过招的对手，想来他是欣慰的。惺惺相惜的背后，却是不知，彼时的他，能否得知，在此后的几百年时间里，接引着“鹅湖之会”的源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却绵延跌宕出了一次次时代思辨之争，至今不绝。 但无论理学心学之争如何之势同水火，绵延不绝，豁达如朱熹，于私交上，还是引陆九渊为知己，五年后，朱熹在重建白鹿洞书院时，便邀请陆九渊前来讲学，而陆九渊在其兄陆九龄离世时，请得正是朱熹为其兄撰写墓志铭。
“鹅湖之会”后，朱熹返回福建崇安时，路过福建和江西交界的武夷山脉“分水关”，站在这“八闽第一关”前，俯瞰福建和江西两省，而分水关向南之水流汇入福建的闽江，向北之水流汇入江西的赣江。此时的朱熹不由有感而发，以水流分合的情景，表达了求同存异的哲思，写下五言绝句：
《题分水关》
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
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
此后，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朱熹把对民族的忧患寄托于教育拯救，将教育作为一生的追求，并且认为教育的最好平台就是书院。因此，朱熹在寒泉精舍后，又兴建、修建、扩建了云谷书院、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湘西精舍等书院十余座，游讲各地书院数十所。他为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制定的学规，也用在了岳麓书院，被称为“朱子学院教条”，之后，中国四大书院的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同以此规训学生达千年之久。
52岁时，朱熹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终于第一次出现。此后，朱熹将大多数的精力，呕心沥血于修改《四书集注》，并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的出现，真正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严谨的理学思想体系。
水长无华，相荡而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始发灵光。朱熹自是深明此理，55岁时，带着理不辩不明的信念，他还远赴浙江，同小自己十几岁的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
也许是那场“庆元党禁”让他经历了太多的风霜，又或许前一天修注《大学章句》，耗费了太多的心血，公元1200年3月初9，这个风烛残年的老者终于倒下了。所幸，彼时，他的高足们如黄干，刘爚，陈淳们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在他们的致力下，朱子理学，山高水长，播撒到了四海之大，川流不尽。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门映柳中，他们将华夏之道统，朱熹手上那个的接力棒一起接过，薪火相传。
在公元1200年，这个世纪开元年里，似乎一切的大事都提前预知了朱熹的辞世，选择了躲避与退让，这大概也算是天地万物与自然人神冥冥之中，对于这个伟大者，一份最为特别的敬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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