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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30年的冬天，彼時，蒙古窩闊臺三路攻金，幾近尾聲，滅金已然指日可待，揮師南下也已迫在眉睫，在家國破碎、山河搖墜中，已過知天命年、由朝廷重臣退隱歸鄉的西山先生真德秀，在古建州莫干山上，驚聞其視之為兄長的九峰先生蔡沈逝世。悲慟之中，真德秀寫下《九峰先生蔡君墓表》，其中有云: “詣君以別，會李敬子、公晦、蔡元思繼至，引觴命釂，名論迭發，雜以辨爭，競日散去。……比年退處，念一相從於蘆峰幔亭間，迄不可得，而坐中客如君與公晦父皆不復存，然後知一日之會為千載之訣，其亦可悲也?”
這是南宋理學中心區域，古建州配祀孔廟的兩位大儒之間，最後一次的對話。五年後，當真德秀也潸然離世時，他是否知道，自己寫給蔡沈的“一日之會竟成千載之決”，不僅適用在了他們之間的相遇與離別，更像是為古建州的理學極盛漸衰而嘆唱！在他們之後的今千年時間裡，理學名區，獨盛於閩，不惟比擬伊洛，直以並稱鄒魯的建州武夷，像是突然用完了所有的文脈與運脈，從此不見一個能夠配祀孔廟、立於華夏文明大道上的賢德引領者、傳燈人。
慶元黨禁事發，為師長朱熹所牽連，蔡沈與父親蔡元定遭謫道州（大致為今湖南湘西一帶），朝廷催迫甚急，父子倆毫不動容，素履草鞋而往，徒步三千里，足淌血而無微言，聞雷霆而一笑之，艱辛而至，閉戶讀書，授徒講學，其時，元定更留書告誡子孫：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不要因為我的受責，而鬆懈了你們的修行。次年，元定離世，蔡沈護柩還閩，感念其父子之德行及傳道受業，歸途之中，銀物相贈以示敬重者，不計其數，蔡沈一一拜謝，但堅不肯受，傳為千古之佳話。正是有了這樣的父親，建州建陽蔡氏其時出現了蔡氏一門九儒之佳話，其中佼佼者，自是蔡沈莫屬，他為《尚書》所注的《書集傳》，更和胡安國的《春秋傳》、朱熹的《周易本義》、《詩集傳》成為元明清三代的官書和科考的教科範本。
只可惜，這本該在建州開枝散葉、瓜瓞綿延的建陽蔡氏，因避戰亂，其中之主幹，蔡沈之子孫遠遷至湖南華容，也即蔡氏父子當年廣受稱譽之地，併成為今日鼎鼎有名的華容蔡氏。
而西山先生呢，雖然被盛譽為：“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為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並與鶴山先生魏乃翁被認為是理學處於低潮時期，站出來重新樹立理學正統地位的關鍵主導者。魏、真二人在當時不僅具有高度的理學素養，而且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極高的聲望，時人將此二人比之宋室南渡時的李綱、趙鼎，同代之中的文天祥，加之他們志同氣合，慨然以斯文為任。後世黃百家曾有言說：“從來西山鶴山並稱，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獨舉也，猶如司馬文正、範忠文之生同志、死同傳”。但就像黃道周所說，西山倚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如此西山，亦終是未能讓閩學之衣缽於他手中發揚光大。
這人傑地靈之上，那閩學在南宋之後，於古建州與武夷區域的逐漸衰頹，與時代、經濟、科技等因素亦是息息相關。宋室兩朝，建州偏安江南，因政治穩定，得到朝廷重視，士族青睞，經濟得以快速發展，至北宋徽宗期間，建州人數已增至唐時三倍以上，《方與勝攬》中記載建寧府城已是“萬室星聯，頗有繁華之氣象”的盛景。其時，建州之茶之盞執全國之牛耳，為皇族世家及士大夫之至愛，這至金至貴的茶與盞，為古建州的經濟高速發展插上了騰飛的翅膀；而獨有的雕版印刷更是建州文化昌隆，武夷成為華夏文明中原的重要因素。然元、明以降，雕版印刷傳至全國，瓷業中心也漸漸轉移到景德鎮及德化等地，宋末元時明亡之戰火，也開始於建州狼煙四起。更重要的是，當陸秀夫揹著小皇帝，在崖山縱情一躍時，那執華夏道統之牛耳的閩學，在崖山之後無華夏的悲音裡，在元之高壓統治下，在明代朱元璋視文人士大夫為奴才的政策中，已然無可避免地漸漸沉默，而在這樣的山隅之地，僅憑建州之茶，當然更無法長久支撐起華夏文明核心區域的旗幟。
古建州最後之榮光，總結於元理學家、朱熹三傳弟子建陽熊禾之語：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 時至今日，亦依然見證在《辭海》中對八閩的解釋：八閩為福建之別稱，福建古時為閩地，北宋時分為八州、軍，南宋時分為八府、州、軍，元時分八路，至明初定為八府：崇安、建寧、延平、福州、興化、泉州、漳州、汀州。謂八閩之府者，古建州統攬其三，福建者，福州、建州也。建州，閩江之源，八閩之源，閩地之源也。
由宋至元而明，雖然古建州武夷中原之道統，仍然吸引了王陽明、黃道周這樣的一代鴻儒，繼續前來授經講學，但他們畢竟只是匆匆過客，只能稍增顏色。就如同見羅先生李材，於萬曆年間,在武夷九曲的一曲水光石上，題下“修身為本”四字時，他應是知道，當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黃乾的道統血脈，已經不在武夷山水之間流淌時，已沒有誰能再於九曲摩崖間題得：“逝者如斯！”這樣的超越歷史時空之感嘆。
就像是那建州之盞，在明代，將八閩瓷都的地位無奈地傳給了德化之白，這閩學，也在這樣的年代裡，將旗幟由建州武夷南傳到了閩南濱海。
這泉州理學之興，始於南宋，其時，朱松、朱熹父子在安海（當時稱石井）傳播義理之學，“二朱過化”之後，理學之風漸盛於晉江、泉州，而朱熹之子朱在主持修建的石井書院更成為了未來很長時間裡的理學傳播基地。
安海書院
當然，這一切，還要感謝一個人，正是這個人，接過了朱氏三代之衣缽，將正本清流之閩學得以續統南傳。他叫蔡清，他是泉州地區歷史上唯一配祀孔廟的一代大儒；他花一生之心血，力學六經、諸史集史集等書，承繼理學家程顥、程頤、朱熹等人之精華；他在泉州開元寺結社研易，與李廷機、張嶽、林希元、 陳琛等28人，以“清源治《易》二十八宿”名動四海； 彼時，時人稱“今天下言《易》都皆推晉江，士大夫談理學，唯清尤為精詣。”；他不僅是泉州研究理學的中心人物，而且形成清源學派，其影響遍及全國，是明代理學、正宗閩學的代表性、標誌性人物； 他在泉州清平鋪樓上潛心著述，寫成《 四書蒙引》，捍衛朱熹的學說。在他的力倡下，朱熹的《四書集註》成為明、清時期以經術取士的科舉考試之標準答案。
清代北京“泉州會館”有副對聯：“清紫葵羅鍾間氣，蒙存淺達有遺書”。上聯誇耀泉州山川鍾靈，有清源山、紫帽山、葵山、羅裳山四大名山;下聯稱讚泉州名人薈萃，重要著述有蔡清的《易經蒙引》、林希元的《易經存疑》、陳琛的《四書淺說》、蘇 君禹的《四書達說》，這四部著作，有的欽命刊行，有的收入《四庫全書》，成為閩南泉州的文化驕傲，也是閩學之光的風骨猶健。
彼時，蔡清之門生弟子，有陳琛、易時中、張嶽、王宣、林同、蔡烈、李墀、張元璽、趙錄等，皆為其時一時之翹楚，人人居官清正，個個有著作傳世，引一時風氣之先。他們所教的學生，也都卓有成就，易時中的學生王慎中為明代古文運動的領袖、嘉靖八才子之首，王宣的學生俞大猷是明代捍衛邊疆的一代名將。這樣的影響還延伸到了鄰里的漳州府，明末的黃道周和蔡清一起，成為配祀孔廟的先賢，《明史》贊其：“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
但無如如何，這時的閩學，雖風韻猶存，但對華夏文明之影響，已經不可能與朱門映柳時同日而語了。從兩宋到元明，從建州武夷到閩南濱海，從道統華夏到偏安一隅，閩學，就像是做了一場恍如隔世的夢，轉瞬之間，便從日盛中天就到了夜半風徐，就如同龜山先生楊時在幾百年前的輕輕嘆語：
蝶夢輕揚一室空，夢迴誰識此身同？
窗前月冷松陰碎，一枕溪聲半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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