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作一個假設，假如你是強暴受害者。
你是一個女生，剛剛成年，對人世懷著天真的好感。在毫無預兆的時刻，你被一個男人強暴。這個男人，不是過路的醉漢，不是性飢渴的民工，而是你熟悉甚至尊敬的長輩、領導或老師。你會報警嗎？
我相信，一大部分人可能脫口而出：會！
但你再想想。如果報警，在這樣一個男權社會，受害者不會被原諒，你成為不潔的象徵，父母臉上無光，旁人津津樂道，你還會被懷疑動機、道德審判、輿論攻擊，你成為明晃晃的羞恥，在暗戀的男生面前，永遠抬不起頭。
你還會報警嗎？
是的，你猶豫了。你權衡承受一時受辱，與承受半生受辱，哪一個性價比更高。結果是，大多數受害者忍氣吞聲，獨自用巨大的身心創傷，來為施暴者的過錯買單。
事情還沒結束。假設還沒完。
你在浴室裡清洗自己，你消除了證據，默默承受這一切。你覺得一定是自己做錯了什麼，才會導致這樣的懲罰。你覺得自己髒、賤、齷齪、不再清白和美好，你自我封閉，恐懼男人。
那麼，接下來你會如何做呢？這個施暴的人，你無法逃避，他在學校、單位或家裡，天天與你見面，他溫存地向你示好，送你小禮物，提供小便利。
你覺得自己已是破鞋，回天乏術，抗爭無意義，而你內心又有巨大的委屈和羞恥，需要他人與你共同承擔，那麼，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你會堅定地與他劃清界限，還是繼續和他上床，獲取安慰？
是的，大多數沉默的受害者，因為這個原因，成為罪犯長期的羔羊。
如果罪犯有家庭，你順理所章變成小三和淫婦，你最初的恥感，又加上罪感，諸罪並罰，你更加無法寬恕自己，形成強大的心理煎熬。
但你不能對任何人說，知曉秘密的，只有一個人。你更加依賴他，甚至以為，自己愛上了他。斯德哥爾摩症狀，在你身上淋漓盡致地演繹。
但是，在這種被控制的關係裡，你從內心裡鄙夷自己，你學會了自輕自賤，然後，無意識地自殘。
以上就是電影《不能說的夏天》 所呈現的社會現狀，也是更多強暴受害者的殘酷現實。
電影由真實案件改編。暨南大學教授李文志利用職務之便，涉嫌強制猥褻女研究生。
該案一審判刑一年兩月，減刑為七月。二審改判無罪。被害方繼續上訴，還沒有等到宣判，教授死於心臟病，而當事女生自殺了4次，至今仍未徹底走出。
風在樹葉穿梭低語，心事忽暗又忽明
像空氣微塵在飄蕩著
陽光跳躍在平靜海面，最深的洶湧看不見
回憶隨波浪推移著
愛是偶然的存在，還是種莫名的意外
心鎖了就打不開，噤默的誰都不明白
伴著歌聲，女主角白白出現在我們面前。明亮、年輕、精緻如瓷。她坐在高鐵上，戴著耳機，陽光透過車窗，在她臉龐上游移，美得讓人生疑。
那一年，白白23歲，剛剛考入臺東大學音樂學院。未來就像彼時風景，怎麼看都五彩斑斕。後來，她遇見一個可愛的男生木宏，也遇見摧毀她青春的人，李仁昉。
他站在指揮台上，從容儒雅，高高在上，被所有學生信服。但他利用白白的信任，在辦公室裡將她強暴。
白白不是個例。
事發辦公室外的學姐，教室裡的其他女生，畢業了的，未曾畢業的，都有被教授染指的人存在。這是一個體面卻骯髒的生態系統，每個人都是當事人。可是，人人噤若寒蟬，人人在裝睡。
和學姐們一樣，和大多數社會經驗不足的女孩一樣，白白沒有報警，只是愈發沉默，並且在接下來的時間裡，依然和李教授保持曖昧關係。
她的安靜是一種矇蔽，讓大家以為，她已經消化掉了所有的不快、憤怒、悲痛、恐懼……但她的依賴並不代表默許，服從不代表認同，“愛”不代表寬恕。
那些屈辱與傷害從未離開，它們成為潛意識，在夢裡，對她追問、威脅、倒戈相向。
她在海浪裡沉溺，放棄掙扎；
她睡著以後，無意識地自殺，血染透了牆壁、被褥和窗；
她在事件曝光後，面對羅生門式的偽證，漫天的輿論攻擊，喜歡的男生去世，以及母親歇斯底里的咒罵，“是不是你勾引教授，是不是你勾引教授？”再次自殺。
在心理學上，這種症狀叫PTSD創傷症後群，即創傷後應激障礙。個體經歷深度創傷後，因種種原因壓抑下來，長時間積累，倘若被某些事件激發，就會造成自傷、自殘等應激反應。
但不論受害者如何痛苦，這種案件因為受害者長期受控，不願出面，取證困難，不但贏不了，甚至立不了案。
電影中，徐若瑄扮演的律師有良知，有勇氣也有見識，她接了下來，然後，我們跟著她的維權，遇見困難重重的上訴過程，也遇見整個社會對強姦受害者的偏見。
在學校裡，學生把白白當成不潔的異類。
在她母親眼中，她成為騷貨。
在網絡上，她經受接踵不斷的咒罵和攻擊。
整個社會提前把天平倒在了權威腳下。在老師的資源、地位和聲望面前，許多人不顧一切，維護學者的形象，維護音樂家的尊嚴，被傷害和自我傷害的白白，成了人人喊打的弱者。
索爾•貝婁說，“當膽怯的智慧還在猶豫的時候，勇敢的無知已經行動了！”
為什麼你不說？
王維明的鏡頭很節制。電影沒有放大強暴過程的痛苦，而是把關注焦點，放在了受害者的心靈創傷，民眾反應，以及維權的艱難上。
通過這種呈現，更沉重的現實接踵而來——貞潔的破壞固然可怕，精神的異化更為危險，而文化的偏見與法律的漏洞，則可以顛倒黑白，成為惡的幫兇。
這不單是一樁社會事件，而且是一樁心理案例。
為什麼你不說？為什麼你不反抗？為什麼你受害之後，依然順從於他，甚至，愛上他？你是不是就是賤？
這是所有受害者最痛苦的癥結，也是難以一言道明的心理問題。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發生的原因，到底是什麼？拋棄所有即成的答案，結合電影，我理出以下幾點。
- 這是一種為自己的（尤其是痛苦的）人生境遇辯護的本能，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
比如白白，當她遭遇性侵，性尊嚴被強行破壞，這種無法消化的痛苦，找不到她認為妥當的渠道來擺平。她反抗不得，又逃避不得。那麼，最好的方式，就是愛上痛苦，愛上施加痛苦的人，用愛來化妝和潤滑這段關係。
如若不是，白白就會產生永無休止的、與現狀對抗的痛苦。
相比於告訴自己“教授是衣冠禽獸”，暗示自己“我是不是愛上教授了”，對於受害人而言，後者對於心理的釋壓，有更大的好處。因為前者會帶來強烈的不潔感、自責感和負罪感，成為生命無法承受之輕。
對抗你可以可抗的，愛你不敢對抗的。
接納痛苦，認同傷害，向加害者示好，是一種心靈防禦的生存手段，它能緩解自我加罰的煎熬。所以，出於趨樂避苦的本能，白白讓自己“愛”上了對方。
- 在不平等權力關係下的認同體驗。
教授對於白白，是掌握學業事業生殺大權的決定者，握有決定畢業、留在樂團以及寫推薦信與否的具體權力。在這樣的利益結構中，受害人非常被動。她的主動舉證，會造成一系列的麻煩。
教授是強大的，白白是弱小的。
封閉的關係，力量的不均等。在這種權力關係下，對抗顯然代價極大。那麼，將敵對的“你和我”，轉變成親密的“我們”，去除敵意，變成一個整體，虛構成一個心理避難所，可以使白白在孤苦無依、四面楚歌時，獲得安全感。
互動程度越深，認同也就越強烈。
而性，是讓兩個人最近的方式。
於是，在電影中，我們看到白白在流言蜚語中，主動脫下衣服，撲到教授懷裡。因為，她需要這種關係的安慰。
再加上，白白從小沒有父親，當她遇到李教授，出於一種心理移情，將對父親的渴望遷移到教授身上，滿足父愛的飢渴。
- 反抗意識在長期的恐懼與壓力下會逐漸弱化。
一個人長時間生活在恐懼與壓力下，其對控制者的抵抗力，就會逐漸減弱。
比如，家庭暴力受害者、恐怖分子、邪教成員等等，多會因為強壓與恩惠，自我逐漸弱化，精神不再獨立，最後以一種近乎崇拜或愛的方式，去討好施虐者。
白白第一次被強暴時，教授情緒失控，大聲嘶吼，讓她縮成一團，繼而強行剝奪她的性尊嚴。
父權深重的社會里，女性的性尊嚴，無疑是最重要的尊嚴，失去這個，就會失去底線。
失去底線之後，她依然處於控制中，不能擺脫他的陰影，壓力四季常青，恐懼濃雲密佈。那麼，她就會在這種恐懼以及無助中，一定會放棄堅守，逐漸屈服，成為沉默的羔羊。
裝睡的人快醒來。
豆瓣電影裡，《不能說的夏天》評分很低，只有6.9。因為線索過於冗雜，明的、暗的、公的、私的，事件過多，無法收尾，於是稍嫌倉促潦草，顯得眼高手低。
但我還是給了五星。因為，我真的很感謝這部電影。
感謝它讓人們看到一個真相：受害者噤若寒蟬並不代表罪惡不存在，相反，它更有力地證明，這世界上的人，包括受害者自己，可能都會在封閉的共生關係中，自我催眠，一直裝睡。
徐若瑄在電影末尾，有一段令人潸然淚下，又拍案叫絕的臺詞：
當自訴人告訴我，她認為自己愛著被告的時候，我不能說什麼。我不能阻止她在庭上說出實話，也不能告訴她，那是她的幻覺。
白白說服自己，他們是彼此愛著對方的。因為那是她唯一賴以為生的念頭。
因為被告利用職務之便，營造了這種封閉的共生關係，讓自訴人不自覺心生恐懼，掉入陷阱，因而失去了向外的求助能力。
我懇請您理解，這不只是一個案子。
許多受害人因為畏懼加害人的權勢，而認為自己無能反抗。沒有人告訴她們，能夠改變自己的生活，可以反抗不公。
前段時間，在公號裡貼了一篇關於性侵的文章，後臺收到有史以來最多的回覆。回覆的多是女生，因為她們，我才知道，像白白一樣受害，也像白白一樣沉默的姑娘，比我想象的多得多。
“……我也被強暴過......後來，我再也無法接受自己，現在彎了，變成了同性戀……”
“……深深地厭棄自己，自殘成性……”
“……我沒有木宏，沒有王老師，沒有方律師，唯一能給予我幫助的人，沒有伸出援手，反而因為偏見，將我往深淵更深地推了一步……”
更要命的人，這些悲劇後面的人，都沒有報過警，任由傷害像奧菲麗婭的影子一樣，藏在生命的暗處，嚴防死守，不為人知，一到夜晚，爭相湧現，在她們眼前衝撞、吶喊、撕咬，要她的命。
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女生，35歲，至今未婚。19歲時被強暴，生下一個女兒。女兒一出生便被抱走了，不知下落。後來，她千方百計找到了她，不敢相認，站在她看不到的地方，痴痴地看著，一次又一次淚如泉湧。
她發來女兒的相片，一個背影，單薄得像紙片兒。
她說：“她15歲了，不知道媽媽是誰，只要一想起她，我就心痛如絞，哪怕現在，都是含著眼淚敲下這些字的......”
我也震驚至極，同時也很擔憂：用母女二人的殘缺生命，來為一個男人的衝動買單，是不是太昂貴了一點？然而，事已至此，只有慢慢學著放下，讓更飽滿的人生，來替換沉重的往事。
如果仍然受困，無法提著自己的頭髮，將自己拔出泥沼，那麼，別忘記尋求心理醫生和救助熱線的幫助。
看到這裡，也許有人會認為我危言聳聽，認為當代女性沒有那麼懦弱和愚蠢，不會輕易受控。那麼，我們來看看以下案例和數據。
《今日說法》播一個案件：20多年前，山東的一個殺人犯潛逃到陝西西安，和當地一個婦女結婚，育有兩女。他多次和婦女、女孩（並不乏大學生）攀老鄉，開著自己的摩托三輪把對方拉到工地、果園、大橋下……甚至在家裡對其實施強姦。
警方在他家搜到的包達28個之多，還有各種女性內衣、絲襪、鞋等物品。這些年他到底強姦過多少女性呢？
我們不得而知，只知道警方接到報案兩起，後來根據衣物等殘留的信息，找到幾個受害者，而他也僅僅只承認且因為證據確鑿不得不承認這幾件，警方將這些物品拍成照片在電視上以物找人，希望更多的受害者站出來，然而長時間來卻至今一無所獲……
《犯罪被害者白皮書》中提到，有7成日本女性遭到性侵犯後保持沉默。46.2%的人稱“太難為情，實在不好開口”，22.0%的人稱“不想多想這件事”，還有20.9%的人認為，如果自己能夠忍耐的話，也就算了。 直接向警方報案的比例僅為4%。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學系教授王大偉介紹，公安大學曾對全國5800名中小學生作過一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性侵害案件的隱案率是1:7。也就是說，如果有一起性侵害案件被揭露出來，背後會有7起不為人所知。
暴力沒有理由，施暴者必須負責。
在電影《素媛》裡，素媛說，“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在電影《不能說的夏天》裡，白白說：“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幾乎所有被傷害的弱者，承受無來由的虐待時，都會在心裡反問自己：“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我？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而施暴者為了達到免責和控制的目的，會強化和誇大受害者的毛病：你穿得露，你的胸大，你笑得很騷，你一身下流氣質......所以你就該被強姦。
然而，我希望每一個受害者都記得：你沒有錯。
“無論她穿著什麼，無論她是在酒吧、在宿舍、在車後座，在街頭，在喝酒或者在哭——只要她說不，沒有人有權利超越這個詞的界限。如果她無法表示同意，那就意味著不同意。”美國副總統拜登就性侵犯問題如是說。
不要讓他人的罪孽，成為自己的皮鞭。你需要的，是清醒地在事發時保護好自己，舍財保色，舍色保命。如果強暴不幸發生了，不要沉溺於自我嫌棄的深淵，你需要精力和理智去處理以下四件事：取證，報案，避孕，治療。
取證要趁早，報案要及時，避孕要到位，治療要全面（生理的，心理的）。
每個人都不是孤島。當你打破沉默，我相信比噤若寒蟬，對困境的解決更具積極作用。“改變不會容易，真相讓人痛苦，但我們不能因此袖手旁觀，保持緘默。”當越來越多的人都發出聲音，裝睡的人才會次第醒來。
電影《不能說的夏天》裡，白白終於願意站出來，將傷害說出。哪怕案件勝算的機率太小，哪怕她因此承受的攻擊翻倍，哪怕她的柔弱，無法應對李夫人的咄咄逼人。
但是，她覺得：“教授應該要聽他心裡面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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