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春梅:文本詮釋的方法與文化自由的意義

【“正本清源——《論語》學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言稿】

楊春梅:文本詮釋的方法與文化自由的意義

楊春梅

(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齊魯學刊》編輯部編審)

說明:12月23-24日,應兩位青年泰山學者魏衍華博士和宋立林博士的邀請,我參加了由他們策劃主辦的“正本清源——《論語》學研究”學術研討會,並被安排在閉幕式上和其他三位學者一起發言。我參會一向是寧可一言不發,也不想說不痛不癢的話,更不願心口不一隨風搖擺。不管深淺對錯,感覺總得對問題說出自己真實的看法,才對得起自己,對得起邀請者。會前曾就研討會主題做過不少思考,會間翻閱論文集,傾聽小組討論,更是感觸良多,其中最觸動我思考的是《論語》的文本解讀和詮釋方法問題。收入會議論文集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國孔子研究院楊朝明院長的《構建中國的“論語學”》,其中明確主張把《論語》及廣義的“論語學”納入“經學範疇”;在閉幕式上第一個發言的崔茂新教授則激昂慷慨地呼籲“無論如何,都決不能動搖《論語》的神聖性和權威性”。我對他們的看法均不敢苟同。想說可說的話很多,但短短十分鐘發言時間到底該講點什麼才有針對性,怎樣講才能在這樣一種場合既把想說的話儘量說透,又儘可能不要是對立幹仗的架勢,這讓我很費一番思量。最後在諸多問題中拈出四個我認為最關緊要的問題,扼要談了自己的看法。為了儘量體現切磋對話精神,我的發言採取了“退一步”的態度,即首先對儒家家派立場下的“經學”理念和解釋表示尊重,但也請儒家尊重非儒家學者的非經學理念和解釋,彼此可以展開討論,但不必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立場,更不謀求以任何一方去“統整”和取消另一方。我希望這一步之退,能退出儒家和非儒家之間的“海闊天空”,而在這個“海闊天空”中,思想是放飛的,文化是自由的。所以我給自己擬定的發言題目是《文化詮釋的方法和文化自由的意義》,要點有四:一、文本回歸與創造性轉化及價值受用,強調回歸文本及加強專業學術訓練和學術規範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對解構真相的意義,反對未被學術規範的胡亂解釋和發揮,更反對惡意曲解。二、文本義裡詮釋中的家派立場與多元敞開,對“經學”思維和研究方式提出質疑。三、文本解讀和詮釋過程中的古今之變和中西之別。四、文化自由的意義,此點發言時未單獨列出,而是附在第三點中講的。以下就是當時發言草稿,抄錄時稍有潤色。

一、文本回歸與創造性轉化及價值受用

文本的迴歸與義理的創造性轉化及價值受用,和大家熟悉的“求真”、“致用”兩個概念含義大致相當。從這次會議大家提交的論文看,大部分屬於文本回歸範疇。文本回歸範疇的研究在古代有源遠流長的傳統,近百年來更有豐富厚重的現代研究成果,值得予以充分尊重和汲取。這一向度上的研究和解讀對專家之學要求很高,這一點我覺得在當下學術教育中強調得不是過了,而是很不夠,應該繼續加強,不應弱化。因為這不僅是迴歸文本真相的保證,而且也是認識文本價值所在的保證。無論是個體人生受用,還是社會公共層面上的經世致用,郢書燕說的現象很多,但無心的誤讀可以原諒,有意不守學術規範的胡亂解說發揮應該制止,惡意的遮蔽曲解更應該反對。也許有人質疑,一切都是解釋,哪有什麼文本真相?追求歷史和文本真相的意義,這裡無暇多說,前不久上映了一部美國動畫片,推薦大家一看。電影的英文名字是《CoCo》,中文譯名《尋夢環遊記》。我看了之後有兩點印象深刻:一、看之前,我剛在尼山聖源書院參加了一個關於喪葬禮俗方面的研討會,因此看了這部以墨西哥亡靈節祭祀文化為背景的電影,大為感動,大受啟發;二、這部電影讓我對追尋歷史和文本真相的意義有了一種更為特別更為深刻的理解。我們經常會說,古人已經死了,人死如燈滅,一把灰而已,說什麼怎麼說對他們都無所謂了,好像真相只對生者有意義,對死者無所謂。看了這部電影,我覺得不是這樣,真相不僅對生者有意義,對逝者也有意義。影片中提到“終極死亡”這一概念:人離開此岸世界是第一次死亡,其靈魂因親人朋友及其他相識者的想念和祭奠而繼續活在彼岸世界,並且只有在家族祭壇上擺有照片的亡靈,才能在亡靈節這天踏著鮮花鋪成的彩橋,回到此岸與家族親人團聚。如果祭壇上沒有照片供奉,亡靈就過不了彩橋;如果沒有人想念,亡靈就從彼岸消失,這就是是所謂“終極死亡”,是比第一次死亡還要悲慘的遭遇。故事中一個重要線索就是既關係生者苦樂命運、又決定死者終極存亡的真相追尋。大家看了一定會對真相的意義有新的觸動和體會。

二、文本義理詮釋中的家派立場和多元敞開

楊朝明老師在《構建中國的“論語學”》中有一句話,“‘論語學’首先屬於經學的範疇”,從傳統學術所屬的“經學時代”角度看,這基本沒有問題;說經學是傳統學術骨幹,這大致也沒有問題。但從近代開啟了中國社會重大轉型進程之後,“經學”在什麼意義上延續,這實際上是一直沒有恰當解決的問題。在20世紀差不多所有時間裡,經學主要是在經學史研究範疇中被道及。近十幾年來,儒家學者強烈呼籲恢復經學,對經學史研究方式大不以為然,甚至深惡痛絕。那麼這裡就有一個問題,是不是要回到經學統御一切的時代,也就是“經學時代”?比如《論語》的解讀,經學是不是唯一的解讀方式?我如果說否,不僅在座的不少儒家學者不會同意,不在座的很多儒家學者也不會同意。但如果我說是,我自己這關首先通不過。怎麼辦呢?我有一個想法,或者說建議,請大家看是否可行:非儒家學者應該尊重儒家學者家派立場上的經學解讀和詮釋,同時儒家學者也應敞開胸襟,容受儒家之外百家諸子對文本非經學視角的解讀。

有個認同儒家的美國學者安靖如,我剛編髮了他分別和黃玉順教授、郭萍博士有關儒學的兩個長篇對話(見《齊魯學刊》2017年第4期專欄“全球視野下儒學的轉進及其路徑:中美儒家學者對話”,共兩篇,一是安靖如與黃玉順:《生活儒學與進步儒學的對話》;二是安靖如和郭萍:《德性、自由與“有根的全球哲學”——關於“進步儒學”與“自由儒學”的對話》。為了使讀者瞭解郭萍博士的“自由儒學”概念,同期還配發了她的一篇論文《自由何以可能?——從“生活儒學”到“自由儒學”》)。安靖如提出一個“有根的全球哲學”的概念,大致意思是說,一種哲學既應有學派之根,又應向全球各家各派保持開放,同時又不強求他人植根於此。這無疑是正確的理念和態度。當把《論語》文本向所有人開放,開放到全球範圍時,就不可能要求都像儒家那樣也把《論語》當經來讀。在多元開放過程中,儒家和非儒家應彼此相互傾聽,樂於容受,積極對話,善於相互吸納彼此有價值的東西。《中庸》裡有句話,“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這才是文化應有的生態。

三、文本詮釋過程中的古今之變與中西之別

任何富有生命力的文本、文化,在發育、成長過程中,都必然經歷時、空兩個維度上的交匯變遷,只要還在發展,這種時間維度上的變遷和空間維度上的交匯,就會不斷進行。過去在這兩個維度上的工作曾取得很大成就,但也有很多不足,甚至失誤,甚至悲劇。比如在古今之變的維度上,不是以今蔑古,就是以古非今,甚至以古役今;在中西維度上,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長期以來,我們為這些錯誤付出了慘重代價。糾正的辦法顯然不是在今古或中西之間繼續非此即彼的爭鬥,而應該是“通古今之變”,察中西之會,儒家也好,其他百家諸子也罷,都能既自本其根,又能打開視野,容受多元,在對話中會通融合古今中西,不僅使固有儒、道等百家諸子在現代社會煥發生命新機,而且還能在此之外生成往古所未有的新百家諸子,如此文化才能有生機勃勃的前景。或許有人擔心這樣豈不是要亂了嗎?我覺得不會。

四、文化自由的意義

深受儒家學者敬重的錢穆先生曾撰文論述過文化自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弟子余英時也說過,只要敞開自由,文化總會找到自己發展的方向。所以關鍵是有沒有一個自由的文化空間,只要有,就不用擔心傳統文化的生命力會被扼殺。扼殺文化生機的從來不是百家諸子的自由思想和言論批評,而是強權對文化的暴虐專制。這點,從祖先到孔子都被掘墓焚屍的中國人,從西化派的胡適、陳序經到儒家派的梁漱溟、吳宓都被批判被打倒的中國人,應該深有體會。文化不自由豈止是儒家文化悲劇的根源所在,也是整個文化遭遇悲劇甚至陷入滅頂之災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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