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论语》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发言稿】
杨春梅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齐鲁学刊》编辑部编审）
说明：12月23-24日，应两位青年泰山学者魏衍华博士和宋立林博士的邀请，我参加了由他们策划主办的“正本清源——《论语》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并被安排在闭幕式上和其他三位学者一起发言。我参会一向是宁可一言不发，也不想说不痛不痒的话，更不愿心口不一随风摇摆。不管深浅对错，感觉总得对问题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邀请者。会前曾就研讨会主题做过不少思考，会间翻阅论文集，倾听小组讨论，更是感触良多，其中最触动我思考的是《论语》的文本解读和诠释方法问题。收入会议论文集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孔子研究院杨朝明院长的《构建中国的“论语学”》，其中明确主张把《论语》及广义的“论语学”纳入“经学范畴”；在闭幕式上第一个发言的崔茂新教授则激昂慷慨地呼吁“无论如何，都决不能动摇《论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我对他们的看法均不敢苟同。想说可说的话很多，但短短十分钟发言时间到底该讲点什么才有针对性，怎样讲才能在这样一种场合既把想说的话尽量说透，又尽可能不要是对立干仗的架势，这让我很费一番思量。最后在诸多问题中拈出四个我认为最关紧要的问题，扼要谈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尽量体现切磋对话精神，我的发言采取了“退一步”的态度，即首先对儒家家派立场下的“经学”理念和解释表示尊重，但也请儒家尊重非儒家学者的非经学理念和解释，彼此可以展开讨论，但不必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立场，更不谋求以任何一方去“统整”和取消另一方。我希望这一步之退，能退出儒家和非儒家之间的“海阔天空”，而在这个“海阔天空”中，思想是放飞的，文化是自由的。所以我给自己拟定的发言题目是《文化诠释的方法和文化自由的意义》，要点有四：一、文本回归与创造性转化及价值受用，强调回归文本及加强专业学术训练和学术规范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对解构真相的意义，反对未被学术规范的胡乱解释和发挥，更反对恶意曲解。二、文本义里诠释中的家派立场与多元敞开，对“经学”思维和研究方式提出质疑。三、文本解读和诠释过程中的古今之变和中西之别。四、文化自由的意义，此点发言时未单独列出，而是附在第三点中讲的。以下就是当时发言草稿，抄录时稍有润色。
一、文本回归与创造性转化及价值受用
文本的回归与义理的创造性转化及价值受用，和大家熟悉的“求真”、“致用”两个概念含义大致相当。从这次会议大家提交的论文看，大部分属于文本回归范畴。文本回归范畴的研究在古代有源远流长的传统，近百年来更有丰富厚重的现代研究成果，值得予以充分尊重和汲取。这一向度上的研究和解读对专家之学要求很高，这一点我觉得在当下学术教育中强调得不是过了，而是很不够，应该继续加强，不应弱化。因为这不仅是回归文本真相的保证，而且也是认识文本价值所在的保证。无论是个体人生受用，还是社会公共层面上的经世致用，郢书燕说的现象很多，但无心的误读可以原谅，有意不守学术规范的胡乱解说发挥应该制止，恶意的遮蔽曲解更应该反对。也许有人质疑，一切都是解释，哪有什么文本真相？追求历史和文本真相的意义，这里无暇多说，前不久上映了一部美国动画片，推荐大家一看。电影的英文名字是《CoCo》,中文译名《寻梦环游记》。我看了之后有两点印象深刻：一、看之前，我刚在尼山圣源书院参加了一个关于丧葬礼俗方面的研讨会，因此看了这部以墨西哥亡灵节祭祀文化为背景的电影，大为感动，大受启发；二、这部电影让我对追寻历史和文本真相的意义有了一种更为特别更为深刻的理解。我们经常会说，古人已经死了，人死如灯灭，一把灰而已，说什么怎么说对他们都无所谓了，好像真相只对生者有意义，对死者无所谓。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不是这样，真相不仅对生者有意义，对逝者也有意义。影片中提到“终极死亡”这一概念：人离开此岸世界是第一次死亡，其灵魂因亲人朋友及其他相识者的想念和祭奠而继续活在彼岸世界，并且只有在家族祭坛上摆有照片的亡灵，才能在亡灵节这天踏着鲜花铺成的彩桥，回到此岸与家族亲人团聚。如果祭坛上没有照片供奉，亡灵就过不了彩桥；如果没有人想念，亡灵就从彼岸消失，这就是是所谓“终极死亡”，是比第一次死亡还要悲惨的遭遇。故事中一个重要线索就是既关系生者苦乐命运、又决定死者终极存亡的真相追寻。大家看了一定会对真相的意义有新的触动和体会。
二、文本义理诠释中的家派立场和多元敞开
杨朝明老师在《构建中国的“论语学”》中有一句话，“‘论语学’首先属于经学的范畴”，从传统学术所属的“经学时代”角度看，这基本没有问题；说经学是传统学术骨干，这大致也没有问题。但从近代开启了中国社会重大转型进程之后，“经学”在什么意义上延续，这实际上是一直没有恰当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差不多所有时间里，经学主要是在经学史研究范畴中被道及。近十几年来，儒家学者强烈呼吁恢复经学，对经学史研究方式大不以为然，甚至深恶痛绝。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要回到经学统御一切的时代，也就是“经学时代”？比如《论语》的解读，经学是不是唯一的解读方式？我如果说否，不仅在座的不少儒家学者不会同意，不在座的很多儒家学者也不会同意。但如果我说是，我自己这关首先通不过。怎么办呢？我有一个想法，或者说建议，请大家看是否可行：非儒家学者应该尊重儒家学者家派立场上的经学解读和诠释，同时儒家学者也应敞开胸襟，容受儒家之外百家诸子对文本非经学视角的解读。
有个认同儒家的美国学者安靖如，我刚编发了他分别和黄玉顺教授、郭萍博士有关儒学的两个长篇对话（见《齐鲁学刊》2017年第4期专栏“全球视野下儒学的转进及其路径：中美儒家学者对话”，共两篇，一是安靖如与黄玉顺：《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二是安靖如和郭萍：《德性、自由与“有根的全球哲学”——关于“进步儒学”与“自由儒学”的对话》。为了使读者了解郭萍博士的“自由儒学”概念，同期还配发了她的一篇论文《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安靖如提出一个“有根的全球哲学”的概念，大致意思是说，一种哲学既应有学派之根，又应向全球各家各派保持开放，同时又不强求他人植根于此。这无疑是正确的理念和态度。当把《论语》文本向所有人开放，开放到全球范围时，就不可能要求都像儒家那样也把《论语》当经来读。在多元开放过程中，儒家和非儒家应彼此相互倾听，乐于容受，积极对话，善于相互吸纳彼此有价值的东西。《中庸》里有句话，“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才是文化应有的生态。
三、文本诠释过程中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
任何富有生命力的文本、文化，在发育、成长过程中，都必然经历时、空两个维度上的交汇变迁，只要还在发展，这种时间维度上的变迁和空间维度上的交汇，就会不断进行。过去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工作曾取得很大成就，但也有很多不足，甚至失误，甚至悲剧。比如在古今之变的维度上，不是以今蔑古，就是以古非今，甚至以古役今；在中西维度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长期以来，我们为这些错误付出了惨重代价。纠正的办法显然不是在今古或中西之间继续非此即彼的争斗，而应该是“通古今之变”，察中西之会，儒家也好，其他百家诸子也罢，都能既自本其根，又能打开视野，容受多元，在对话中会通融合古今中西，不仅使固有儒、道等百家诸子在现代社会焕发生命新机，而且还能在此之外生成往古所未有的新百家诸子，如此文化才能有生机勃勃的前景。或许有人担心这样岂不是要乱了吗？我觉得不会。
四、文化自由的意义
深受儒家学者敬重的钱穆先生曾撰文论述过文化自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弟子余英时也说过，只要敞开自由，文化总会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所以关键是有没有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只要有，就不用担心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会被扼杀。扼杀文化生机的从来不是百家诸子的自由思想和言论批评，而是强权对文化的暴虐专制。这点，从祖先到孔子都被掘墓焚尸的中国人，从西化派的胡适、陈序经到儒家派的梁漱溟、吴宓都被批判被打倒的中国人，应该深有体会。文化不自由岂止是儒家文化悲剧的根源所在，也是整个文化遭遇悲剧甚至陷入灭顶之灾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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