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本詮釋的方法與文化自由的意義》的補充
楊春梅
（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齊魯學刊》編輯部編審）
感謝《今日頭條學術要文》編髮 。會議當天，李存山先生從與會者所拍的一個小視頻中聽到我對一些人倡導復興"經學"的質疑，承蒙李先生肯定支持，並賜示他早先提出的關於古今之間五個方面重要變化的論述，指出我的這一看法與其中第四條不謀而合。這五點看法都非常精彩，徵得李先生同意，特在此分享給大家。最近李先生通過微信群與其他一些學者就"自由儒學"問題進行討論，甚至爭辯，各方異見紛呈，而李先生更提出很多精彩見解，其中頗有與我發言中的問題相關者，也順便撮其要旨，並抄錄數條，以饗讀者。又，四川大學曾海軍先生也參加了《論語》學研討會，並且也被安排在會議閉幕階段發言。曾先生於會後寫了一篇《聖城、聖學和聖誕》的文章，來記述他在曲阜的見聞經歷和體驗感觸，其中有幾段與會議和我本人發言相關的話，我拜讀後也有不少感想，覺得有必要在這裡做個回應，以實踐我自己所說的對持不同觀點者既充分尊重又切磋對話的主張。徵得《今日頭條學術要文》主編同意，即以此作為前篇《文本詮釋的方法與文化自由的意義》的補充，再佔一次《今日頭條》的版面。所述及認識或有錯誤，祈方家不吝教正。
一
關於曾海軍先生《聖城、聖學和聖誕》中有關《論語》學研究學術研討會的兩段記述，先謹錄於下，再略作回應於後。其文雲：
由於會議總結的時間短促，還有些意思沒來得及表達。在我前面有兩位教授發言，其中一位前輩激情昂揚地捍衛《論語》的權威性，並以猶太思想當中從孝講到道做對比，人家的經典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們的《論語》卻根本沒有這種地位。可他的話音剛落，另一位學者就表示，還是得允許對《論語》有各種不同的解釋，鼓勵多元化態度。我特別想呼應那位前輩對《論語》權威性的捍衛，但另一位學者的意思，恰恰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態度。我感到很納悶的是，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擔心思想的權威性，或者這麼多人會熱衷於主張思想的多元化。在什麼意義上，"百家爭鳴"居然可以成為一種思想主張，這裡有沒有違反基本的邏輯？
請有思想頭腦的人思考一下這個問題，究竟一種什麼樣的思想立場會主張多種不一樣的其他立場，然後造成思想紛爭的局面呢？要麼是自己的思想立場不真誠，假惺惺地鼓勵其他思想立場；要麼這是一種假的思想立場，根本沒有思想可言而只喜歡看熱鬧。如果兩者都不是，那就很可怕，大概是引蛇出洞什麼的。怎麼理解有那麼多人喜歡這種"百家爭鳴"呢？理由很簡單，人們害怕思想高壓，反對思想洗腦。這當然是對的，沒有人喜歡思想的鉗制，但不能成為一種思想主張，而本身就是一種現狀。用哲學術語講，這是一種實然，卻不能成為一種應然。
我也參加過不少儒家的學術研討會，各種五花八門的做法都有，各種標新立異的想法都有，各種聳人聽聞的結論都有。很多點評的學者心中再不以為然，點評之前都要客套地表揚一番，什麼觀點新穎、思維清晰、資料翔實之類的，然後再指出有什麼問題。面對這種現狀，人們不擔心思想失去權威，學問失去尊嚴，反而津津樂道百家爭鳴。古人只說"諸子蜂鳴"，一個學術會議如果整得像一群蜜蜂在嗡嗡叫，這會很有意思嗎？如果要強調尊重不同思想觀點的表達，這當然沒問題，但思想若不追求自身的品格，不確立自身的權威，難道就甘於紛爭不息？別把這種訴求理解為某種宣傳部門的行徑，如果要反對某種思想高壓，究竟是聚訟紛呈有力量，還是凝聚一心有力量？因此，我想呼籲的是其中一位前輩捍衛《論語》權威性的主張，並且向另一位學者表明，"諸子爭鳴"實不足以成為一種主張。多元還需要"化"嗎？不"化"直接就是多元，要化只能是一元。
對曾君的上述宏議我不想多做評論，只想說他的質疑和批評實際上提出一系列值得認真探討的問題，即："多元"能否成為一種主張？究竟在什麼意義上可以成為一種主張？落到現實中說，"多元"究竟是怎樣一種狀態？尤其對中國思想文化界來說，"多元"是否"本身就是一種現狀"，或曾君用哲學術語表述的是一種"實然"？我們究竟身處一種怎樣的"實然"或"現狀"之中？曾君似乎承認有"思想的鉗制"，那麼在思想受到鉗制的地方會有真正"實然"的"多元"嗎？思想文化領域"應然"的狀態是否如曾君所言只能是"一元"？這樣一個具有"化"掉"實然"之"多元"狀態的"一元"，果真是人們應該追求的"應然"嗎？一種"追求自身的品格"的"思想"必要"確立自身的權威"並"捍衛"之嗎？所謂"權威"又何所由來？誰與之？加乎誰？……上述一系列問題，恕我不敏，願借曾君文中的一句話，"請有思想頭腦的人思考一下"，並賜教於我。
另外有一個細微之處似乎不能不提，我發言中講的是"多元敞開"，"多元"後面並沒有曾君所綴加的那個"化"字。雖然我不認為"多元"是"一種現狀"，但認為它確實是一種"狀"，而且在我看來理當是文化的"應然"之"狀"，或曰"生態"。曾君對呼籲和支持建立這樣一種"多元敞開"的"文化生態"表示難以理解："究竟一種什麼樣的思想立場會主張多種不一樣的其他立場，然後造成思想紛爭的局面呢？"又似乎對"思想紛爭"及其造成思想紛爭的"多元"主張非常反感，他把學術會議上的"爭鳴"形容成"像一群蜜蜂在嗡嗡叫"，並且質疑："這會很有意思嗎？"學術會議上的"爭鳴"是否都有意思，這確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學術會議上的"爭鳴"如何展開，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在學術會議已成"產業"的中國，很值得深入探討。但"爭鳴"本身的必要性似乎不應有什麼疑問，正如你不能讓飛翔的蜜蜂不"嗡嗡叫"，又怎能讓各各不同的獨立個體"不同思想觀點"只"表達"不"爭鳴"呢？就此而言，"爭鳴"可以說是一種"實然"，除非禁止思想，否則一定有"爭鳴"。但"爭鳴"不僅僅是一種"實然"，也有其"應然"的追求。我主張不同觀點之間相互尊重，多元敞開，同時也主張不同觀點之間積極對話。所謂對話就不可能也不應該只是各人自說自話，勢所必然自然而然理所當然會有切磋有爭辯，爭辯須有講規則，而對當下中國學術思想界來說，遵守公共場合對話規則無疑還需要一個自覺地"學而時習之"的過程，目前所見這方面的表現常常是令人沮喪的。公共場合規則之大者莫過於"自由"，"自由"之義千頭萬緒，嚴復拈出的"權界"二字最能中的，"文化自由"自然也不能離"權界"而言，更不會離"權界"而有。曾君對"多元"這個概念高度敏感的同時，似乎對我發言中的"自由"之義無所感覺。請容再一次借用曾君的話：失卻"自由"的"多元""會很有意思嗎"？把"自由"從"多元"中抽掉，然後再用所"捍衛"的"權威"去"化"為"一元"，"這會很有意思嗎"？
二
謹錄李存山先生提出的關於古今之間五個方面的重要變化：
首先是社會經濟方面，從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經濟已經轉變為以工商市場為主的社會經濟；
第二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從君主制已經轉變為民主共和制；
第三是在教育制度方面，從服務於君主制的科舉制已經轉變為服務於社會多種需要的現代教育制度；
第四是在思想文化觀念方面，叢經學的"權威真理"的思維方式已經轉變為廣義"哲學"或"學術"的思維方式；
第五是在國際關係方面，從"夷夏之辨"的"宗主國"意識已經轉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國際新秩序。
先說一點題外話。上月中旬，杜維明先生應邀在劉笑敢先生主持的北京師範大學首屆京師中哲名家論壇暨"道家與中國思想文化國際研究中心"籌備儀式上主講"精神人文主義"，在回答嘉賓有關目前學界"誰是儒家"的提問時，杜先生講了兩點：一是自我認同，二是公共領域大家的互相評論和認可。自我認同和公共認可一內一外，是對一個人學問水準和人格修養的多方面考量。記得杜先生特別強調一點，就是一個人是否是儒家不能光靠他的自我標榜，自我標榜自己是儒家的未必對儒家學說義理有真切的體認，更未必在公共領域獲得大家的認可。所以真正的儒家往往並不自我標榜，杜先生這是儒家非常特別的地方。對杜先生，眾所公認是聞名海內外貢獻卓著的儒家，但與其有幾十年交往的劉笑敢先生在論壇開講前"爆料"說，一生推廣儒學的杜先生曾表示自己的墓碑上應該刻上"一個儒學從業者"七個字。作為現場聽眾之一，從杜先生這一自我定位中我深切感受到一個真正儒家的謙退虛懷及對自己所認同的事業的敬畏。實際上，誰能說杜先生僅僅是"一個儒學從業者"呢？
而對李存山先生，無論是之前拜讀其有關儒學的著述，還是近年在交往中對其學問人格的近距離感受，都深感他雖然從不像有些人那樣自我標榜，但在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心目中，他毫無疑問是一個令人敬重的儒家，這並不是我個人的一己之見，而是為杜先生說的公共領域所廣泛認可的。更為難得的是，作為儒家的李存山先生對現代社會普世價值的認同和吸納，最近李先生更明確表示贊成"自由儒學"的發展方向，提出政治制度層面上"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看法，認為"這些是屬於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近現代轉型方面的，而不是傳統儒學中固有的"，這對儒學政治哲學乃至整個儒學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當然，在仁愛與自由到底誰是根基這一問題上，李先生坦言"我不能接受自由意志是仁愛的體或根基，因為'仁者愛人'、'為仁由己'中已經包含了自由意志。蓋自儒家學說看來，自由與仁愛是統一的，自由與無仁愛則空，仁愛無自由則盲"。李先生的意思是自由、仁愛二者相輔而成一統一體，不必刻意區分體用本末，這與其他一些學者是有明顯分歧的。但無論李先生還是與之爭論的其他學者，都不認為這種爭論沒有必要、沒有意義，而是認為極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對相關問題進行更深入地交流和討論，這和一些人對"爭鳴"的反感截然不同。真理雖然未必越辯越明，但如不辯，尤其是不容辯的話，那就絕不可能深徹澄明。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李先生對儒家"仁愛"和"常道"之義的堅持和詮釋，實際上並不是基於儒家家派立場，而是基於學術立場，即基於對儒家"仁愛"和"常道"學理價值的認同。換句話說，他並非因為是儒家的道理才堅持，而是因為其道理是對的才堅持；反過來如果其道理是不對的，那麼即使儒家的他也會否棄。比如他曾明確提出"解構三綱"，而代之以"新型的家庭倫理、社會倫理和民主政治"（李存山：《重視人倫，解構三綱》，《學術月刊》，《學術月刊》2006年第9期），這種態度和胸襟是斤斤於家派意識的人所難以理解的。李先生所以能有如此態度和胸襟，與前述他對古今之間五個方面的重要變化的認識密切相關，惟有此大見識，才有如此的態度和胸襟。李先生在儒學研究中的創見很多，不是區區短文所可盡述，謹再抄錄近日微群討論中的幾條議論於下，讀者當可窺見李先生非同流俗的思想境界之一斑：
我理解的"現代性儒學"包含內容很多，其中一個關鍵是成為"自由儒學"。政治自由主要是突破"君為臣綱"，真正建立民主共和制；學術自由主要是突破經學思維方式，"參稽中說而唯真理從之"（王國維語）。
我理解的"自由儒學"不是自由主義的儒學，而是自由＋儒學，或儒學之"常道"容納現代性的"自由"。我比較肯定嚴復那時候所見的自由，即學術自由與政治自由。我也肯定嚴復所說的"統新故而視其統，苞中外而計其全"。
自由＋儒學，這裡的"儒學"包含者我對儒學的基本特點的理解，即不失儒學的基本特點而容納現代性自由。當然，"藥不必出扁鵲之方，書不必出仲尼之門"（漢初陸賈所說），在中國可以有多種理論形態。
抄畢上述三條內容，不禁想到"多元"何以可能以及在什麼意義上可能的問題，我想，李存山先生的學術思想和學術實踐不正做了一個很好的回答嗎？
最近幾年，非儒家的我沒少到儒家串門，也因此結識了許多儒家中人，各色人等都有，而李存山先生是我有幸結識令我敬重佩服的少數儒家學者之一。作為非儒家，我認為像李先生這樣的儒家世上正該多有之，多多益善！
201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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