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本诠释的方法与文化自由的意义》的补充
杨春梅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齐鲁学刊》编辑部编审）
感谢《今日头条学术要文》编发 。会议当天，李存山先生从与会者所拍的一个小视频中听到我对一些人倡导复兴"经学"的质疑，承蒙李先生肯定支持，并赐示他早先提出的关于古今之间五个方面重要变化的论述，指出我的这一看法与其中第四条不谋而合。这五点看法都非常精彩，征得李先生同意，特在此分享给大家。最近李先生通过微信群与其他一些学者就"自由儒学"问题进行讨论，甚至争辩，各方异见纷呈，而李先生更提出很多精彩见解，其中颇有与我发言中的问题相关者，也顺便撮其要旨，并抄录数条，以飨读者。又，四川大学曾海军先生也参加了《论语》学研讨会，并且也被安排在会议闭幕阶段发言。曾先生于会后写了一篇《圣城、圣学和圣诞》的文章，来记述他在曲阜的见闻经历和体验感触，其中有几段与会议和我本人发言相关的话，我拜读后也有不少感想，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做个回应，以实践我自己所说的对持不同观点者既充分尊重又切磋对话的主张。征得《今日头条学术要文》主编同意，即以此作为前篇《文本诠释的方法与文化自由的意义》的补充，再占一次《今日头条》的版面。所述及认识或有错误，祈方家不吝教正。
一
关于曾海军先生《圣城、圣学和圣诞》中有关《论语》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的两段记述，先谨录于下，再略作回应于后。其文云：
由于会议总结的时间短促，还有些意思没来得及表达。在我前面有两位教授发言，其中一位前辈激情昂扬地捍卫《论语》的权威性，并以犹太思想当中从孝讲到道做对比，人家的经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的《论语》却根本没有这种地位。可他的话音刚落，另一位学者就表示，还是得允许对《论语》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鼓励多元化态度。我特别想呼应那位前辈对《论语》权威性的捍卫，但另一位学者的意思，恰恰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态度。我感到很纳闷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担心思想的权威性，或者这么多人会热衷于主张思想的多元化。在什么意义上，"百家争鸣"居然可以成为一种思想主张，这里有没有违反基本的逻辑？
请有思想头脑的人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究竟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立场会主张多种不一样的其他立场，然后造成思想纷争的局面呢？要么是自己的思想立场不真诚，假惺惺地鼓励其他思想立场；要么这是一种假的思想立场，根本没有思想可言而只喜欢看热闹。如果两者都不是，那就很可怕，大概是引蛇出洞什么的。怎么理解有那么多人喜欢这种"百家争鸣"呢？理由很简单，人们害怕思想高压，反对思想洗脑。这当然是对的，没有人喜欢思想的钳制，但不能成为一种思想主张，而本身就是一种现状。用哲学术语讲，这是一种实然，却不能成为一种应然。
我也参加过不少儒家的学术研讨会，各种五花八门的做法都有，各种标新立异的想法都有，各种耸人听闻的结论都有。很多点评的学者心中再不以为然，点评之前都要客套地表扬一番，什么观点新颖、思维清晰、资料翔实之类的，然后再指出有什么问题。面对这种现状，人们不担心思想失去权威，学问失去尊严，反而津津乐道百家争鸣。古人只说"诸子蜂鸣"，一个学术会议如果整得像一群蜜蜂在嗡嗡叫，这会很有意思吗？如果要强调尊重不同思想观点的表达，这当然没问题，但思想若不追求自身的品格，不确立自身的权威，难道就甘于纷争不息？别把这种诉求理解为某种宣传部门的行径，如果要反对某种思想高压，究竟是聚讼纷呈有力量，还是凝聚一心有力量？因此，我想呼吁的是其中一位前辈捍卫《论语》权威性的主张，并且向另一位学者表明，"诸子争鸣"实不足以成为一种主张。多元还需要"化"吗？不"化"直接就是多元，要化只能是一元。
对曾君的上述宏议我不想多做评论，只想说他的质疑和批评实际上提出一系列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即："多元"能否成为一种主张？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成为一种主张？落到现实中说，"多元"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尤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界来说，"多元"是否"本身就是一种现状"，或曾君用哲学术语表述的是一种"实然"？我们究竟身处一种怎样的"实然"或"现状"之中？曾君似乎承认有"思想的钳制"，那么在思想受到钳制的地方会有真正"实然"的"多元"吗？思想文化领域"应然"的状态是否如曾君所言只能是"一元"？这样一个具有"化"掉"实然"之"多元"状态的"一元"，果真是人们应该追求的"应然"吗？一种"追求自身的品格"的"思想"必要"确立自身的权威"并"捍卫"之吗？所谓"权威"又何所由来？谁与之？加乎谁？……上述一系列问题，恕我不敏，愿借曾君文中的一句话，"请有思想头脑的人思考一下"，并赐教于我。
另外有一个细微之处似乎不能不提，我发言中讲的是"多元敞开"，"多元"后面并没有曾君所缀加的那个"化"字。虽然我不认为"多元"是"一种现状"，但认为它确实是一种"状"，而且在我看来理当是文化的"应然"之"状"，或曰"生态"。曾君对呼吁和支持建立这样一种"多元敞开"的"文化生态"表示难以理解："究竟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立场会主张多种不一样的其他立场，然后造成思想纷争的局面呢？"又似乎对"思想纷争"及其造成思想纷争的"多元"主张非常反感，他把学术会议上的"争鸣"形容成"像一群蜜蜂在嗡嗡叫"，并且质疑："这会很有意思吗？"学术会议上的"争鸣"是否都有意思，这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学术会议上的"争鸣"如何展开，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学术会议已成"产业"的中国，很值得深入探讨。但"争鸣"本身的必要性似乎不应有什么疑问，正如你不能让飞翔的蜜蜂不"嗡嗡叫"，又怎能让各各不同的独立个体"不同思想观点"只"表达"不"争鸣"呢？就此而言，"争鸣"可以说是一种"实然"，除非禁止思想，否则一定有"争鸣"。但"争鸣"不仅仅是一种"实然"，也有其"应然"的追求。我主张不同观点之间相互尊重，多元敞开，同时也主张不同观点之间积极对话。所谓对话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各人自说自话，势所必然自然而然理所当然会有切磋有争辩，争辩须有讲规则，而对当下中国学术思想界来说，遵守公共场合对话规则无疑还需要一个自觉地"学而时习之"的过程，目前所见这方面的表现常常是令人沮丧的。公共场合规则之大者莫过于"自由"，"自由"之义千头万绪，严复拈出的"权界"二字最能中的，"文化自由"自然也不能离"权界"而言，更不会离"权界"而有。曾君对"多元"这个概念高度敏感的同时，似乎对我发言中的"自由"之义无所感觉。请容再一次借用曾君的话：失却"自由"的"多元""会很有意思吗"？把"自由"从"多元"中抽掉，然后再用所"捍卫"的"权威"去"化"为"一元"，"这会很有意思吗"？
二
谨录李存山先生提出的关于古今之间五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首先是社会经济方面，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已经转变为以工商市场为主的社会经济；
第二是在政治制度方面，从君主制已经转变为民主共和制；
第三是在教育制度方面，从服务于君主制的科举制已经转变为服务于社会多种需要的现代教育制度；
第四是在思想文化观念方面，丛经学的"权威真理"的思维方式已经转变为广义"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
第五是在国际关系方面，从"夷夏之辨"的"宗主国"意识已经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新秩序。
先说一点题外话。上月中旬，杜维明先生应邀在刘笑敢先生主持的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京师中哲名家论坛暨"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筹备仪式上主讲"精神人文主义"，在回答嘉宾有关目前学界"谁是儒家"的提问时，杜先生讲了两点：一是自我认同，二是公共领域大家的互相评论和认可。自我认同和公共认可一内一外，是对一个人学问水准和人格修养的多方面考量。记得杜先生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一个人是否是儒家不能光靠他的自我标榜，自我标榜自己是儒家的未必对儒家学说义理有真切的体认，更未必在公共领域获得大家的认可。所以真正的儒家往往并不自我标榜，杜先生这是儒家非常特别的地方。对杜先生，众所公认是闻名海内外贡献卓著的儒家，但与其有几十年交往的刘笑敢先生在论坛开讲前"爆料"说，一生推广儒学的杜先生曾表示自己的墓碑上应该刻上"一个儒学从业者"七个字。作为现场听众之一，从杜先生这一自我定位中我深切感受到一个真正儒家的谦退虚怀及对自己所认同的事业的敬畏。实际上，谁能说杜先生仅仅是"一个儒学从业者"呢？
而对李存山先生，无论是之前拜读其有关儒学的著述，还是近年在交往中对其学问人格的近距离感受，都深感他虽然从不像有些人那样自我标榜，但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心目中，他毫无疑问是一个令人敬重的儒家，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而是为杜先生说的公共领域所广泛认可的。更为难得的是，作为儒家的李存山先生对现代社会普世价值的认同和吸纳，最近李先生更明确表示赞成"自由儒学"的发展方向，提出政治制度层面上"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看法，认为"这些是属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近现代转型方面的，而不是传统儒学中固有的"，这对儒学政治哲学乃至整个儒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仁爱与自由到底谁是根基这一问题上，李先生坦言"我不能接受自由意志是仁爱的体或根基，因为'仁者爱人'、'为仁由己'中已经包含了自由意志。盖自儒家学说看来，自由与仁爱是统一的，自由与无仁爱则空，仁爱无自由则盲"。李先生的意思是自由、仁爱二者相辅而成一统一体，不必刻意区分体用本末，这与其他一些学者是有明显分歧的。但无论李先生还是与之争论的其他学者，都不认为这种争论没有必要、没有意义，而是认为极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地交流和讨论，这和一些人对"争鸣"的反感截然不同。真理虽然未必越辩越明，但如不辩，尤其是不容辩的话，那就绝不可能深彻澄明。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李先生对儒家"仁爱"和"常道"之义的坚持和诠释，实际上并不是基于儒家家派立场，而是基于学术立场，即基于对儒家"仁爱"和"常道"学理价值的认同。换句话说，他并非因为是儒家的道理才坚持，而是因为其道理是对的才坚持；反过来如果其道理是不对的，那么即使儒家的他也会否弃。比如他曾明确提出"解构三纲"，而代之以"新型的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民主政治"（李存山：《重视人伦，解构三纲》，《学术月刊》，《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这种态度和胸襟是斤斤于家派意识的人所难以理解的。李先生所以能有如此态度和胸襟，与前述他对古今之间五个方面的重要变化的认识密切相关，惟有此大见识，才有如此的态度和胸襟。李先生在儒学研究中的创见很多，不是区区短文所可尽述，谨再抄录近日微群讨论中的几条议论于下，读者当可窥见李先生非同流俗的思想境界之一斑：
我理解的"现代性儒学"包含内容很多，其中一个关键是成为"自由儒学"。政治自由主要是突破"君为臣纲"，真正建立民主共和制；学术自由主要是突破经学思维方式，"参稽中说而唯真理从之"（王国维语）。
我理解的"自由儒学"不是自由主义的儒学，而是自由＋儒学，或儒学之"常道"容纳现代性的"自由"。我比较肯定严复那时候所见的自由，即学术自由与政治自由。我也肯定严复所说的"统新故而视其统，苞中外而计其全"。
自由＋儒学，这里的"儒学"包含者我对儒学的基本特点的理解，即不失儒学的基本特点而容纳现代性自由。当然，"药不必出扁鹊之方，书不必出仲尼之门"（汉初陆贾所说），在中国可以有多种理论形态。
抄毕上述三条内容，不禁想到"多元"何以可能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可能的问题，我想，李存山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不正做了一个很好的回答吗？
最近几年，非儒家的我没少到儒家串门，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儒家中人，各色人等都有，而李存山先生是我有幸结识令我敬重佩服的少数儒家学者之一。作为非儒家，我认为像李先生这样的儒家世上正该多有之，多多益善！
201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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