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武帝之后帝国向着灭亡的终点走去
（1）巫蛊之祸后帝国的阶级结构变迁
一般都认为巫蛊之祸之后，武帝借《轮台诏》进行的政策调整只是影响到了昭宣二帝时期，汉昭帝在位13年，八岁登基，去世的年龄应该是二十一了。汉宣帝在位是二十五年。两个加起来是三十八年，不到四十年。用我们当今的政策经验来看正好是一个时代结束。也就是说《轮台诏》的改革为昭宣时期的繁荣提供了政策保证。而随后就进入了元帝时期，汉帝国迅速走向衰退。无论帝王怎么调整，就再也没有摆脱帝国灭亡的命运。而这个灭亡的命运却是在宣帝时期已经看到了：“乱我家者，必太子也。”。
其实在逻辑上是非常奇怪的。既然昭宣二帝时期是武帝之后的恢复期，按道理，该再次出现盛世才对，可是在这个恢复期之后却是迅速走向衰败——元帝在位的时期不过是16年而已，比汉昭帝时期多三年就导致了帝国的实际政权转移到了外戚王家手里。“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不过是说天下民心已经抛弃刘姓皇族而试图在外戚王家身上寻找帝国危机的出路呢。
从元帝开始帝国迅速走向衰落，直到帝国崩溃，相比于充满活力的武帝时期，这就说明，昭宣二帝的恢复期不过是个过渡性环节。一方面继承者武帝时期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开启了帝国灭亡的大门。而武帝时期的因素就是接着这个中间环节传递到西汉帝国历史的最后一刻。所以，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也得说巫蛊之祸导致的武帝对政策的调整也必然影响到西汉的整个后期。
就是从现象说，自元帝之后的政策是建立在昭宣二帝的政策之上的，自然，昭宣二帝的政策基调，一般认为也是建立在武帝晚年巫蛊之祸后调整的。因此，作为一个根本的政策性转变，《轮台诏》必须承担元帝以后的政策走向及其效果。
让汉武帝为西汉灭亡买单，这是许多人都不会接受的。其实我们也不是让汉武帝个人买单，而是让汉武帝晚期的阶级结构来买单罢了。正是武帝晚期巫蛊之祸后的帝国阶级结构决定了西汉帝国今后的政策走向和效果。这才是一种历史的视角，因为历史毕竟是延续的，没有了连续性，自然就没有了历史。
具体来说，武帝晚期留下的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富豪权贵阶层、自耕农的中产阶级、代表丧失土地流民的无产阶级这三大阶级是彼此互相博弈的，他们的关系是动态的。三者不同的博弈的结果就是西汉中后期的历史的不同节点。当然他们的博弈的结果最终是西汉帝国的灭亡。三大阶级在绿林好汉的刀剑下全都灰飞烟灭了。
而且，正因为是从阶级结构的博弈的角度看，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出元帝以后的政策和之前武帝时期的关联，才能看出，武帝的《轮台诏》中的政策调整要对整个西汉后期的历史负责。
我先大概的分下段落：
大体上昭帝以后的政策以霍光去世分成前后两大阶段。霍光去世之后到甘露元年汉宣帝感慨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为一个阶段，之后就是另一个阶段了，这就进入了汉元帝的阶段，我们就存而不论了。因为那个时候亡形已成。成哀之际，垂死挣扎罢了。
霍光去世之前为帝国结构平衡基本维持阶段——良家子阶级勉强存在着，但是开始快速缩小。去世之后到汉宣帝发现更换太子已经不可能为巫蛊之祸的帝国平衡结构完全打破阶段——良家子阶层被从决策层排挤出去，最高层再无代表，中间层还有个别人存在。元帝之后为快速衰落阶段，也是大地主大贵族完全占据上峰阶段——良家子仅仅以宫廷花瓶形式存在了。
霍光的阶段又是以平定上官桀和燕王勾结的叛乱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巫蛊之祸后帝国结构完全保持期。之后是平衡倾斜期——帝国开始向富豪集团倾斜，但是平衡仍在，良家子阶级仍然在。
（2）巫蛊之祸后脆弱平衡的破裂
我们在前面说过霍光是代表整体的，因此，他不能有倾向性。霍光的倾向性是看与谁结盟。但是上官桀不同，上官桀是良家子出身，而且是军功出身。这个阶级的属性让他代表的是自耕农的中产阶级，是容易和代表国家利益的桑弘羊集团结盟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力量的增大，这个集团的力量肯定就会增大，这是必然的。武帝在封轮台诏发布后又开始抓生产。通鉴记载：
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这里代田法的技术特点：一是沟垄相间。种子播种在沟中，待出苗后，结合中耕除草将垄土壅苗。其作用是防风抗倒伏和保墒抗旱，实际上体现了畎亩法中“上田弃亩”的原则。二是沟垄互换。垄和沟的位置逐年轮换，今年的垄，明年变为沟；今年的沟，明年变为垄，这也就是代田法得名之由来。由于代田总是在沟里播种，垄沟互换就达到了土地轮番利用与休闲，体现了“劳者欲息，息者欲劳”的原则。三是耕耨 结合。代田法每年都要 整地 开沟起垄，等到出苗以后，又要通过中耕除草 来平垄，将垄上之土填回到垄沟，起到抗旱保墒抗倒伏的作用。（用百度百科解释）
这是个精耕细作的方法，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到田地中，就意味着土地和大量的劳动力结合，而劳动力和土地结合产生的生产形式之一就是自耕农——除了那些为诸侯、大地主耕种的奴隶，还有耕种国家的公田的国家农奴外。
当这个自耕农的阶级要破坏平衡的时候，就为整体所不容了，就被霍光给拿下了——因为自耕农的阶级外，其他阶级也在发展，特别是更容易将劳动力进行组织的大地主阶级，生产的发展更容易些。两个发展的阶级，在固定的空间中，不发生冲突那是不可能的，争夺主导权，是矛盾的基本运动内容，于是，原本就脆弱的平衡破坏了，新的平衡在从新确立。
我想更本还是这个阶级力量小，没有达到执政的力量比例，因为他们发展的没有大地产快。道理并不难理解，这跟现在是一样的，私人大地产的农业比小农承包土地的效率要搞，因为他有更高的协作，而协作，这是小农，自耕农狭隘的生产条件下不具备的。没有更广泛的协作，自然不能产生更高的生产率。
故事的起因其实是很值得思考的，也很有意思，居然是因为要替公主的情人讨个官做。而这个情人丁外人来自于河间。昭帝母亲钩弋夫人正是来自于河间的。从地缘上看，可能有某种关系。而昭帝的外祖父其是个受过宫刑的宦官，那地位应该是极为低下的。如果这个丁外人真的与钩弋夫人有某种关系，那么这个丁外人肯定出身很低。这从前面窦太主的那个小情人董偃和后面霍光的夫人霍显的情人奴才冯子都来看，大体都是如此，贵族妇女们为自己找的小鲜肉。窦太主的 那个小情人虽然被武帝成为主人翁，可是后来却被窦太主抛弃了，就不见下文了。毕竟尊卑有别，玩玩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就不行了。而这个丁外人不同，还想做官。这就突破封建等级的底线了。而不守规矩，其实就是下层人的特点，他们只有不守规矩，才有未来。只有打破规矩，才有希望。抓住仅有的上升空间为自己撑开一片幸福的蓝天，古今概莫能外。又，“桀妻父所幸充国为太医监”。这是说上官桀的老丈人有个基友是个太医，既然是个太医，却也不守宫里的规矩，乱入宫殿，犯了死罪，最后被长公主拿20匹马救了命。古代医巫不分家，加上武帝时期开始重儒学，所以这个医生的地位也搞不了。可见这个上官桀的集团居然和最下层的人搞到一起去了。因为自己的力量小，找联盟是自然的。可是这是个没有规矩的阶层，是只能带来麻烦的阶层，自然更是一个授人以柄的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阶层。所以是很容易被搞掉的。这样一群宵小之辈，怎么能获得北军的心呢？冲动，浮躁，视野狭小，眼光短浅，见利忘义，这就是走向堕落时期的中产阶级的性格特点，这与最下层的别动队当然容易一拍即合了。可惜很快让霍光给一拍即死了。
多说几句，这种下层人在武帝时期上升根本不用这么费劲。而此时却是不行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现象。
（3）平衡的倾斜
斗争的胜负在于力量的大小。这是根本原则。霍光何以如此简单将对谁手拍到在沙滩上呢？那是因为他的力量此时更大些。因为他背后的联盟是富豪阶层——更高的生产力的代表。
霍光此时的政治盟友是田千秋。田千秋是非常富有政治智慧的人。而且如果从面上看，也是无自己特色的人。他以父子矛盾定性巫蛊之祸结束了长时间的政治混乱，帮助武帝结束了这场政治灾难，稳定了朝局。他本人是下级官吏，但是，他的身后却是从山东齐国迁来的齐田王族。《汉书货殖列传》记载：“关中富商大贾，大氐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从引文中“前富者既衰”几个字看，那么田家发达肯定是在元帝之前，而元帝之前当然就包括田千秋当丞相的时间段了。一个富豪家族的人担任丞相，其政治方向，不问可知了。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个红色资本家还是副主席。就知道了。现在想想，武帝让田千秋担任丞相，绝不是因为他只是帮助解决了巫蛊之祸带来的政治恐慌。
而霍光手下杨敞的弟弟杨恽居然会做生意，是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外孙。而司马迁老先生是倾向于发展经济的。司马迁老先生真是没有白为那些大富豪们写传记。天知道背后这些富豪们会如何支持司马迁。如此想来，要打击富豪的汉武帝而对司马迁下蚕室，恐怕绝不是因为他只是支持李陵——汉武帝不是那么冲动的帝王，做事多是深思熟虑。只是富豪阶层与司马迁是如何联系的，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做生意这种事情，如果没有有经验的人带领，恐怕自己空手起家是很难的。司马迁为李陵说话受刑，而霍光和上官桀和李陵还都是好朋友，与司马迁肯定关系也不错啊。司马迁和大富豪阶层有关系最大的证据还是在于他的四处旅行。旅行哪里来的费用？钱才是最根本的力量。张汤是武帝时期最重要的大臣，临死家里只有很少的钱，更何况司马迁家，更不可能有什么高收入了。太史令不是实权岗位，不会有什么人给他行贿，那么他的高收入从哪里？只能是别人赞助。
另外一个重臣是张安世，张汤的儿子。霍光在打倒上官桀集团的时候，拉上张安世，其实就是等于将富豪集团拉入自己的同盟。那个让霍光拉来的同盟张汤之子张安世居然是个超级大富豪，比霍光还有钱，家里的奴隶就七百多人。比他爹可是牛逼多了不知道多少倍。《汉书张汤传》附的《张安世传》记载：
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织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天子甚尊惮大将军，然内亲安世，心密于光焉。
开始依靠封侯的家底做起生意来了，这就完全背叛他老爹的阶级立场了。在霍光死后，张安世被宣帝委以重任，指掌军权，不是没有道理的：
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数月，罢车骑将军屯兵，更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
张安世家族也是一个脚踩两条船的家族：一方面和原先的自耕农阶层相联系——这是张汤的基础，一方面和富豪阶层相联系。在封侯之前，张安世还不是富豪，封侯之后，还依然保持中下层人民本色。这就是张安世这个富豪的特点：中性。但是这个张安世家族却没有良家子的社会基础。这也算是个小特点。这与上官桀本人就是从军队里的出身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张安世这个联系中产阶级的家族代表势力明显多得多。所以，西汉后期，张家也是极少数长期保持富贵的家族。这个家族其实是在成帝时期才被王政君家挤兑退出政治舞台的。
因此我们看霍光这里是将富豪集团拉在手上的。如果套用今天的话说，这个集团在当时却是代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的。比如冶铁就是这样的产业。这也是桑弘羊为什么没有和霍光在一起的原因，桑弘羊代表盐铁专卖，那么与私人冶铁的大富豪肯定是对立面的。当然霍光对这个富豪集团是限制的，不是敞开的。他一手拉着富豪发展经济，但是另外还是在用酷吏镇压不听话的对手。所以说，武帝确实真的会挑人，霍光是真实地把握住了武帝的思想精髓的。废除对酒水的征税，是向这部分富商让步，但是同时也通过将中牟的皇家园林分给贫民来拉拢下层。还将三辅地区，也就是京畿地区的无产恶少编入军队去防御辽东的乌桓。给他们找出路。
但是，《汉书霍光传》中的霍山曾提到后来提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霍光没有将公田分给贫民。这也正是虽然平衡倾斜了，但是力度不大，平衡仍在。这是《汉书霍光传》上的记载，而在《通鉴》上把这句非常重要的话却给删去了。我想这应该是霍光持续发展的思想。我的猜测是如果将公田分给贫民，那么一方面会造成帝国手中可以控制的土地减少，就意味着帝国可以调控的资源减少，掌控国家的经济力量减少，另一方面自然是这些贫民的土地很快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流失到大地主手中，最终他们还是贫民。我们今天强调土地的集体性质，农村土地不能私有化，大道理也没有太多区别。从《汉书》上看，霍光执政时期政务的两大特点是一是人用严吏，另一方面就是控制公田。一个是在政治方面，一个是在土地分配方面。但这些政策，在宣帝那里就开始调整了。霍山的原话是说：“今丞相用事。县官信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又说：“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人人自使书对事。”在用人上就发生变化了。也是个重要标志。不过这些人似乎还是缺乏政治观察力，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并没有发现宣帝对儒生跟武帝相似并非真心喜欢。
（4）从倾斜的平衡到旧平衡彻底打破——阶级固化的完成
因此，霍光死后，汉宣帝对霍氏家族清算，本质上还是不同的政见之争，并非只是个人的恩怨。换言之，霍光的政策是走到头了，该新的政策推出来了。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培育，新的阶级结构出现了，起码此时是雏形完备，即大地主大富豪阶级开始全面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帝国阶级矛盾的主导方面了。
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在霍光死之前的几个月，朝廷就开始给贫民分公田了。这可以推断朝廷可用的其他资源应该是快完了。霍光几个月后，第二年春，就死了。土地关系是划分古代社会的最为重要的标志，当朝廷掌握的公田开始分给贫民，说明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和经济发展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就是贫民在昭宣二帝的和平时期，不是减少了，而是变多了。不论是在比例上还是在数量上。以至于国家必须动用储备土地来解决农民失地问题。这有个阶段性的标志，就是《汉书宣帝纪》下面的这件事情：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
《通鉴》记载的是在元康四年（前62年）：“上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孙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广汉等百三十六人，皆赐黄金二十斤，复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绝，”。
这是一次人为的大规模的快速的回复大地主大贵族阶级的举动。在霍光死后搞的。借用延续当年功臣的名义让这个几乎被汉武帝消亡殆尽的阶级迅速发展壮大。这个举动，等于是将汉武帝时期的对内的政策全盘推翻了。可以用“我南霸天又回来了！”来理解。这就是对汉武帝时期打击地主豪强的社会革命的反攻倒算，可惜的是成功了。汉武帝奋其一生的事业到此安然画上了句号。因为是儒生全面进入政坛的时代，也是大富豪、大贵族进入政坛的时代
霍光死后，宣帝的这个大肆恢复诸侯封地配置自己势力的举措本质上是个顺理成章的过程，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还有个很特殊的例子，那就是富豪的代言人直接进入政坛。这也是之前从没有过的。这自然是对霍光政策的突破。
这个人就是靠着攻击霍光上位的萧望之，《汉书》称其为“儒宗”，从其阶级倾向看，也是站在富豪这边的。因此，攻击霍光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要为富豪直接上位铺路！他是大地主和大商人富豪的代表！《汉书》他本传记载：“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在具体的事情上他反对建立常平仓，这就等于反对国家对粮食价格进行干预，这当然是有利于手中有粮食的人。另外一个是，他推荐了富豪出身的平当。反对良家子出身的冯奉世封侯，而汉宣帝居然同意了。良家子这个原本是大汉帝国的中间阶层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影响力了。这是最为鲜明的阶级力量对比。冯奉世万里之外，临机取决，当机立断镇压了蠢蠢欲动的莎车国国王，并将他的脑袋传送到了长安，这如在汉武帝时期，封侯是必然的。宣帝时期的老将军赵充国则是在死后被追封的侯爵，生前也没有封侯。不能封侯，就不能成为贵族，就不是真正的上层阶级。这点通过司马迁为李广不封侯而惋惜就可以看出，封侯在西汉是及其重要的时事情。萧望之自己还利用职权让下属小吏替自己做买卖挣钱。一代儒学宗师就是这样盯着蝇头小利。
《汉书食货志》记载：“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当然是谷贱伤农。这其实是再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是一旦发生灾害，那么帝国的储蓄又显得不够。而这个时候，囤积居奇，获利的当然是商人了。此时贾谊和晁错对商人阶层打击的言论此时却再也没有了。一代大儒萧望之为儒家之宗，却没有攻击商人阶层，与贾谊和晁错一对比，其阶级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就宣帝而言，在霍光死后虽然多有变革，但是依然在坚守着平衡之道。不过却是越来越艰难而已。上文引用谷贱伤农的话，已经是在说自耕农阶层收到了重创了。让帝国这个定海神针在逐渐倾斜。从政治上看，比如，虽然宣帝罢黜了儒家代表王吉，但是却是在长安万民请命的情况下依然杀了法家代表京兆尹赵广汉。一个是杀头，一个是罢黜不用，这完全不再一个层面上。宣帝用萧望之但是却终没有让他当丞相。但是却又让他去给当太子当老师了。这实际上就是确定了太子的政治走向和帝国未来的走向了。萧望之，一个对当朝丞相不敬的人，而这个人还是对汉宣帝有着养育之恩，汉宣帝却让他去辅导太子，这也是无奈的表现了。
我们简单梳理下昭帝到宣帝这个时候大地主贵族和富豪阶级势力壮大的历程，因为这也是其来有自，富裕阶层也是在武帝停止对外发展颁布《轮台诏》之后再次出现的：
昭帝登基后始元元年（前86年）后的六年，即始元六年（前81年），朝廷开始提出罢免盐铁专卖的动议，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盐铁论大讨论。这是舆论试水，看看社会风气如何。当时的成锅就是取消了对酒水的征税。提议者是杜千秋，而杜千秋是杜周的儿子，杜周则是义纵的手下，义纵是跟大将军卫青有关系的人。这个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
元凤元年，前80年，霍光灭掉上官桀，桑弘羊集团，在最高层面上将良家子这个阶层挤了出去，从此再最高层再也没有这个阶级的代表了。同时霍光通过和张安世、田千秋等的结盟将大富豪，大贵族阶级推上了最上层。这是政治上动手。
地节二年，前68年，春，霍光死。宣帝开始全面陆续修改霍光的政令。特别是公田授予贫民发做法。为富豪兼并土地打开方便之门。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法家代表赵广汉被杀，良家子代表冯奉世立功西域，没有被封侯，两股汉武帝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力量都在最高层失去地位。这是良家子全面退出贵族阶层的标志。
上层对良家子阶层关闭了。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恢复高祖时期周勃等功臣被罢免的封国。大地主阶级迅速形成。社会阶级结构固化完成。武帝时期进步因素全部被摒除。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太子地位完全稳固。宣帝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大地主大贵族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的地位再也不可撼动。宣帝已经无力改变这个现实了。当他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晚了。
（5）无可避免的帝国之死
汉宣帝无力改变的历史现实就是大地主、大富豪阶级和失去土地的流民、奴隶阶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汉书鲍宣传》借鲍宣给汉哀帝上书全面介绍了汉哀帝时期的国家形势：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
以现在观点看，七亡七死之中，“豪强大姓蚕食亡厌”才是核心。正是这点形成了大地主贵族和死亡线上挣扎的贫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协调。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就是经过昭、宣二帝时期，社会上的劳动力再次和生产资料分离，这个分离的趋势是无可挽回的。帝国正在如一个被两匹马从完全相反的方向撕扯的人一样，除了被撕裂而死，别无他法！
矛盾体终于到了矛盾双方因为激烈的斗争而再也不具有统一性的阶段，也就是矛盾自身消失的阶段。而这个阶段正是从武帝时期的三足鼎立的阶级结构阶段逐渐演化而来的，是以中间阶层——自耕农阶层的消失为前提的。从帝国最终走向分裂灭亡来说，自耕农这个汉帝国的中产阶级其实就是个虚幻的景象——这个基层无时不处在分化之中、走向毁灭的道路上，任何挽救这个阶层从而挽救整体的想法都破灭了。
正如海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一样，只有中产阶级消失，才知道谁是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挽救中产阶级，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们几乎是一个西西弗一样的任务，不停地在挽救这个阶层，然后有看着这个阶层义无反顾地跌落向深渊！每一次跌落，都是一个大帝国的灭亡。人类的智慧在帝国的灭亡的历史事件上是无能为力的。
王莽称帝后马上开始进行全国性的土地调整，希望通过国家直接干预土地分配、干预商品价格、禁止人口买卖等等，来挽救帝国的命运。但是依然不行。这其实才是他不断神化自己，最终抛弃刘汉而建立新朝的原因——他需要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解决问题——但是并没有。逻辑上正确的方法在这里全部失效——因为所有的逻辑都是统一的逻辑，联系的逻辑，让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的逻辑。可就是这个逻辑在现在是无效的。因此，系统崩溃，矛盾解体，帝国死亡则是唯一的出路。
帝国没有死亡的时候，对路的方法还可能有效。
帝国必然死亡的时候，一切方法都是无效的。
乱世集权，如果真能成功，那说明你还不是真正的乱世，而真正的乱世，任你是神仙也不行。于是西汉末的大动荡，大起义开始了。整个社会必须经过自杀式的洗礼才能获得新生！任何治国理政的方法在这里全部归零。
小结
历史从汉初的以自耕农为代表的主要阶级——刘邦集团其实就是代表这个阶级的。经过文景之治后转换为贫富分化的两大社会基层，再到武帝晚期的大地主阶级，自耕农的中产阶级，下层失去土地的贫民、奴隶阶层，共是三大社会阶层，在经过昭宣中兴几乎四十年的时间，又恢复到两大阶级：自耕农的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只剩下大地主大富豪的阶级和彻底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下层贫民、奴隶阶级，这时的贫民阶级开始向农奴转化了。为后来的豪强地主阶级为主的东汉过度。因此，西汉末的这个二元结构也是一个中间环节，是向东汉庄园经济转换的环节。因为正是这种富豪庄园经济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再次结合起来。
我们说巫蛊之祸要为之后的几十年，近乎百年的汉帝国的历史轨迹负责，但我们还得说，这个历史负面的责任，他也不得不背。是否背这个包袱，其实不是巫蛊之祸这个历史转折点负责的，而是中国史本身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历史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由多种结构构成的整体运动的必然环节。我们让巫蛊之祸为帝国的灭亡负责，其实，汉刘邦也该付这个责任，帝国所有的结果在帝国的开始就种下了种子。巫蛊之祸相当于汉帝国这课大树结出的一朵恶之花，一朵亡灵之花。
巫蛊之祸敲响了汉帝国自耕农阶级的丧钟——可以作为本文的核心。
需要补充一点就是，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巨大规模的战争及对社会变革所造成的影响，非常类似于罗马共和时期布匿战争对于罗马共和国的阶级结构的影响几乎类似。布匿战争之后，大量输入战俘奴隶，从而改变了帝国的经济结构。一方面使用奴隶的大庄园挤垮小农经济，使小农走向破产。还有就是布匿战争使大量的参加战争的罗马公民阵亡，留下大量的无主的土地，这也给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罗马人以可乘之机。这样，布匿战争最终改变了罗马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最终导致走向帝国时代。更丰富的细节就需要跨史学的朋友们进一步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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