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春秋時代的華夷之辨並不是文化之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政治和權力秩序。蠻夷之所以為蠻夷，是因為它們未能進入周王室為中心的政治結構的內層。其實很多被周人稱為蠻夷的人群，是比周人很早的中原舊族，其文化未必比周人低。
其次，看史料，楚人並沒有天天“我蠻夷也”。任何話語都應當看其語境，史料中楚王兩次自稱蠻夷，都是面對中原諸侯，其目的應當是為了擺脫以周人為核心的舊有秩序，因而強調自己是可以不遵守這種秩序的外人。這種態度可以對比漢初的南越武帝趙佗，趙佗面對漢朝時，也是刻意強調自己是蠻夷。
但是面對其它“蠻夷”，楚人又是另外一種態度了。
“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 （《韓詩外傳》）。這裡楚王使者因為越是夷狄而刻意欺辱。（當然最後目的沒達成）。
” 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 “（《左傳》定四）。這裡楚人申包胥以楚為上國，稱吳國為”夷“，並且認為”夷德“都是無厭的。
” 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 “（《墨子》）這裡楚貴族魯陽文君指責夷人風俗還被墨子批評了。
從以上諸條看，楚人同樣認為”蠻夷“標籤是不好的，是負面的。
另外史料還有立場問題，春秋楚人的蠻夷身份之所以顯眼，很大原因是因為後世的春秋史料都是北方諸國特別是魯國的。如果看楚人自己的史料很可能又是另一種印象了。近代楚地出土了不少文獻，從這些文獻中沒看到楚人天天以”蠻夷“自居的。《清華簡 系年》中有這麼一條：
” 晉文公立四年，楚成王率諸侯以圍宋伐齊，戍谷，居鉏（緡？）。晉文公思齊及宋之德，乃及秦師圍曹及五鹿，伐衛以脫齊之戍及宋之圍。楚王舍圍歸，居方城。令尹子玉遂率鄭、衛、陳、蔡及群蠻夷之師以交（邀/徼）文公，文公率秦、齊、宋及群戎之師以敗楚師於城濮，遂朝周襄王于衡雍，獻楚俘馘，盟諸侯於踐土。 “從這條看，楚人似乎是不會把楚以及鄭衛陳蔡和”群蠻夷“混為一談的。（當然也不把晉秦宋齊和”群戎“混為一談）。
我感覺也不宜把楚文化拔得太高，楚文化的高峰是在戰國中晚期（《楚辭》就形成於這時期），而這之前，史料中楚王不止一次地自稱楚國是”僻陋之國“（這當然有自謙的成分）。所以春秋到戰國，楚文化必有一個發展的過程，不宜認為楚文化一開始就這麼高。而北方的一些文化精英想必也對楚文化的發展有過重大作用，最典型的就是王子朝帶著周王室的典籍奔楚。
還有為什麼很多人覺得楚文化很特別？其實我感覺東周列國至少雅文化層面同質性是很強的，左傳楚人的價值取向和北方君子的價值取向並沒有矛盾，《楚辭》中用的典故也是堯舜禹湯周文周武那些，也都是北方文人熟悉的典故。不論從出土文獻還是傳世文獻看，楚國和北方各國都應當是同一個文化圈的。
最後，談一談秦國的問題。其實春秋時秦國文化並不低（畢竟秦佔的可是宗周舊土，秦人不少是”周餘民“），詩經中還有《秦風》呢（反倒沒有楚風），季扎觀樂對《秦風》大加讚賞。秦穆公和晉文公互相賦詩。甚至春秋經中都沒有稱秦為夷，春秋經中秦一直是稱”秦伯“的，而不是像吳楚越一樣稱”子“。（當然這一點和名分問題關係更大）。
其實東周到秦漢，不少人認為秦國是後來特別是商鞅變法後才野蠻化的。
” 商君違禮義，棄倫理，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新書》）
賈誼認為商鞅變法後，秦國風俗是一天不如一天。
《穀梁傳》作者認為” 秦之為狄，自餚殳之戰始也 “，秦國是餚殳之戰以後夷狄化的。
戰國時，不少東方人稱秦國是”虎狼之國“，”與夷狄同俗“，但是春秋時這種言論反而很少。與此相反的是，春秋經傳中楚國是板上釘釘的蠻夷，到了戰國稱楚為蠻夷的言論就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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