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試圖從人類學、性別研究和城市設計等角度對“廣場舞”現象進行把握，探討當代城市的公共空間以及當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開放的、人性的？
“廣場舞”其實很早就有人跳，只是近年來才引起媒體和大眾的關注，大部分消息都是負面。首先是央視曝光溫州松臺廣場和新國光公寓居民之間的噪音對決，據說公寓居民不堪忍受廣場舞噪音，花26萬元買來一高音炮“以噪制噪”。接著又傳出中國大媽穿著鮮豔的民族風裝束把“廣場舞”跳到了盧浮宮，有人驚呼這回“丟人丟到了國外”。跳跳“廣場舞”怎麼就丟人了？我們試圖從人類學、性別研究和城市設計等角度對“廣場舞”現象進行把握，探討當代城市的公共空間以及當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開放的、人性的？
1為什麼談論廣場舞？
在問答網站“知乎”，能搜索到有關“廣場舞”的問題285個，最高的有一萬三千多次點擊率，一百多條回覆。有“潑糞”、有力挺，討論大部分具有曲折的故事性，現身說法講述“廣場舞”的小社會如何為了“奪權”而爾虞我詐腥風血雨，廣場成為大媽大爺施展人生智慧與謀略的第二戰場，劇情比宮鬥劇還要狗血。
唯一一篇呈現在讀者面前理性分析廣場舞現象的文章發表於《文化縱橫》，名為《汙名與衝突：時代夾縫中的廣場舞》。這篇文章的作者王芊霓是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研究型碩士，廣場舞是她的研究課題。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是什麼促使你去做廣場舞研究？有沒有新聞或事件的觸發點？
王芊霓：我從2011年到香港讀書，先是中國研究專業，後來成為人類學系的研究型碩士，在這期間雖然幾次回大陸我都見過人們跳廣場舞，但我自己從來沒有參與過。2013年初的冬天，我旅行經過四川時，我的一位在成都工作的美國朋友招待了我。他很神秘地對我說，“芊霓，你不是喜歡跳舞嗎？我在成都每天晚上也會在學校裡和藏族朋友跳舞，你來參加吧！”那天的場面我現在還記憶猶新：夜幕中，大概七八十個人圍成一個圓圈，幾乎佔滿了那塊空地，大家邊繞圓圈邊跳。我還記得當天跳到最後，我們大家又排成了四排繼續跳一些藏族舞曲的街舞，舞步很快，大家都特別興奮特別開心。
當時我還並沒有想到要用廣場舞作為我的研究題目。只是通過這個美國人的視角，我瞭解到在廣場上跳舞這樣一種夜生活的方式在美國是沒有的，或至少是很少見的。人類學給我的訓練讓我對“局外人”視角非常敏感，如果廣場舞真的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東西，那麼催生這種特色的中國獨有的社會現實是什麼呢？當然了，我第一次參與廣場舞的地理座標是成都，周圍的舞友大多是藏族人，而遍佈中國大江南北的，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則是漢族人，特別是漢族女人為主導的廣場舞了。
除了這些個人經歷，在香港的學術訓練也進一步刺激了我對廣場舞現象的好奇。在中國研究和人類學兩個項目的訓練中，我閱讀了宗樹人(D avid. A. Palm er)對90年代氣功熱的研究，閻雲翔和M etteH ansen等學者關於中國社會個體化的著作。當時想法很簡單，就是個體化大趨勢之下，如何解釋這種集體活動？
後來我讀到熊萬勝等人在《開放時代》期刊上一篇題為《個體化時代的中國式悖論及其出路》的文章。那篇文章文末提出了一種研究方向，它提到，“很少有人關注這樣一種現象：在黃昏時分，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的廣場上，成百上千的人伴隨著音樂手舞足蹈，他們排列整齊、動作劃一，卻可能互不相識。這是在幹什麼？筆者認為這是私人生活的一種組織化形式。它與網絡上的私生活展示行動複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方興未艾的新型的生活公共化的浪潮。”在這篇文章的直接的啟發下，我寫了關於廣場舞的研究計劃，得到了導師們的認可。首先，廣場舞的研究並不是很多人做過；另外，考慮到研究者本身和課題的匹配性，我從小的習舞經驗，恰好可以成為一個會受到受訪者歡迎和支持的研究者，因為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叫做“參與式觀察”，就是說，作為研究者，不僅要觀察，而且一定要參與進去，所以我的個人經歷使得我可以更好地參與並且觀察。
2她們是誰？她們從哪兒來？
在晨光中，在暮色裡，匆匆路過的人們乍眼望去，不過看到一群穿得紅紅綠綠的“大媽”，隨著音樂整齊或不整齊地比劃。可是如果你停下來細瞧，會發現她們其實各個不同。有的臃腫，有的苗條，有的繫著絲巾，有的穿著高跟鞋，有的動作標準，有的略顯笨拙，有的氣勢剛健，有的姿態嫋娜，大部分人還畫著或濃或淡的妝。她們的年齡、職業、出身、性格也各不相同。
南都：你在河南做過一段田野調查，掌握了一手的數據。能不能給我們舉幾個例子，跳廣場舞這些“大媽們”，她們是怎麼樣的人？生於什麼年代居多？家庭背景如何？為什麼要跳廣場舞？
王芊霓：就我在河南這個小城市的調研說明，三六九等的人都有，有著較高文化和經濟資本的人與低文化經濟資本的人皆混雜在內。有城市也有鄉村；有受教育程度高，也有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年齡跨度也非常大，35歲到75歲的都有，而且我說的都是頻繁參與的人群；各個職業的人都有，有銀行管理人員，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大中小學老師，醫務工作者，也有個體經營戶，打零工者，家庭主婦等等。有身體健康的人，也有正在與病魔抗爭的人。但是她們大部分參與者同為女性，共同經歷社會急速變遷對女性群體帶來的影響，也要共同面對身體衰老和容顏不再。
以我著重訪問的兩個舞隊為例，一個領舞44歲，她的隊友大部分也是70後，也有一些60後和個別50後，這支舞隊常用的舞蹈元素有蒙古族舞(比如烏蘭託婭的《火紅的薩日朗》)，還有拉丁舞，甚至一些爵士舞，她們使用很多英文舞曲；另一個舞隊領舞56歲，她的隊友大部分為50後和60後，她們喜歡跳“步子舞(操)”，據民間專家告訴我這些舞蹈其實是1990年代迪斯科的一種變形，主要以步伐為主，上肢動作比較少。我沒有在這些廣場舞隊聽過她們使用革命歌曲，上世紀80、90年代的懷舊歌曲倒是有一些，比如金梭銀梭這首歌。所以僅從這兩個舞隊我們就可以看出，廣場舞蹈參與人群在出生年代上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也影響到了他們對音樂和舞蹈動作的選擇。
在廣場舞愛好者中，不乏社會中上階層的人，如大學老師、銀行高管等等，因此，他們的家庭背景也是來源多樣的、受教育程度有高有低的人群。首先貧富差異、城鄉差異等也在廣場舞團隊內部表現出來，比如在一些兼具城市人口和鄉村人口的廣場舞隊裡，後者就極少成為領導角色，而通常處於邊緣地位。
鍛鍊身體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是鍛鍊身體的方式有很多種。廣場舞還使他們可以找到愉悅感。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找樂子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廣場舞塑造了一種社交氛圍，我認為參與廣場舞的許多女性都可以被稱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代孤獨母親”。這首先和計劃生育政策有一定相關性，她們可能剛剛步入中年，就要開始面臨獨自一人在家的境況，這一點和他們的上一輩往往有兩三個，甚至更多子女是非常不同的；
其二，由於經濟解放和人力資本流動的頻繁，很多女性的丈夫去了收入更高的外地工作。由於教育資源的差異，她們中也有不少把正在讀高中、初中和小學的孩子送到了“教育更發達”的地區就讀。就更不用提已經上大學和遷居外地的情況。
現有家庭關係中這些變化造成的孤獨，都促成了她們對一種替代性的社會關係的訴求。女人們因為被廣場舞這樣新的團體接納而獲得情感支持，她們也可以更積極地面對家人孩子的遷居、老齡化、還有包括問題婚姻在內等造成的種種挑戰。
促使女性去參加廣場舞的具體原因總是五花八門的，但總體而言，孤獨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我調研的過程中，很多阿姨也是在做了奶奶或者外婆之後，就會暫時告別廣場舞一段時間。我也遇到過去外地幫子女帶孩子之後回來和老姐妹們繼續跳舞的阿姨們。所以，他們中很多人是對家庭有著很強責任感的人，據我所知，他們在跳廣場舞上，絕大多數也是和家人商量過後徵得同意的選擇。
3中老年婦女仍可以追求美
何惠秀(化名)，56歲，女兒是上海某外企高級白領。何惠秀的女兒並不反對母親跳廣場舞，但追求時尚的何惠秀是個“小資老太婆”，愛自拍，愛使用“美圖”，愛曬朋友圈，認為廣場舞太LOW，裡面混雜了很多“農民”。她對生活質量要求高，鍛鍊也要參加老年瑜伽俱樂部或老年馬拉松。
陳穎(化名)，50歲，兒童文學家。早年和丈夫離婚，長時間過著單身生活。她不愛去健身房，在樓下的萬達廣場跳跳廣場舞是唯一的鍛鍊方式。陳穎的兒子對此很反對，認為廣場舞又丟人，又擾民。每次提及此事，陳穎都要堅決糾正說：“我跳的是健！身！操！”
南都：我非常同意你的觀點，廣場舞引爭議，噪聲和空間佔領只是導火索，背後有很深刻的價值觀衝撞。首先是整個社會對女性行為的期待。主流價值觀期待中老年婦女“宜室宜家”，在家裡照顧老頭、孩子和孫輩，而不是招搖地在大庭廣眾跳舞。在你的研究裡，持這種觀點的是哪一類人群，是否男性居多？
王芊霓：我們很難講是哪一類人群，更難說是否以男性居多。我已經在《汙名與衝突》一文中闡述爭議背後的價值觀的碰撞，而這種碰撞，即使沒有廣場舞這個顯性的矛盾也是存在的，只是廣場舞讓這些衝突擺在檯面上，讓學者必須去理解它，闡釋它。說具體是哪一類人，倒不如說有一種佔據主流的觀念，而這種觀念，存在於形形色色的人群當中，可能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包括年輕人，也包括老年人。
對廣場舞有質疑和苛責的人群當然包括那些確實受到過大音量音樂影響的人，這在一些網友評論中可以明顯看到。除此以外，也有不少批評，直接對這一人群表現出了輕蔑。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廣場舞大媽”一詞，“大媽”這個詞在北方方言中帶有貶義，而現如今它儼然成為了大嗓門兒、有些發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形象的代名詞，沒有人會當面稱呼一箇中年女性或老年女性為大媽，因為當事人一定會感到被冒犯；但人們還是會在使用第三人稱的時候直接使用“大媽”，把這些中老年女性標籤化、他者化。
社會層面上對中年女性和老年女性的慣性思維和刻板成見，這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只不過在中國因為曾經的一段歷史而更加嚴重。我認為建立這種聯繫對歷史當事人來說有失公允，更何況很多人並不是“文革一代。”總之，中國歷史和現代潮流的激烈碰撞是廣場舞在當今社會尷尬處境的本質原因。年輕人所代表的“現代”越來越成為主導，老年人和他們所代表的歷史則越來越被遺忘和視為“落後”。人類學家羅麗莎(Lisa Rofel)認為在現代中國“一個人正是通過消滅文革一代所代表的一切來證明自己是現代的主體。”對一段歷史的妖魔化認識也造成了對一個群體十分輕易的妖魔化。通過把廣場舞大媽統一塑造為“文革一代”的“他者”，不少人輕鬆完成了他們對現代和優越的自我標榜。可是真正的現代性，理應建立在對歷史的客觀辯證認識和對人的基本尊重之上。廣場舞議題正在考驗著整個社會能否在衝突中找到出路，塑造一個更加多元包容的文化價值體系。
南都：在公共場合展露身體、追求美和性感，是中國人傳統裡歷來所不習慣的。從這個角度講，廣場舞是否也是對身體的一種解放？
王芊霓：這要看如何定義解放。是不是與傳統不同就是解放？我們對過去歷史的理解很多時候也是一種再詮釋和想象，而當下其實也是對傳統的不斷再創造，傳統和現代沒有那麼涇渭分明。我曾經在文章中表達過中老年婦女這種對柔美氣質的追求也是商業社會，甚至全球化西方化的一種影響，但很多時候中國社會也是基於對西方社會的一種想象而做出的改變。電影、電視、媒體在這中間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一句話，無處不在的被建構出的主流價值觀念在影響著所有人，廣場舞中既有對這些觀念的體現，也有著對它的抵抗。
4廣場舞拉近陌生人之間的距離？
“廣場舞”的確是個小社會，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網絡上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手繪故事《後宮劉大娘1905》，以戲說筆法將廣場上大爺大媽們的“權力鬥爭”描繪得頗為驚悚。可事實上，除了每個團體裡都不可避免的競爭和結派，“廣場舞”團隊帶來的更多是正能量。在王芊霓的研究裡，廣場舞是一種舒緩壓力、對抗孤獨的替代性社交方式。
也許國人對“整齊劃一”帶有某種歷史性的蔑視和恐懼。但需要再度說明的是，跳“廣場舞”的女性並非僅僅是文革一代。“廣場舞”的普遍存在折射出那些被困在手機裡孤獨的現代人，內心深處依然懷有對於有溫度的交往的渴望。
南都：有人指責跳廣場舞的大媽是從眾心理，她們過慣了集體生活，自己又無特殊愛好去佔用空閒的時間，所以選擇了成本低廉的廣場舞作為生活方式。你怎麼看這種觀點？
王芊霓：跳廣場舞的還有許多是中青年女性，甚至完全不能稱作“文革一代”的人。但是，當然也有從毛時代一路過來的人，在這群人當中，歷史對個體的影響也是充滿差異的。比如，有的人認同集體，有的人更加自我一些；有的人更易接受新鮮事物，有的人相對保守。有的人是毫不猶豫地加入了廣場舞，有的人則是經歷了很多不好意思和矛盾的心理掙扎。這種複雜性應該得到重視。
我認為，社會層面應該小心一種過於籠統的結論，廣場舞的流行不能歸結於一個單一的原因，它是多種原因、多種動力下複雜作用的動態結果。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圖便宜”真的是一個重要原因嗎？據我所知，有些人同時還在健身房參加瑜伽課等等，而且在舞蹈服飾上是很捨得花錢的。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就是在許多中小城市，健身房的條件是非常糟糕的，她們也會告訴我更喜歡在室外活動，因為更透氣。另外，外在的空間對參與者來說，往往是一個能夠引發她們積極情緒的場所。戶外空間意味著與自然的聯繫，這是中國自古養生理念中的重要一環，氣功、太極等等養生活動也是在戶外進行的，不少人也表示在戶外心情要更加舒暢。
戴錦華：老年人沒有自己的公共空間
大量“老年人”沒有自己的公共空間
廣場舞為什麼會成為一種中國現象？我想大概有幾點吧。首先，中國社會老齡化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事實。但是，新興的公共空間、公共場域，基本上都是以年輕人為主體的。你只要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大部分公共空間當中，甚至很少看到中年以上的人們。我們的退休年齡又比較早，進入所謂“老齡人群”的人其實並沒有那麼老，有這麼大量的“老年人”，可是同時又沒有屬於他們的公共空間。所以，我覺得廣場舞帶有某種偶然性地使得他們獲得了一個公共空間，去展示他們自己，去相會，去創造他們的生活方式。
還有一個原因，這一代人還是在某種集體活動或集體主義教育中長大的，他們也比較會尋求有某種群體性的形式。廣場舞的產生可能有這些因素的影響。
都說“大媽”，那也有“大爺”啊
在各種對廣場舞的評論中，我自己覺得非議最多的是某種年齡歧視。人們認為老年人制造了噪音，他們佔據了公共空間……所有這些討論都沒有看到這一點：老年人沒有公共空間。當下各種新建的公共空間都潛在地是為年輕的、而且是有比較強的社會能力的人準備的。
“整齊劃一”之類的說法，其實完全是附會。比如練劍、太極拳，或者其他的運動，也會整齊劃一呀，它並不是廣場舞獨有的特徵。真正原因在於前面說到的那種排斥，那種反感，“整齊劃一”不過是給反感找到一種說法。
性別歧視也是包含在年齡歧視當中，大家都覺得中老年婦女應該在家帶孫子啊。這還是大的年齡角色決定的。大家都說“廣場大媽”，其實也有好多“廣場大爺”呀，好像大家看不見他們了。這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你一定要說性別問題的話，這是雙重歧視。你在這邊指責廣場大媽，但其實有很多廣場大爺，為什麼他們都完全獲得不了命名呢？所以我更覺得，一方面我們看到這些中老年人在創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通過這種方式，他們使得這個人群被人“看到”了。如果不是他們這麼聚集起來的話，這些人都根本“看不到”，他們都不在公共空間當中，都在私領域當中。
這是一種社會景觀
在公共空間裡看到廣場舞，我不會覺得是干擾。但說老實話，我也不會多麼由衷地投入或欣賞，我就會覺得他們是一種社會景觀。類似的，比如一幫年輕人在這裡跳迪斯科或現代舞，我的態度也是一樣的。
(如果您有機會，會去跳跳廣場舞嗎？)大概不會。因為我一輩子沒跳過舞，而且我有廣場恐懼症，哈哈。
◎ 戴錦華，北京大學教授，博導。
唐克揚：廣場是屬於城市人的“客廳”
“廣場”這個詞雖然經常提到，說的卻未必是同一種東西，這尤其反映在西文的詞彙中。我們所說的“廣場”英文裡對應的可能是square(四方)，但square其實指代表類似都市形式中的一種，其它的還有plaza，forum等等，形狀也並不一定四四方方。
中文語境裡“廣場”這個詞的意思側重於它的形狀，以及人工建造設計的來源，但實際上很多“廣場”並不一定是規規矩矩的形狀，城市裡露天的、可以用作公共集會的比較大的空地，很多時候並非是誰經意設計建造的，而是前代的城市發展自然形成的結果。
寸土寸金中“空地”的來源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廣場”這塊地方能夠空著，其實有幾個先決條件是人們不太注意的。首先是一個權屬問題：在城市裡不會自然而然地有這樣的地方留下來。在比較早的歷史時期，這些地方可能是被城市的管理者“預留”，來舉行重要的儀式，進行社會交往、商貿活動等等，它既沒有明確的用途，也不屬於城市裡的任何人。最早城市的權屬不像現在這樣清楚，有公、私的嚴格定義。在我們的封建皇權社會，無所謂精細、均質的土地權屬劃分，所以在這樣的一塊土地上可能重疊了不同的功能。
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城市歷史中時而提到的，叫做“棄地”或“隙地”，比如清代北京外城的陶然亭附近就是一塊野地。這兩種情況在城市的歷史中都很常見，區別在於它呈現的形象：前一種嘈雜，熱鬧，後一種冷落，孤寂。但是兩種情況中，前現代意義的廣場都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間，權力與政治可以輕易地侵入改變它的性質，它們的面目也是刻意地模糊不清，隨時可能被篡改，甚至取消。最後，既然在這樣的空間裡只有索取無所謂付出，前現代社會的“廣場”往往是城市裡最廉價和破敝的所在。
以公權力與公共精神為依託
所謂現代意義的廣場有幾個條件，首先肯定是一個“公立”的地方，是由政府或其他公立-私立機構贊助、預留的土地面積，有獨立的預算和管理部門維護、保全、保安———說起來很簡單，但除了一個具有公共精神且強有力的“公權力”全力推動，誰也擔負不起這樣的成本(包括由城市立法，以優惠的政策條件鼓勵推動的“私有公共空間”)，所以在中國，現代意義的“廣場”一定是民國以後才有的。
這樣的廣場同時也改變了人們打量它的方式，它不再是封閉的，汙穢的或者臨時性的空間而是開放的，文明的和永久性的。在發達國家，還出現了一些投資更高昂，品質也更優越的“室內廣場”(代表性的建築物比如芝加哥的伊利諾伊中心)。它依然可能有盛大的政治儀式，也可能生意興隆———但是一切的前提，是廣場首先為城市提供了一個非功利的、空白的空間，非但如此，就無法培育真正的“公共”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改變了舊有“廣場”的性質並且將現代的“廣場”長久地維繫下去。
廣場培育的是公共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廣場都是天安門廣場，或者是充滿著旅遊者氣息的，可以“喂鴿子”的明星式的空間———那只是我們腦子中“被廣告”後形成的成見。大多數城市廣場並沒有那麼正式，它只是屬於城市人的一座“起居室”或是“客廳”。
既然是“起居室”，它們和“房間”之間的互相干擾就難以避免，如同一個寢室的室友之間難免會發生矛盾，廣場和城市間既需要保持一定距離，又需要它的使用者更多地考慮到別人的存在——— 這也是公共精神培育的過程。此外，上面已經提到過，有條件後，興建一些更高投入的“室內廣場”，就好像隔音的“起居室”，也許主人的生活就會受到很少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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