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講到李朝兩度挫敗“夷人”，這就令大院君更為確信維持閉關鎖國的局面是絕對正確的，西方國家的實力不過爾爾，正所謂“西舶煙塵天下晦，東方日月萬年明”，無論什麼國家來，朝鮮都可以戰而勝之。
“辛未洋擾”結束後不久，大院君便命人把他在“丙寅洋擾”時期寫下的十二個大字：“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刻成石碑，樹立在漢城的大街小巷。
▲大院君四處樹立的“斥和碑”
“斥和碑”的出現，把李朝國內的仇外情緒推向了極致，朝野上下瀰漫著一股虛驕自大的氣氛。大院君還以高宗的名義下旨，稱：“此夷之所欲和者，未知何事，而以若數千年禮儀之邦，豈可與犬羊相和乎？雖幾年相持，必痛絕乃已。若有以和字為言者，當施賣國之律矣。”
志得意滿的大院君大概是無暇思索，他能獲得這兩場“洋擾”勝利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嚴格來說，法、美派往朝鮮的兵力都不算多，而其主要訴求也畢竟在開港通商，並不是要霸佔朝鮮國土。
朝鮮軍民不屈服於堅船利炮，英勇抗擊外國軍隊，雖然值得稱讚，但是一味地拒斥與西方國家接觸，閉目塞聽，頑固地堅持落後的鎖國政策，也令19世紀的朝鮮失去了改變自身命運的難得機遇。
1871年，就在大院君還在為自己的勝利沾沾自喜的時候，鄰國日本已經在“西化”的道路上飛速狂奔，以“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為目標的明治維新正方興未艾；而在列強的輪番打擊下，宗主國清朝也緩慢地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甦醒，在李鴻章、左宗棠等一批“中興名臣”的主持下，以“自強、求富”為訴求的洋務運動蹣跚起步。
▲“辛未洋擾”結束後，朝鮮東萊府使鄭顯德答覆日本方面的文書，堅持不與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政府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立場。（《朝鮮國禮曹判書其他往復書翰一》，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B03030189200）
只有朝鮮依舊沉浸在擊敗列強的虛幻勝利中，原地踏步。早在1866年，當越南如清使阮思僴聽說大院君趕跑了法國人後，就十分清醒地講了如下一番“不中聽”的話：“大抵洋人之於朝鮮是初來，彼相幾未可大得志，故暫退耳。我國未與洋約和之前，他亦屢來屢退，其情蓋亦類此，所謂他反畏縮，不無張大其辭。忸小安而忽遠圖，他日之患，正未可逆睹也。”
無獨有偶，美國公使鏤菲迪在返國前也再三告誡朝鮮君臣，應當懂得“適可而止”的道理，“設或將來各國用強，以至貴君王不能拂其所請，即難言屈抑矣。”假如將來有國家用更強大的軍力逼迫朝鮮開放，屆時朝鮮恐怕就沒有多少迴旋餘地了。
▲1876年2月，日本借前一年蓄意挑起的“雲揚號事件”迫使朝鮮簽署《日朝修好條規》（《江華條約》），朝鮮被迫打開國門，開始走上淪為半殖民地乃至殖民地的不歸路。
事情被鏤菲迪不幸言中了。俗話說得好“事不過三”，1875年4月，當日本的“雲揚號”軍艦循著法、美的足跡來到江華島，蓄意製造事端時，大院君的好運似乎是到頭了。
1876年2月，日、朝雙方於江華府演武堂簽署《日朝修好條規》（又稱《江華條約》），朝鮮被迫打開了國門。日本，這個擺脫了任人魚肉險境的鄰邦，已經急不可耐地走上了侵略他國的道路，它會用更加赤裸和周密的方式敲骨吸髓般地榨取朝鮮人擁有的一切。
在《陽光先生》第一集的末尾，曾在“辛未洋擾”時受命參與對美交涉的李完益（金義城飾），眼見日本勢大，立即背棄了自己的祖國，賣身投靠。當他奴顏婢膝地跪在伊藤博文面前時，他說道：“請您給小人五萬塊，作為貢賦，小人會把朝鮮獻給您。”伊藤博文問道：“區區五萬就能買朝鮮啊？”李完益笑道：“此物也就值這點錢了。”
那個大院君所自豪的“東方日月萬年明”的國度，如今在變節者眼中已成了可隨手轉贈的物品，想來真是令人不勝唏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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