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七年(1589年)岁末，大理寺评事雒(luo)于仁的一份奏折，败坏了神宗本来不错的过年心情。
奏折历数神宗之过：日夜滥饮，宠信太监，溺爱郑妃；索金刮币，甚至用刑罚豪夺强取，接受太监张鲸贿赂；拷打宫女、中官，往往罪尚未明，人已打死，还经常向大臣发泄怒气。
奏折犀利直白，字字句句都是训诫，拷问神宗最不能见人的隐私，规劝神宗痛改前非、清心寡欲，雒于仁说：“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
明朝官员有三类，雒于仁、海瑞是一类，性格极端，敢于反对，置生死于度外。第二类是万安之辈，最出色的工作是为皇帝配春药，所以房中术被宪宗收了满满一抽屉。第三类以申时行为代表。申时行是张居正提拔上来的官员，后来担任内阁首辅。张居正身后触目惊心的悲剧，成为他为政侍君的一面镜子。时人批评他“首尾两端”，他总是小心谨慎、瞻前顾后、四面讨好、不冒风险、不做重大决策，尽量不使事情更糟，也不期待事情向好的方向逆转。在对雒于仁的处理上，申时行表现出圆熟的政治技巧。
神宗将奏折留了10天后，破例召见申时行等阁臣。这时皇帝28岁，身心俱呈病态，申时行55岁，因为早衰，已经白发苍苍。这对主仆，一个拥有无限权力，敏感任性，满腹委屈，心智发育不全，另一个历尽沧桑，老于世故，谨言慎行，满腹忧患，曲意周全一切。
《神宗实录》详细记载了这场对话。神宗说他本来就头晕胃胀，雒于仁的奏折使他肝火复发，病情加剧，他让申时行为他评理。可申时行还没开口，神宗就急忙为自己辩解，说：谁不饮酒?我酒后又没有持刀舞剑，偏宠郑妃，是因为郑妃侍奉勤劳，天下财富都是我的，我如果贪恋张鲸的财富，干吗不直接抄他的家?至于使性尚气，神宗辩解说，内侍宫人也有病死的，并非全死于杖下。
神宗的辩解。反倒坐实雒于仁的话有所依据，并非空穴来风。作为臣下兼长者，申时行低声劝慰，说雒于仁是“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读奏”。神宗回答：“他是要出位沽名!”
“出位沽名”是明朝政治的一款特产，即诽谤人君，博取正直的名声。古代文官饱读诗书，总渴望百世流芳，所以有人甘愿毁掉千辛万苦挣来的功名，甘受酷刑，不惜付出生命，以忤君、犯大不敬罪，来取忠烈之誉，以图名载史册。明代言路嚣张，那些直言而固执的大臣，是出于正义感和责任心，还是为了出位沽名，根本无法断定。
申时行回答：“既是为了出名，如果严惩，恰好满足了他的要求，不如宽容不较，才显皇上盛德。”他补充说：“圣上圣度如天地，何所不容?”神宗心里舒坦了一些，但还是不爽：“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申时行继续哄劝：“若票拟处分，传之四方，反以为实。”他建议，将雒于仁撤职赶回老家，奏折“留中为是”。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明史·申时行传》说：“于仁赖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虽然雒于仁得以保全，但是神宗从此却形成一个基本判断：大臣的一切建言都不怀好意，是为了沽名钓誉。申时行教会他最好的报复方法：留中不发，神宗只问动机，不管是非，万历后期20年，他对奏折几乎都不答复、不处理，让一切石沉大海，直到“海枯石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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