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邊找不到有校園背景的老照片，只好借用網上更老校友的公開照片，背景是南外“東樓”。
我是1979年暑假後考進南外小學部的，在母校一待就是整整8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87年畢業至今，時光不覺已流逝31年，在這期間回過不止一次，嶄新的南外校園光正式參觀就已兩回，但記憶中的母校，卻仍是做學生8年裡，那再熟悉不過的“舊南外”。
舊南外並沒有如今氣派恢弘、無所不包的主教學樓，只有一座“汽車樓”和一座“東樓”。
汽車樓是按照“大解放”卡車的造型寫意的。車頭是階梯教室，如今仍活躍在南外和“南外人”中間的馬雪生老師、孫金陵老師等都在這裡上過公共課，在這裡我觀看了有生以來第一部原文電影《聖保羅區的修鐘匠》，第一部海外中文影片《在水一方》，和老師、同學一起圍著“大彩電”收看了中國女排首奪世界盃冠軍的現場直播，完成了自己“有史以來”第一次登臺演出（雖然只是個沒有一句臺詞的啞劇角色），和班上同學合作奪下了智力競賽的團體冠軍。當年我們第一位法語老師——陶佩華老師“學校有了更現代化電教設備，階梯教室就沒必要存在”的話言猶在耳，今天的“新南外”電教設備堪稱一流，階梯教室還有沒有？在我記憶裡，它永遠是“我的南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駕駛樓”高達五層，“舊南外”最精華的部分薈萃於此：二層的圖書館和活動室，是我第一次踏入南外等候口試時待的地方，也是我窺視南外的第一眼所在；五樓的電化教室是南外生涯最後幾年最留戀的全球資訊來源地，也是同學們和被暱稱“老黃”的黃師傅“鬥智鬥勇”的“主戰場”之一。31年後的今天，我仍然能哼幾句同學創作的校園歌曲《老黃來了》，不知黃師傅還能不能聽見？
“車廂”則是一間又一間的教室。初一到初三，還有畢業班高三，南外8年中的4年我都在這裡度過。不久前剛剛離開我們的溫海發老師曾在這裡給理科不佳的我補習，比我們大不了幾歲的楊曉蘭老師曾一邊摸索，一邊幫我們在沒有考試大綱的情況下準備法語高考，“可愛”的周安國老師曾善意地提醒我“勞逸結合很好，但不要浪費太多時間，比如這大提琴就不要拉了”（其實是裝在自制布套裡的吉他），至今仍青春靚麗的金永怡老師曾一邊監考一邊健身，讓我的電腦考試一次性過關……同樣在這裡，我有幸遇到了一生的楷模和師範——凌介平先生。
“東樓”比“汽車樓”更老，二者間隔著乒乓球檯和三塊排球場。那是座青磚砌成、看上去古色古香的三層樓，掩映在高大濃密的樹蔭裡。兩年小學生涯是我在南外最初的日子，就在這座“東樓”中度過，高一、高二也曾回到這裡。我在南外的最後幾年，“東樓”大多數教室都改成了實驗室，我曾偷偷把小鉛筆刀放進硫酸銅裡“置換”成金色，又把回形針放入硝酸銀溶液，憧憬發一筆小財，還異想天開地問教化學的季之珍老師“怎麼沒有硝酸鉑溶液，我們都盼著呢”。至今我這個文科生還能完整背誦化學老師們當年編寫的幾段“化學元素順口溜”，夏天總是那麼涼快的“東樓”實驗室，和二樓樓梯拐角那座“工農速成中學”前輩校友贈送的落地大花鏡，是永遠銘刻在我腦海中的南外記憶。
除了“汽車樓”、“東樓”，“舊南外”的每一個角落都不時湧入記憶。
“東樓”邊的小遊樂場有秋千，有攀登繩，是稚氣未脫、剛入校時的我最喜歡的天地，也是我第一次“犯錯誤”寫人生頭份檢查、第一次打架傷人和被人打傷的地方，小遊樂場另一頭的舊宿舍樓，是入校後的第一個住處，小遊樂場盡頭直抵和空司相隔的圍牆，是一片入校後栽種的水杉林，也是我們種蓖麻的所在，“東樓”另一端原本是校辦工廠，曾經制作、出售航模套材，後來變成印刷廠，那裡也是我第一次受工傷（學工運鉛字時被砸傷腳踝）的現場；校辦工廠邊上原本是一片長滿野草莓的荒地，還有個荒廢已久的防空洞，我在那裡遭遇了人生第一次生命危險（和同學合捉了一條小蛇，帶回教室後被孫金陵老師鑑定為毒蛇），初一時，這裡變成了禮堂工地，我們不止一次參加禮堂建設，憧憬著禮堂落成、大家在“像劇場一樣”的禮堂中歡聚的一刻。只可惜直到我們畢業，那裡也只是個“半成品”，做過臨時運動場，也做過臨時食堂，成為“真正的禮堂”，已是我們畢業一年後的事了。
當時的校門在北京東路上，白底黑字的校牌十分醒目，進得校門，一側是幾排平房，當過師專和金陵飯店培訓部的教室，那些班級男生極少，女生極多，印象中是很活躍的一群；另一側是外籍教師居住的地方，我們曾在那裡“蹭”過法籍外教斯戴方先生的彩電看足球賽，也曾和後來名聞天下的“南京市榮譽市民”、德高望重的雅克琳娜.梯也克老師促膝談心。
“汽車樓”兩側，是兩塊運動場，靠近校門的那塊，是個長滿青草的足球場，不夠尺寸，卻是我們這些酷愛踢球者的樂園。那些草只是最普通的野草，長得很瘋，工友們忙不過來，我們常常要自己推著剪草機去忙活。86年正逢墨西哥世界盃，我們絞盡腦汁想剪出個“阿茲特克花紋”，卻終於泱泱作罷，多年後在北外，錢鐵峰老師帶母校代表團去走訪座談，一位師兄還當著老師們的面感喟“師弟們怎麼不給足球場剪草了”，惋惜之情溢於言表。
另一塊則是同樣“不夠尺寸”的田徑場，跑道只有200米，一端是豬圈，另一端則是兼作禮堂、後來被判作“危房”的老大食堂，以及長長一溜的水龍頭。田徑場雖小，卻是一年兩度校運會的舉辦地，也是全班凝聚集體榮譽感的“主陣地”，記得最盛大的一屆校運會足足開了三天，同學們不論參賽與否、是否得名次，臉上都泛著興奮的光彩。
兩塊運動場不僅是“運動場”：在教室學習倦了，我們會帶著書本下來，躺在草地上，聞著野花野草的清香看書；有時童心大發，我們還會用草梗釣小蟲，或追逐蹦跳的蚱蜢；偶爾下大雨，足球場會變成一片汪洋，許多池塘裡的魚會游過來，雨停後就困在足球場的水塘裡，赤腳抓魚便成為賞心樂事。
池塘在足球場球門後面，有魚、有蝦，還有青蛙和蟾蜍，師兄們傳說“池塘通玄武湖”，還煞有介事地說“柳樹根下的洞裡有條大蛇”。大蛇我們從未見到，不過池塘盡頭的圍牆坍了一塊，有時候我們會“抄近”從這裡跳牆，去鄰近的蘭園新華書店“蹭書”看。
田徑場的後面是一片我們入校後不久落成的老師宿舍，據說當年南外的“地皮”一直延伸到蘭家村街邊，這幾幢教工宿舍讓學校“退縮”到田徑場邊；老大食堂後面是鍋爐房，再往後是一座破舊的紅磚平房，那裡是我們入校第一年的“小食堂”。
乒乓球檯和足球場之間，1984年以後修了一條長長的葡萄架廊，我一直等著葡萄藤爬滿架廊，等著葡萄成熟，可惜終究未曾等到。據說在我們畢業後的幾年，葡萄架廊被師弟妹們譽為“南外最美的風景”。
這就是記憶中的“舊南外”，簡陋、細碎，但充滿著親切感。
“舊南外”的景象早在我們離校前就悄然變化著：小遊樂場上的鞦韆架不知什麼時候隨著小學部的撤銷一併消失了，“東樓”邊的野草莓連同飛舞的蜜蜂，也漸漸不見了蹤影。“小食堂”沒過幾年便人跡罕至，儼然“鬼屋”，教工宿舍也舊貌換新顏，在我們離校前的一兩年間變成了更高、更好的幾幢教工宿舍，和見縫插針建起的一幢嶄新“男學生宿舍樓”——代價則是田徑場的“瘦身”，原本頗氣派的司令臺，變成了被宿舍區圍牆三面包圍的“制高點”。
最後一次回南外時，“舊南外”的痕跡，已只剩下僻處一隅的那幾幢教工宿舍，和奇蹟般被校友們尋回的那塊白底黑字校牌，其它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已是“新南外”的新氣象了。
曾在異國他鄉偶遇一位小師弟，他傳給我一段音樂，見我聽後無動於衷，詫異道“師兄你怎麼不激動？這是《北京東路的日子》，是我們南外的校歌啊”。
是啊，可這是“新南外”的校歌，我在校時，由曾任我們畢業班主任的馬春林老師創作的舊版校歌，都還沒誕生呢。
新南外、舊南外，雖同在一片土地，卻並沒有太多重合的景象——但它們都是同一座南外。
因為在我看來，南外永恆不變的，是它的“精氣神”，這也是每一代南外人夢裡共同的眷戀吧。
陶勇（陶短房）
87屆英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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