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曾是個異常遙遠的年齡。
大學時，與好友慶祝她20歲的生日，我們一群人為著有吃有喝有人過生日而happy著，而收穫滿滿祝福的她不經意地開玩笑地說了一句：“有什麼好高興的啊，要奔三了！”
當時她不過只比我先幾個月邁入二十歲，但對年齡的敏感度已多過我好幾年。
她不經意的那句話，盤旋我心中好久。
一
不久，遙遠的30歲，真的要來了。
似乎周圍結婚的女性朋友，大多都處於一種綿長的焦慮和迷惘中。
接近30歲的我們，還年輕，還有光芒、夢想、激情，但是我們不知道自己的力氣往哪裡使。
一個剛結婚生小孩的朋友聊起時說：“我也很痛苦過，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也想著自己要做點什麼。”但她的解決辦法是，不管什麼，先找點事情做，因此她做了兩份工，外加奶孩子這份耗費大量時間和能量的活。起碼，她說她暫時平復了。
另外一個單身女性朋友，平日裡除了工作就是出差，她也陷入過一段至今未緩解的焦慮期中。因此在同樣焦慮的我一吆喝下，她立馬響應去旅遊的想法，她去了，我病了沒去成。
她說，國內遊根本無法緩解內心的焦慮，旅遊只能給予短暫的解決幻覺，回家後，壓根沒解決任何問題。該焦慮的依舊焦慮，該迷惘的依舊迷惘。
海報
我不信邪，可能是國內遊環境變化不大，給予內心的刺激不夠強，驚喜有趣不夠多。我拖著箱子一個人去了國外，為了尋找自己，尋找能安撫內心焦慮的方法，特地一個人到處轉，甚至一個人去了一個很少見到外國人的島，每天就吹吹海風，看看狗子打架。
沒有任何效用，真的，旅遊只有短暫的幻覺，我依舊很焦慮。
尤其是晚上翻著自媒體號，幾乎都在說要用好二十歲到三十歲的這段時間充實自己，這段黃金時期，會是人的分水嶺。
焦慮在內心咆哮：在你看不見的地方，無數人在不分晝夜地努力，你怎麼如此不思進取？
焦慮，焦慮，於是冒出了一個“我”，不允許我沒事癱著，不允許我一週回想時沒有任何可值得稱讚的事情。
我報了兩個課程修煉技能，每天跟著練著，但總是有一搭沒一搭地；我下了N個APP，重新拾起韓語、日語和英語，並列著學習計劃，甚至用APP的鬧鐘來強制自己，依舊有一搭沒一搭；眼見著，夏季要來了，硬逼著自己每週末去練車。逼著逼著，駕照果然考出來了，總算成了一件事。
頓時發現，實際上，焦慮是有用的，也並不是一件壞事。撒出那麼多種子，總有一顆是發芽了是不？
二
我開始想搞清楚我為什麼這麼焦慮。
從輕鬆的方式切入，比如看電影。
選來選去選了部女導演導的《29+1》，題名看起來相當文藝而覺得應該是個不錯的選擇。
《29+1》海報
女主香港女孩林若君差一個月即將30歲，正低潮，她精緻能幹的老闆寬解陷入困境的她，說道：“這就是土星週期。土星圍繞太陽轉一圈，需要三十年。每個人到了這個年紀，都會被這顆星影響，你肯定會覺得人生有很多變化，很多挑戰。”
嗯，原來是土星週期。原來，這個時間段，誰都不會好過。
這個說法玄而又玄，沒觸及根本，又撿起因焦慮去幹些無聊事而不曾再打開過的社會學書籍。
社會學家說，女性既有的家庭和集體的庇護逐步消解，既有的熟悉關係不復存在，而新形成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網絡需要由個人來選擇，而女性的生活規劃註定與父母大不相同，年輕女性制定自己的行動和計劃，確定自己的想法和未來是，幾乎得不到傳統和現成模範的支持。
簡單點說法，就是社會學者格恩斯海姆的歸納總結，他說：女性面臨著“不再”與“尚未”（no-longer-not-yet）的狀況。
而且更糟糕的是，按照社會學家貝克的說法，技術把人類送到了一個充滿各種不確定性的世界風險社會中。
意思是說，在我們當下的個體化社會中，出現了一種新類型的個人風險，即選擇和改變個人認同的風險。我們被迫被推著成為自己生活規劃和行為的中心，並要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道德準則和社會規則。
白話說，我不知道“我”是誰了，也不知道該以誰為模板來生活，“我”日常的生活中到處充滿著風險。
那我該怎麼辦？
傷心ing
三
社會學家，歸納了一種參照模板：進取的個體（the striving individual）。
電影中《29+1》中，女主香港女孩林若君精緻能幹，像個機器人一樣運轉，積極向上，甚至放棄了多次和男友相處的機會，放棄了陪伴家人的時間，依賴自己，努力奮鬥，為了職場成功。
這個女主，讓我想起了《致青春》中的陳孝正，他就是如此奮鬥的，不允許自己精緻設計的人生寶廈有一絲一毫的失誤。
他們，都被稱為是“進取的個體”。
進取的林若君發現沒有了進取的動力
“進取的個體”是社會學家閻雲翔提出的，通用於男女性，但他用了大量的篇幅來描述那些進取的女性。他說，女性也延續著傳統出人頭地的觀念，受著“失敗的恐懼和成功的渴望”雙重觀念驅使而奮鬥。
失卻傳統的庇護，女性將依賴從父母、男友轉向個人，逼著自己自我依賴、積極競爭，人生道路走得艱難又痛苦。
我身邊也有很多走得痛苦又艱辛的朋友，他們經常加班至深夜凌晨，以至身體累垮，頻繁出入醫院，甚至住院動刀。
為什麼這麼拼？
我們中大多數人都是年少離家，自然都養成了依賴自己的習慣，而且大多數人並沒有幫助自己的資源，更加沒有社會制度的保障和庇護，長大成人後，我們的情感和經濟需要，只能逼著自己努力來滿足。
一無所有的我們，除了拼搏，還有什麼其他法子？
但說真的，成為“進取的個體”之後，每天白天躊躇滿志地升級打怪真的是一種好的生活？
從影視裡接受到的信息是，奮鬥到頭後，我們會變得“狠而無心”，像甄嬛，只有高處不勝寒的悲涼；而在現實中，也可看到無數人在深夜獨自療傷，間歇性萬念俱灰。
那不進取的話，又是怎麼樣？
窩在家庭的庇護下，又會不會好些？為了家族和父母的體面，找個好老公？
不，找個好老公也是個拼死拼活的過程，就算找到了，那也未必是一帆風順的。
四
前兩年，楊丞琳演的電視劇《荼蘼》中，聰明的編劇給了她A和B兩種生活：一種是與臺灣的男友結婚，成為相夫教子、侍奉公婆的賢妻良母，另一種是撇下男友北漂，成了精明能幹的職場精英。
但弔詭的是，無論是A還是B，她都不幸福，一地雞毛。
A生活中，周旋於公婆、丈夫、小姑子的生活壓力中，懷著孩子的她喘不過一口氣來，眼看變成黃臉婆，時而懊惱沒有北上；B生活中，她成為主管，妝容精緻，在職場已遊刃有餘，但身邊冷冷清清，唯有去一間小麵館吃碗麵時才有機會鬆弛緊繃的神經。
就算是《29+1》中，即使強大如林若君也進入了舉步維艱的過程中，與男友漸行漸遠，得了阿茲海默的父親突然病逝，而一直掌控著的工作也因種種事情而失了控。
她舉目回望，空空蕩蕩，再無人像父親那樣牽掛，往前一看，空空如也，無人依賴，索性辭了職，獨自坐在街邊大哭。
生活是很難的，活著也是很難的，作為一個女性尤其艱難。
社會學家們告訴了我問題出在哪裡，也用最理論化的語言告訴我，要自己重建自我認同和自我規則網絡，去對抗個體化風險，去面對這個滿是不確定性的世界。
但話語太抽象，我知其然，但我不知如何使其然。
但首要是認清自我，方能找到方法使其然。
我發現了，需要重新找到自我認同的“我”是曖昧不清的： 我想要明媚陽光開放又想只呆在自己的小世界，我想要精明能幹而又柔軟溫柔，我想要出人頭地的成功而又慵懶隨性，我想要照顧家人買房買車而又想像梭羅一樣每天只做做看星星、聽鳥叫的生活……
到最後，我發現我想要成為的“我”如此的對立矛盾，該怎麼辦，“世上哪得兩全法”？
因此我焦慮，一直處於綿密又綿長的焦慮中。
因此我嘗試著去做很多事，比如報班、學語言、考駕照……嘗試著，與自己好好相處，對抗著社會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正如《29+1》中那位頗有市井智慧的出租車司機說的：“年輕人嘛，都覺得放棄問題比解決問題容易得多，但做了高層，要學會解決問題了。”
是呀，是得學會解決問題了，首先得學會處理和解決自己。
也許根本就沒有根本的解決之道，只是更好地認識社會的風險和不確定，更好地建構起一個連自己都欣賞的“我”才是正道，才能安好地度過自己的土星週期。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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