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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于我的童年，刻骨铭心。
小时候，我家是半边户。父亲在外工作，是城镇户口；母亲是民办教师，为农村户口。一家5口的基本口粮依母亲教书折合工分从生产队分得，这点粮食是怎么也无法填饱肚子的。超支借粮下锅是我童年揪心的痛。过年，盼回千里之外的父亲能带点好吃的以解一年之谗。父亲给我们三个孩子的见面礼，是从县城买的几个大馒头。馒头，在当时可是难得一吃的点心。
自我懂事起，就知道母亲与奶奶一直为5口人吃的发愁，并想方设法的弄些在我看来不是粮食的粮食来填充我们的肚子。奶奶在屋前屋后种了红薯、洋芋、苞谷。五谷杂粮将我碗里的饭拌成五颜六色：金色的苞谷饭剐油如刮肠，心里闹的慌；黄色的洋芋饭干枯难咽，吃得眼突脸红脖子粗；赭色的干红薯米饭，最怕吃到苦比黄连的腐败颗粒，奶奶说她就喜欢吃苦的东西。如此不经饿的五彩饭，也只能将就个半饱，由不得你敞开肚皮放肆吃。
白米饭，那是过年遇节或来尊贵的客人了，才能吃得一碗的。奶奶为了积攒点粮食，让我们几个孩子吃碗白米饭，一到打粮季节就要冒着风险带我们姐弟三人去收割后的田地里捡遗落的粮食，回家用手捋落稻穗上的谷子，再用文火在锅里烘干。当时，这种“损公肥私”的“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集体田地里的一切都是广大社员的，即便是拾得的稻穗，也应交公。
回顾中国的历史，真正能吃饱肚子，家有余粮的日子并不多。在“深挖洞、广积粮，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时代，粮食就是生命，就是最大的财富。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种地：农民起早贪黑不用分说、军人卸甲归田垦荒种地、知识分子弃文务农劳动改造、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接受锻炼。“全党全民总动员，战天斗地学大寨，大干、苦干加巧干”，可是产出的粮食还不能让种地的人吃饱。
自1955至1960的6年里，毛主席在广泛调查、深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亲自起草、多次修改，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关于农业的八字方针——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让如今从事农业的专家们都觉得仍可延用。
可是再多的人种田，再好的科学总结，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人们的粮食就是不够吃。国家不得不发行粮票来限制城镇人口的粮食供应，规定你每天只能吃多少。我家的家庭粮票就是几只写有不同标语的饭碗：姐姐的是“自力更生”，我的是“节约闹革命”，弟弟的是“社会主义好”。
盛饭的工作由公正的母亲担当，一人一碗，定量分配。节约了粮食，肚子常常“咕~~咕~~”的闹革命。那时，家中有粮吃，是孩子最大的荣耀。我的父老乡亲中常有好事者，爱摸小孩的肚子：我摸摸看，你吃饱了没有，懒人家的孩子是吃不饱的。我一面使劲的憋气，将肚子鼓得圆圆的，一面声辩：我家是没有劳动力，不是懒。随即跳起猛的一拳砸向摸我肚子的人的肚皮：你的肚子瘪，你才是大懒虫。砸完，拔腿就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现了包产到户，农民有了自由支配与耕种田地的权力，会种田的人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天下人吃粮的问题天下人管。很快，粮食多了，够吃了。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31822万吨，2000年为46251万吨，2007年则达到50150万吨。近年，中国的粮食生产总量一直维持在5亿吨左右，粮食生产基本能够满足13亿民众的生活需求，人均达到了400千克左右的粮食占有量。同时，中国是世界上储存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
如今的粮食已市场化，粮食把中国人从巨大的饥饿恐慌中解放了出来。今天，满大街的孩子都穿着露脐装，他们解放的肚皮自豪的展示着：我们天天吃得饱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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