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的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建）、中华复兴社的特务处（1932年4月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1938年8月，第二处终于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放两个红灯笼以发布空袭警报
看到这张照片，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搞庆典时在挂灯笼。而事实是，照片中的灯笼是抗战时期的国军的防空部队用来进行空袭报警的，士兵们根据日轰炸机距离的远近依次挂上不同的个数的灯笼。
中国军队当时并没有雷达设备，但如果想要提前得知日军轰炸机来袭的距离、架次和准确时间，就全部依靠戴笠手下的这些军统特工们了。重庆督邮街的“五三”、“五四”惨案后，戴笠被蒋介石严令必须提前侦知日本战机启动的详情，以便设立预警机制，保卫重庆的安全。
这个任务看起来似乎比登天还难，但戴笠手下的特工们竟然完成了。在日军每个机场附近他们均租用住房，而后化装成普通百姓，观察那些轰炸机的起落方向、架次和行动时间，甚至潜入飞机附近目测其装弹量，然后立即用无线电告知重庆总部，以便防空部门及早挂灯笼预警。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举行。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决定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以原第一处为基础，建立隶属中央党部秘书处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或中统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黄埔四期）任副局长，责日常实际工作；第二处扩大为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长。
军统的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建）、中华复兴社的特务处（1932年4月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负责人为戴笠。1938年8月，第二处终于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军统内勤组织共设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在各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班”。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员。
迁到重庆之后，军统开始扩大组织，成立了行动处和布置处等。布置处负责对沦陷区进行潜伏和策反工作，训练处除开办各种训练班，训练行动、暗杀等各种专门人才外，还领导军统的外围组织“抗日锄奸团”。同时还建立海外特工机构，先后在美国、伦敦、巴黎等成立海外站。站下有时还设分站，一时间，军统情报组织可谓遍布全球。
在戴笠带领下，军统逐渐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特务组织，对中国政治、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抗战时期，军统的谍报战也让日本人吃够了苦头。谍报战的机动、灵活和隐蔽性，一度也让汉奸们闻风丧胆。在蒋介石心中，戴笠的位置越来越无可替代。
戴笠
1943年，有一位美国武官这样形容军统：“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军统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
在最鼎盛时，军统有特工人员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其势力渗透至党政、军警、文教等各个层面。在“二战”中，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非军统莫属。而那时，CIA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只不过刚刚起步。
一开始，美国情报机关对中国情报系统的能力怀疑甚多，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罗斯福及美国朝野上下对军统和戴笠才真正刮目相看，因为当时军统女情报员姜毅英事先已经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并立即向美提供了此情报，但令人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美方的足够重视。事后，驻华观察员梅乐斯被派遣与中方展开合作谈判，后共同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技术合作所、中美合作所、中美所等）。军统负责人戴笠、美国海军情报局米尔顿·梅乐斯上校（后来是海军少将）分任主任。此所主要由情报组、气象组、心理组、军事组和秘密行动组等部门组成，它是中美军事情报机构“二战”中合作建立的战时跨国情报机构，其目的是为了加强中美间军事情报的合作，以共同打击日本。
军统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少将
閱讀更多 紀錄片人陳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