鏈家與我愛我家，本是國內房屋租賃市場上"老死不相往來"的競爭對手，但最近卻因鏈家老大左暉打給我愛我家老大的一個電話，讓在我愛我家工作了18年的副總胡景暉"洗洗睡了"。
激怒左暉的是胡景暉此前發佈的一條微博。
胡在微博中稱，"以自如、蛋殼公寓為代表的長租公寓運營商為了擴大規模，以高於市場正常價格的20~ 40%爭搶房源，完全破壞了正常的房屋租賃市場"。
對競爭對手如此赤裸裸的攻擊，自然讓左暉顏面大失——要知道，自如正是鏈家旗下的子公司。於是龍顏大怒的左暉迅即出手，此事也終以胡的下課而告一段落。
然而，面對國內租賃市場大鱷之間的互撕，租賃市場監管部門——北京市住建委率先於8月17日發聲：
住建委聯合銀監局金融辦、稅務局集中約談了自如、相寓、蛋殼公寓等主要住房租賃企業的負責人，要求他們不得利用銀行貸款等金融手段獲得的資金來惡性搶奪租賃的房源；不得以高於市場水平的租金或哄抬租金的方法來搶奪房源；不得通過提高租金誘使原有的房東提前解除原來的合同以搶佔房源……住建委將就此進行專項調查，一經查實，將從嚴處罰、聯合懲戒。
北京市住建委的這一表態，可以看作是當下房屋租金暴漲背景下的官方態度。
有數據顯示：在目前國內房價呈現逐漸企穩的狀態下，房屋租賃價格卻以同比20~40%的漲幅興風作浪。
那麼，我們該如何客觀看待房租的迅猛上漲？高房租又是如何形成的？在國外，又有無平抑房租的"他山之石"？
·誰在助推高房租？·
推高房租，不僅僅是無良中介在作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一線城市資源的嚴重不均衡，即，適合租房者租住的中小戶型總量偏少，剛需無法得到滿足。
以北京為例，住房的存量大概750萬套，人口2200萬，基本能夠匹配滿足；但是，適合租房者的小面積戶型佔比卻只有20%。這便導致了結構性的失衡。同時，過去一兩年間出於租賃市場安全等因素的考慮，北京加大了打擊合租群租的力度，導致供給收縮，並進而引發了合謀、捂房、惜租等等不良市場行為。
在這一過程中，中介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雖然左暉辯稱"我們（鏈家）佔的（租賃）市場份額也沒百分之幾"，但與散戶租客分散決策想比，中介的行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導向作用。特別是在區域市場，中介所做出的集中決策，帶有風向標的色彩。而當資本介入後，最終引發了房租的上漲。
有數據表明：鏈家旗下的自如目前已掌握40萬套房源；蛋殼公寓在北上廣深有17萬套公寓；我愛我家則約27萬套；相寓也有55萬套在管的房屋……這些大型中介進入租房市場後，其局部市場佔有率可能已高達百分之幾十。這也就意味著這些大型中介掌握了租賃市場的定價權。
儘管鏈家方面否認北京天通苑的月租金由六七千元猛漲至一萬元，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租客的負擔已變得越來越重。
"有詩為證"——第一代打拼完搞到一套房；第二代打拼完搞到幾套房；第三代靠收租成為貴族。
·國外如何打擊高房租？·
面對北上廣深高企的房價，大多數年輕人只能望樓興嘆；如今，連創新高的房租又對他們形成了"二次打擊"。如何破解高房租？不妨看看歐洲部分國家的做法。
在德國，租房的比重要超過有自住房，租房率大約百分之五六十。如此高的租房率，首先得益於德國《租房法》。該法在修訂後於2012年12月生效，規定三年之內租金漲幅不能超過15%。然而，近些年德國房租整體水平年上漲僅1.5%，低於德國CPI 2%的年漲幅。
事實上，德國房租漲幅並不都靠法律來管制，更主要的是德國整體的供求相對平衡，並且德國中小戶型一類的房源供應尤為充足。在德國，即便像擁有300多萬人口的柏林和一兩百萬人口的漢堡，也僅相當於中國國內一座三四線城市，區域的租房需求強度遠遠低於中國。
需求的分散，加之充分的供給，導致德國房屋租賃市場整體較為匹配，自然也就沒有了推高租金的土壤。
再看看西班牙。在西班牙深陷金融危機時，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一個身處住房危機的人如果看到一處空置的房屋，那麼便可以大搖大擺的住進這座空置房屋；如果房東在24小時不能與其達成協議，讓其走人，那麼房東只能向法庭提起訴訟。但這是一場馬拉松式的訴訟，訴訟期會長達半年到一年。
這樣一種極端的做法，體現了西班牙社會對那些靠囤房甚至是空置房漁利資本行為的不齒。
雖然中德兩國國情不同，也無法照搬存有巨大文化差異的西班牙的做法，但對於破解高房租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要讓市場更為充分地發揮作用，讓市場信息更加透明。同時，對於囤房、空置等行為要出臺一些相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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