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發展過程中，無一避免的是離不開相關政策的支持。細數人工智能發展起來的這幾年時間裡，全球究竟頒發了多少項與人工智能相關的政策？這些政策又產生了哪些影響？
1942年美國科幻巨匠阿西莫夫提出“機器人三定律”，該定律為後代創作提供了一定的指導意義。
1956年夏天，美國達特茅斯學院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工智能研討會，被認為是人工智能誕生的標誌。在會上，麥卡錫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概念，紐厄爾和西蒙則展示了編寫的邏輯理論機器。
1968年到1972年間，美國斯坦福國際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SRI)研製了移動式機器人Shakey，這是首臺採用了人工智能學的移動機器人。
如果把時間撥回到人工智能誕生的十年時間內，我們很容易看得出來，當時推動人工智能發展的僅僅是這些研究所的科學家們。或許他們並沒有看到人工智能在未來的發展，所以人工智能的發展是很坎坷的。
對於中國而言，更是如此。20世紀50—60年代，人工智能在西方國家得到重視和發展，而在蘇聯卻受到批判，將其斥為“資產階級的反動偽科學”。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雖然蘇聯解禁了控制論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但因中蘇關係惡化，中國學術界將蘇聯的這種解禁斥之為“修正主義”，人工智能研究繼續停滯。到了1978年，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發表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講話。提出“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的戰略決策，打開解放思想的先河，促進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使中國科技事業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所以，如果任其自然發展的話，人工智能到現在是不會取得這樣的高度，人為政策的干預和重視，是人工智能發展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因素之一。
在當今人工智能發展的過程中，如果說把算法等技術視為推動AI發展的重要因素，那麼政策毫無疑問起到了輔助性作用。在國家下達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政策之後，各省市紛紛響應人工智能發展大方向，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同樣的，在全球範圍內也掀起了人工智能潮，並紛紛確立人工智能的發展政策。
2017年10月，石油大國阿聯酋將人工智能確立為國家戰略，同時高調任命了全球首個人工智能部長（minist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表明了阿聯酋要用數據這一“新石油”和人工智能來解決其社會和經濟發展問題的決心。
同樣是在10月，英國工業聯合會（CBI）發佈《在英國發展人工智能產業》的報告，十分看好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對英國生產力的促進、提高作用，預計到2035年AI將給英國經濟增加8140億美元，併為此提出了18條公共政策建議，涉及“提高數據獲取、促進技能供給、最大化AI研發、支持AI傳播和滲透”等四個主要層面。
以及歐盟委員會日前宣佈將在人工智能領域採取三大措施：一是至2020年將投資15億歐元，並帶動公共和私人資本參與，預計總投資將達到200億歐元；二是促進教育和培訓體系升級，以適應人工智能給就業崗位帶來的變化；三是研究和制定人工智能新的道德準則，以捍衛歐洲價值觀。
這些人工智能政策，共同加速了“互聯網+”，使人工智能的發展開啟了全新道路。從我國的頂層設計方面來說，已經越來越重視到人工智能作為一項基礎技術，能夠滲透至各行各業，並助力傳統行業實現跨越式升級，提升行業效率，正在逐步成為掀起互聯網顛覆性浪潮的新引擎。未來，在這些政策的推動下，人工智能發展將會越來越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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